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南欧峰会：欧盟内部的又一道裂痕

今年9月9日，当今欧洲左派的代表人物、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邀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首脑聚会雅典，探讨经济形势和难民危机等欧盟的当务之急。

据报道，法国总统奥朗德这次申明：“我们需要一个刺激增长的纲领。”意大利总理伦齐甚至制定了一个500亿欧元的类似公积金的基金计划，要求欧盟每个成员国注入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0.5%的资金，以便那些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的国家能从中借钱来重振经济。

以往，地中海沿岸国家曾提过不少这类烧钱的建议，但由于它们内部四分五裂，所以很难形成统一的立场。因而欧盟其他成员国对这类零星的建议大都会一笑了之不予理睬。在布鲁塞尔圈子内，南欧诸国常被讽喻为“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

可如今情况已有所不同：在这次雅典峰会上，笔者看到了一个在国际场合难得如此神采飞扬的奥朗德。这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圈子里，他终于可以不再当默克尔的陪衬人，并体验到众星捧月的感觉。齐普拉斯和伦齐彼此勾肩搭背，犹如一对亲密患难弟兄。葡萄牙严格地来说并不算地中海国家，但在这个新的大家庭中也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如此规模的南欧峰会在历史上可谓开天辟地头一回。受邀者中除西班牙代理首相拉霍伊属于保守派之外（他本人也未到会，派了位国务秘书出席），其他与会者均属左派阵营。纵观欧洲左右两派眼下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我们可以找到以下规律：在相对富裕的欧洲北部国家中，右翼势力正呈上升趋势；而左翼政党则在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南欧国家中执政，这里可谓旌旗招展，红遍了欧洲半壁江山。

雅典南欧峰会的最大看点不在意识形态的左右之分，而在于一个针对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富国俱乐部的“南欧轴心”正悄然形成。这意味着，欧盟内部除了早已存在的“东西对立”（或“新旧欧洲对立”）之外，又增添了一道新的裂痕：南北博弈。如果南欧诸国这次真的拧成一股绳，精诚合作，那欧盟舞台上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可小觑的组合。

“拉丁联盟”死灰复燃

早在19世纪，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一直想建立一个联合组织：拉丁联盟。目的是更广泛地联合南美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以此来达成欧洲统一，并抗衡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进入20世纪后，这个愿景在该地区的知识精英中依然存在，但政治上却已无人问津。二战后成立的旨在统一欧洲的“煤钢共同体”成为“拉丁联盟”的终结者。

德国统一过程中，密特朗为了削弱德意志银行以及德国经济在欧洲可能重新赢得的影响力，力主统一欧洲货币，流通欧元。可结果事与愿违，德国的实力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因此而大增。应该说，欧元给德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任何一个欧元区国家。眼看德国日益坐大，法国政府打算重新启动昔日的“拉丁同盟”。

2008年，在萨科齐的积极推动和主持下，地中海联盟正式成立。表面上看，该联盟主要是为促进中东阿以和平进程和扭转土耳其致力于加入欧盟的目标，但其更深层的战略意图则在于扩大自己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求在对德关系中找回一些主动权。

默克尔在看到这点之后积极介入，成功地把法国打算主唱的这个平台改变成整个欧盟与环地中海国家间的合作联盟，名正言顺地将其置于布鲁塞尔的监督下，成为一个为地中海国家服务的官僚办事机构，再无政治影响力可言。法国对此耿耿于怀，却又没有公开对抗的理由，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不出。未曾想，南欧国家眼下面临的诸多问题使“拉丁之梦”再度复兴，而且这次来势凶猛，似乎真有可能对德国为首的北欧势力产生持久性的压力。

欧洲的“南北对峙”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根源。欧洲文明兴于南部：无论是人类的三大宗教，还是民主、法制和西方哲学，均始于地中海地区。用法国作家保罗·瓦勒里（Paul Valery）的话来说，地中海就是一部“文明机器”。作为欧洲文明摇篮的希腊，一直就看不起北部的暴发户德国。

1916年一战正酣时，有一篇题为《拉丁文化》的文章反映了南欧人的历史自豪感。该文的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那些整天吃酸菜（德国代表性菜肴）的人，居然敢自视为感性超绝的雅典人的直接继承者！”欧元危机中，希腊在指望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国家救助的同时，还不忘数落一下德国财长：“这位朔伊布勒先生竟敢羞辱希腊，他算老几啊！”

在南欧的自我认知中，自信和自疑同时存在。他们一方面对自己曾经的辉煌非常自豪，同时却无法掩饰对未来的担忧甚至恐惧。问题是，北方人所拥有的富裕并非靠做梦获得，他们的基业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辛勤的付出建立的。南方之所以被现代化淘汰，或许正是长期高枕昔日辉煌的结果。直到今天，南欧人依然自豪地保持着以往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北方人刻板无趣。在他们眼里，生活情趣永远要高于专业技巧。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南北的对立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兼容。笔者且把这种对立称为“伦理地理”，此处的“伦理”更多的不是指道德，而是人们的生活礼仪和风俗习惯。

文化与文化之间如果忽视这种“伦理地理”因素的存在就难以和谐相处。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这种民族和区域之间的不同或许是创作的源泉，但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对立则具有潜在的危险。可惜，欧盟在寻找金融和债务危机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夸大成南北对立的根源。笔者担心，理性政治一旦被感性政治取代，很可能会断送欧洲的前途。眼下左右民粹主义的崛起，已经发出了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齐普拉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达得相当清楚：“今天，北方富得流油，南方穷得叮当。如果我们不把解决就业视作当务之急，那欧洲将有分解的危险，民众也将不再接受欧盟，反欧力量将会问鼎政权。”

他的语言虽然带着左翼民粹的风格，但他所指出的情势并非危言耸听。这次南欧峰会发出了以下强烈信号：本地区国家共同的危机意识将促成共同的行动意识。默克尔是否还能巧妙扭转这个局面，将决定欧盟今后的发展方向。

盟中之“盟”

9月16日，欧盟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英国脱欧后的首次非正式峰会。各成员国和各跨国组织利用这次机会相互摸底，寻找做交易的机会。峰会前，各国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纷纷进行了频繁的穿梭外交，以期重新洗牌，为自己在欧盟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欧盟成立至今，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它迈出的每一步，都与那个阶段的现实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造就了一个个形形色色的双边和多边机制。要更好地了解欧盟的过去和现状，就应该先来看看这个超国家组织中究竟还有多少重要的盟中之“盟”：

一、德法传统“二驾车”机制。该机制原先有着较明显的分工：法国是西欧内的政治老大，德国则是经济火车头。两国在这个框架下相安无事彼此提携了多年，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裂痕，英国脱欧后该机制更加显得捉襟见肘。

二、德意法三国首脑峰会机制。这是德法两国为适应欧盟内部危机而采取的一个新举措。至于这辆“三套车”是否能凑效还是个问号，因为法意更多代表南欧利益，无法真正反映欧盟全貌，因而未必有信服力。

三、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联盟，成员国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该联盟曾有意吸收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后因四国在对俄制裁上有分歧而放弃。但在难民问题上，四国协调立场，坚决抵制默克尔的分摊机制。是欧盟内东西对峙的最突出代表。

四、南摩拉维亚的“奥斯特里兹格式”（即所谓的“斯拉夫科夫三边组织”——Slavkov trilateral）。成员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三国。该组织的名称源自1805年“反法同盟”与拿破仑军队之间在奥斯特里兹发生的战役，是中欧和东欧三国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德法体系”，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举措，但并无实质性建树。

五、“魏玛三角”（德国、法国、波兰）。这个三角同盟始于苏东集团解构之后不久，是西方为了尽快东扩的一个举措。波兰和许多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这个三角关系不再稳固，在对待土耳其入盟和俄罗斯问题上，各方存有不小的分歧。鉴于欧盟目前面临的问题，说不定该组织还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毕竟波兰是欧盟新成员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六、中欧防务协作（CEDC）：成员国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波兰享有观察员身份。2010年成立后，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中欧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内。难民危机爆发后，该组织成为反默克尔政策的主要平台，如决定关闭巴尔干路线等。

这些架构是一把把双刃剑：它们在维护区域性利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大家赖以生存的欧洲大厦本身的建设。

若干年以来，欧盟正经历五个环节的“脱钩”现象：第一是公民社会与本国及欧盟官僚机构的脱钩，也就是布鲁塞尔的许多决策脱离现实或不够透明，难以得到百姓的认同。第二是北欧富裕国家与南欧落后国家的脱钩。第三是新旧欧洲（即东西对峙）的生隙脱钩，尤其在难民问题上双方的对立几近不可调和。第四是欧盟“双驾车”德国和法国的逐渐脱钩。第五是英国与欧盟的脱钩。

随着英国宣布回归“光荣孤独”，第五个脱钩业已启动。余下的则正在酝酿和进行过程中。欧盟是否能安然度过这个“生存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语），要看各成员国是否有患难与共的决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