一片承包的鱼塘为何引发全国讨论？其中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告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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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之初，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引发“雇工之争”，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春天的故事"中的一朵耀眼鲜花。
今天“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推送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94岁离休老同志季音《鱼塘风波——农村改革报道的回忆》，作为当年人民日报关于鱼塘事件大讨论的编辑，让他为您讲述其中的来龙去脉。
”🔹全文共2825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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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无鱼！”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时间里人民生活的一个叹息。原因是生产队社员的家庭养鱼被指斥为“搞资本主义”，是不允许的。生产队的集体鱼塘常因管理不善，无法给市场提供满足需求数量的商品鱼。如何使人民的餐桌上早日出现淡水鲜鱼，成了许多人既关心而又苦无良策的一件事。
1981年，素有淡水养鱼传统的广东传来一件新鲜事：广东有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冲破保守的旧思想，大面积承包鱼塘，显著提高了鱼的商品率。这个消息由广东一个叫陈处兮的读者提供，他在寄来的一篇调查报告里说：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6生产队社员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他经营的鱼塘平均每亩产量比当地生产队的鱼塘高一倍半到两倍。从1980年起，他和妻子承包集体鱼塘，专业养鱼。他承包后的鱼塘变化可归结为三个“大”，即鱼产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生产队集体收入大增。沙一大队第6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派几个劳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年年亏本。1980年下半年，陈志雄承包了这33亩鱼塘，仅半年就产鱼10000余斤，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就净收入承包金4500元。
陈志雄承包的鱼塘
可是，那时不少干部还没有从保守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件本不复杂的事引发了许多争议。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赞成陈志雄承包鱼塘，认为应当让这样的“养鱼能人”大显身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好处。但也有一些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争论的具体问题有两个：一是争论的焦点“雇工问题”，一是跨队承包问题。这位广东读者在来信中说，这个争论在当地还在继续，希望能够得到人民日报的帮助。
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
引发读者思考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持工作，编辑黄彩忠同志把这篇调查报告给了我，我读后觉得文中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又感到有些棘手，因为它涉及一个敏感的“边缘问题”即雇工问题。怎么办？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丢进纸篓不发表，天下太平。但我不甘心，既然存在这样一个既重要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鉴别和思考呢？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放到报纸上来，后得到编辑部领导的同意。1981年5月29日，我在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附上编者按：
《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提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确实值得议一议。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探讨，以求得正确解决，使广大社员做到各尽所能。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点击图片即可查看高清图）
接着，我们就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讨论专栏，摘要发表读者的来信来稿。讨论引起了很大反响，读者来信来稿之多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多数对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方式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有少数持否定看法。我们第一批选择其中22篇陆续发表，基本上把两方面的意见都摆了出来。
198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读者来稿《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
讨论很自然地集中在下列几个问题：
1
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如何正确地看待“能人”（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2
如何正确看待雇工现象？
3
如何正确看待冲破区省行政地域界限出现的跨队承包？
这些实际上都是当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遇到的共性问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的两位读者看了报上的讨论后，专程跑到沙浦公社作调查，用传统的保守观点写了篇调查报告，报告依据的事实与5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报告基本相同，但这篇报告的结论是：“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的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两位作者还认为“陈志雄之所以获得惊人收入，并不是因为他有惊人的本领，主要是钻了集体经济的空子”。总之，他们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
不久，这份调查报告被新华社一位记者编成内参稿，在内部刊物上刊登出来，很快传到了负责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那里，后提交给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一封信，信中说：“仲夷同志：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是怎样看法？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2
调查组亲赴调研
鱼塘能否“包”下去？
这封信下达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意见说得很重，岂能轻视？于是由省到地、由地到县，层层讨论。省委责成农委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地委、县委也纷纷派出专人前去查明真相；当地生产队干部与陈志雄本人一时间几乎应接不暇。省农委调查组很快写出了一份《情况调查》，报告列举的事实与以往基本相同，但观点截然不同：
1
报告肯定了陈志雄在全（公）社首开专业承包的先例，使人们看到承包制的作用和生产的潜力，对冲破旧思想束缚、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积极的作用。
2
陈志雄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划等号，因为在陈志雄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承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3
调查列举事实证明，当地推广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方式后，“既使社员人人有活干，又发挥了专业户的作用，社员收入明显增加，有的困难户生活大为改善”。
围绕陈志雄事件而掀起的这阵风浪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许多干部吸取过去沉痛的历史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人民日报的这次讨论，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国家农委的《农委简报》增刊摘要转发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华南师范学院的调查报告，也介绍了人民日报的读者讨论，组织专会讨论，我也受到邀请。会上，许多同志认为陈志雄承包鱼塘的实践应当基本给予肯定。
人民日报上的这次讨论持续了3个月，于8月30日结束。讨论结束时在最后一期专栏上，我写了个编者按语：
“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使我们对于在农村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以后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在认识上又进了一步。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来信说，这一讨论对人们解放思想，有很大的启发。看来，这种围绕着一个问题各抒己见、相互磋商的讨论，是一种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方法。”
1981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进一步解放思想 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鱼塘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
后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一名领导同志专程去广东高要县访问了陈志雄，给我们带来新信息。他说，人民日报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讨论，提高了人们对专业承包责任制的认识，坚定了陈志雄“包”下去的决心，承包鱼塘4年来，向集体上交了承包金14.1万元，向国家缴纳税金2900多元。有5个社员被他培育成了养鱼能手，陈志雄被光荣地评选为高要县劳动模范。
如今广东副食品市场上鱼既多又新鲜，价格还公道。即使像北京这样过去鲜鱼稀缺的北方城市，现在活蹦乱跳的淡水鱼也到处都是。过去被认为难以解决的“食鱼难”问题，已成为历史，这鲜鱼市场的好形势来之不易。现在雇工问题已顺利解决，陈志雄大面积承包鱼塘的经验已在广东等不少地区推广。
这次讨论使我再次认识到，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是应当有一点勇敢创新精神的。
陈志雄承包鱼塘事件的新闻剪报
注：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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