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祥：“钱学森之问”是一道艰深的命题吗？
一、一所中学的校训：“弘扬诚勇，追求卓越”
“弘扬诚勇，追求卓越”——是我所就职学校的校训。这所学校是吴玉章、张澜创办的。
对于这所学校的每一位师生来讲，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它出现在校园的角角落落，它是我们的“圣经”，我们满怀尊崇。
但我们似乎也只把它视为一句大气的标语、一句给力的口号。或许因为司空见惯，我们没有认真思考这句话，似乎也没有付诸实际行动。从学校方面来看，一直以此为校训，一方面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另一面更多的可能停留在名人效应——就像这句话的字体是拓印自启功的书法作品。
我们习惯性地把这句话的前后两部分理解成并列关系：我们要弘扬诚勇，我们要追求卓越！
某一天，再一次面对这句熟视无睹的话，我恍然醒悟，这句话说的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卓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弘扬诚勇!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张澜、吴玉章等先贤，当初筚路蓝缕创办经营这所学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办学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卓越”人才。然而卓越人才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怎样才能造就卓越人才呢?他们一定也想到了诸如勤奋、求实、博学、创新之类的。但他们想过去想过来，反复思考权衡，在众多的素质中，他们选择了“诚勇”。他们认为不“弘扬诚勇”，无以“追求卓越”。
先贤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诚勇，是卓越的前提，是卓越人才最基本的素质。
二、不诚勇无以谈卓越
诚勇的人唯实唯真理，不唯书不唯上;他们不欺人，他们不自欺。
他们单纯真诚坦诚。他们唯有一腔对真理对学问对科研对艺术最朴素的虔诚。
努力学习可能是为了找好工作升官发财；也可能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说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在一个说谎成风的环境里说出努力学习是为了升官发财的话的人，可谓诚实勇敢的。但是这样的人注定成不了卓越人才。一心想着升官发财却冠冕堂皇地宣称“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这样的人也是注定成不了卓越人才的。
诚勇的人有责任感，能担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诚实是需要勇敢的。虽然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但是我们不敢说出来，甚至唯唯诺诺，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养成一种奴性。别人指鹿为马，我们也指鹿为马，别人说亩产1万斤，我们也说亩产1万斤。我们左右逢源，我们八面玲珑;或者仅是为了保命而已。我们倒是成为“人精”了或保住小命了;但人格已死，何谈卓越?
达斯科里、布鲁诺，都被活活烧死，康帕内拉被长期打入死牢……所有这些，都没有成为前车之鉴，都不影响伽利略成为哥白尼学说的坚定拥趸。在伽利略看来，科学家的良心就是追随真理。弥留之际，他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气。”
诚勇意味着听从内心的呼唤听从真理的召唤。在权势面前奴颜媚骨卑躬屈膝的人在人格上已经倒下了，注定在思想上也倒下了，只能成为卓越的奴才。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对天下国家的担当，已让位于一己私利或身家性命，还何谈卓越?须知卓是高出周围，所谓卓尔不群、卓然独立，不是蝇营狗苟，追腥逐臭，泯然众人。
三、“诚勇”地面对和回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英国学者李约瑟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近代史后，他疑惑：欧亚两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都并驾齐驱，可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科技渐渐落伍了?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首先来自于新的思想；而新思想的产生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宽容的社会氛围，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卓越人才产生的沃土。
百家争鸣的春秋，万象更新的盛唐，大师辈出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百花初放的20世纪八十年代，都是生动的说明。
反观明清之际我们那些智商特出的人都在干些什么呢？或承欢侍宴或皓首穷经。在这两方面，都不乏集大成者，然而对国家对民族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悲夫！
当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如李贽一类的卓越之人。然而这样的时代格外地要求他们沉着诚勇有辨别不自私。是故龚自珍受不了了，大声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又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百度百科说“‘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有那么“艰深”吗？问一问自己，我们够“诚勇”吗？如果我们够“诚勇”的话，我们会相信其实钱老自己是知道答案的，而且答案就在题干中。钱学森之问，实乃明知故问！只不过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来的钱学森，多年来的历练，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委婉了，而且时机选择在大渐弥留之际。且不说他论证的“亩产万斤”。痛哉！
而我们的不少媒体在报道“钱学森之问”时，更多地选择性地报道的是后一句。痛乎！不痛！
千呼万唤卓越人才出不来，那是因为我们普遍丢失了诚勇，即便是钱老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们还耿耿于诺贝尔奖，终于出来了一个举国欢呼的人，还叫“莫言”！
我们还注意到：我国最高科技奖的二十多位得主平均年龄82.5岁，八成有海外留学经历。稍作推理，我们还可以知道，大多数获奖者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接受的基础教育。
但是我们的那些教育专家、课改专家们就是置这些事实于不顾，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课程标准》里他们郑重地不无痛心地语重心长地写道：“……来一次教育观念的‘启蒙运动’，把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统一到素质教育的要求上来……本次教学改革不仅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还要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这几乎等于要改变教师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其艰难性就不言而喻了。从这个角度讲，教学改革是场攻坚战。”
我们的专家们本该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遗憾的是也都被阉割了，发出了娘娘腔。我不相信他们就不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幸而可悲的。但是他们把棍子打在最弱势的中小学教师身上。他们甚至还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中小学教师的观念从哪来？大学老师教的，现实逼的。
想起蔡元培“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学办好。”新课程标准里特别强调要把学生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我想这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专家自己要先问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看看我们考公务员的千军万马，不妨断言，只要考公务员的队伍还这么壮观，教育改革断无成功之时！
永远是“轰轰烈烈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应试教育”。为什么“轰轰烈烈素质教育”，行政命令给逼的；为什么“扎扎实实应试教育”？现实给逼的。
只要还有那么多不诚不勇的专家把持着讲坛和话筒，高谈阔论，信口雌黄，教育改革断无成功之时！
因为不诚勇，专家讳谈真相，真相不出，永远解决不了教育的根本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光是教学大纲就变了七次，高考也被取消过。改革开放以来，有春季高考、分省命题、自主招生，声嘶力竭喊过素质教育，轰轰烈烈搞过研究型学习。动作不可谓不大，结果不言自明。现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大幕已然拉开。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折腾几十年，不如回到解放前！
四、仰望一个教育的时代
据说那是个黑暗而专制的时代，钱学森也说现在没法跟那个时候的“大师”相比。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把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教会的影响。”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恐怕不仅仅得益于他的学问与人格。他的任命书是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蔡元培是革命党，黎元洪和北洋军阀政府请他来做北大校长，并且竟然让他做成了北大也应是中国至今最成功的大学校长。
想起南开大学之父张伯苓，“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张伯苓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私立南开大学成立。
不得不说那些军阀至少坚持了教育的底线：教育独立、办学自主、学术自由。
想起李敖说，重大节日期间，张作霖都会脱下军装，穿上马褂，忙不迭地跑到学校给老师们作揖说：“我们这帮人都是土包子，教育后代的事情可就要拜托各位先生了。”
想起山东军阀张宗昌，在莱州创办“昌武小学”，在省会济南恢复创办山东大学，礼聘前清状元潍县人王寿彭做校长，王死后力请辜鸿铭担纲校长。
……
写到此，思绪又徘徊在有同济时的四川古镇李庄，那些古旧的街巷，曾经灿若星河：傅斯年、李济、吴定良、董作宾、童第周……李约瑟就穿行其间……他们无疑是诚勇的，也是卓越的，至今我们似乎难望其项背。中国营造学社李庄旧址还在默默讲述着梁思成林徽因的故事……
抗战初期，同济大学向李庄的地方政府试探，迅速得到回电：“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小小的一个李庄地方政府，70多年前就有如此的教育情怀，让人悚然一惊，肃然起敬，油然生爱！
有地方政府如此，何愁产生不了卓越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