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兰的速朽文：侠客死了，只留下精神的尾巴
我们是一个崇尚侠客的国度。准确地说，曾经是。
春秋战国及至汉代，华夏大地侠客辈出，他们言必行，行必果；受托必践，己诺必诚；赴士困厄，千里诵义；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满载着那个时代的人格的光辉，为中国古老的文化添上了重彩的一笔。
然而，读《史记》、《战国策》，却总有一种感觉，一种在欣赏异国的文化、遥望别样的种群的感觉，就好像手里捧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史书，那些书中的人类并非我们的祖先，我们和他们根本不是一类人，因为他们的性格、品格和现在的我们实在是大相径庭。
有人形容，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飞流直下的三叠瀑布，从春秋的清澈爽达，到唐宋的雍容文雅，再到明清至今的麻木懦弱，这三叠落差之大，不能不让人感叹一种凄楚的衰败、一种岁月的悲凉。
下面讲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侠客，从他们动人心魄的故事中，可以窥见我们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侠肝义胆，怎样的豪气冲天。
豫让，战国时代晋国人，晋国执政智伯的门客。智伯对他非常尊重，他奉智伯为知己。
公元前453年，晋国卿大夫赵襄子联合魏氏、韩氏两家，擒杀了智伯，将晋国瓜分。深深感念智伯知遇之恩的豫让，立誓要杀掉赵襄子，为智伯报仇。
豫让并没有什么武功，要想刺杀侍卫环立的赵襄子谈何容易。于是，他改名换姓，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并且学了一门最为低等最为下贱的手艺：修整厕所。以修整和打扫厕所为生，这在那时也是被人们看不起的，从业者极少，因此没过多久他就被选入赵襄子的王宫。他天天怀揣短刃，急切地盼望赵襄子来上厕所，打算在赵襄子蹲坑的时候，他就冲过去，一刀将赵襄子刺死在肮脏的茅坑之中。
终于，赵襄子来如厕了，然而，还未等豫让掏出刀来，他就被赵襄子看出了破绽并被擒获。
豫让被押入宫中审问的时候，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冲赵襄子高叫：“我要为智伯报仇，就是来杀你的！”赵襄子的侍卫们见状，纷纷拔出刀来要杀掉豫让。赵襄子却感叹道：“义士！义士啊！我要是杀了义士，岂不是不义？天下人会怎样看我？放他走吧，我以后小心注意就是了。”
不要以为赵襄子放了豫让，豫让就会感激他的不杀之恩从而善罢甘休。在那个浸润着侠义之风的时代里，誓言比生命还要重要，既已立誓，那个誓言就成为了他的使命，任何事情也不能使他忘掉或者改变誓言。也就是说，誓言的目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誓言本身。
回家后，豫让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然后干了一件在现在的人看来简直是疯狂到“傻逼”的事情：为了不让赵襄子及其侍卫认出他来，他剃掉胡须和眉毛，再将树漆涂满全身，使皮肤溃烂生疮，从而把自己的容貌彻底毁掉。容貌毁了，声音依旧，他就吞下通红的火炭，把声带烧坏。如此一来，除了他自己，世上再没人知道他是豫让。
准备工作完毕，就等行刺的机会了。那天，他打听到赵襄子离宫狩猎，途中必经一座石桥（即现在太原西南赤桥村的豫让桥），他就腰别短剑早早地埋伏在桥下。孰料，赵襄子的车马走近石桥时，马儿忽然受惊嘶叫，赵襄子顿时警觉，赶快让侍卫四下查看，结果发现了埋伏在桥下的豫让，豫让再次被擒。
豫让已经毁容毁声，谁也不知道这个满脸癞疮如同乞丐一样的家伙是谁，然而既已被擒，豫让觉得再没有隐藏身份的必要，于是坦承自己就是发誓非杀赵襄子不可的豫让。
赵襄子敬佩豫让这样的侠肝义胆之士，但是他清楚，被豫让这样追杀下去，自己肯定早晚有一天会性命不保，因此心里犹豫这次是放掉还是不放掉豫让。豫让心里却是另一种想法，他觉得把自己毁成这样了，还是刺杀不了赵襄子，那以后恐怕就很难再有机会接近赵襄子，于是他对赵襄子说：“请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刺衣服几剑，就算把你杀了，我的誓言也就算实现了，如何？”赵襄子知道侠客们语重如山，就这样了结了一个恩怨，倒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于是他脱下衣服，让侍卫把衣服和从豫让身上搜出的短剑一起交给豫让。豫让右手握剑，左手擎衣，狮子般怒吼一声，连刺衣服三剑，然后回剑抹脖，自刎而亡。
“豫让击衣”，给我们演绎了那个时代的壮烈和决绝，诠释了我们的祖先对轻生重义的理解。
再来看西汉时的侠客郭解。郭解个子矮小而性格强悍，年轻时藐视权贵，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因此名噪一时。进入中年后，他行侠的重点转为以德报怨、解危济困。
郭解的外甥倚仗郭解的威名，横行乡里、霸道凌弱，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这个恶少和别人喝酒，席中一人酒量小，喝了几觚就面红耳赤，再喝不下去了，他却强人所难，把那人的鼻子捏住，强行给人家灌酒。那人怒火中烧，又趁着酒劲，就拔刀把这个恶少刺死，然后逃跑了。郭解的姐姐悲愤交加，说：“以我弟弟的义气和名声，竟然有人敢杀我的儿子！”她让人把儿子的尸体扔在路旁，以此来胁迫郭解为她儿子报仇。
郭解当然也非常愤怒，立刻派人四处打听凶手的下落。凶手摄于郭解的名望，知道只要郭解找他，自己肯定就逃不掉，于是主动负荆来向郭解请罪。郭解得知具体情况后，说：“我那个外甥平时就没少作恶，这次被杀也是因为他无理，所以你杀他是应该的。”然后放走了凶手，自己将外甥的尸体收葬。
郭解既不是官，家境也比较贫寒，不过是村中一老农而已，然而由于他的侠义勇烈，人们都非常尊敬他，他每次外出和归来，遇到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但是，那天他遇到一个人，却似乎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见他迎面过来，只是坐在地上傲慢地斜乜着他。郭解的门客见那人对郭解如此不敬，气得要过去教训那个人。郭解制止门客说：“人家有什么过错？我久居乡里之中，却得不到乡里人的尊敬，这肯定是因为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所以，我不仅不该怪罪他，还要感谢他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更要加倍对他好才是。”随后，郭解找到乡尉，恳请乡尉下次免除那个人的徭役。那个人得知此事后，对郭解肃然起敬，从此成为郭解的莫逆之交。
由于郭解的威望，当十里八乡有人结仇时，他自然成为最佳调解人。有一次洛阳城中两伙人仇杀不止，人们陆续找了十几个城中的贤人豪杰居中调停都没有效果，于是只好跑到乡下去拜请郭解。郭解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城里，分别会见两伙仇家，对他们晓以大义、陈说厉害。两伙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还是接受了郭解的调解。郭解对他们说：“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都不肯接受，现在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我这个乡巴佬就有侵夺城中贤豪调解权的嫌疑了。所以，你们还要做出不听我的调解的样子，等我离开以后，再让洛阳豪杰调解一次，那时你们再宣布和解。”
郭解的低调谦恭，更加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每天去拜访和投奔他的人络绎不绝。有一件事足以概括名满天下的郭解受人们尊崇的程度：当他被汉武帝追捕的时候，素昧平生的临晋大侠籍少公帮他出关，追踪而至的官兵抓到籍少公，逼迫他说出郭解的下落，籍少公竟慨然自尽。
豫让，憨笨少谋；郭解，矮小谦恭。然而，他们却是我国古代侠客的代表。这就给了侠客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侠者，未必是武林高手，未必是威猛大汉，文弱书生、甚至柔弱女子，只要心中具有不畏权贵、不为名利、听命于良心仗义守信的干云豪气，都可以成为令人仰慕的大侠。侠，是一种品格，一种胸怀。
侠，产生于人性光辉极度张扬迸放的春秋时代，在反抗暴秦的壮烈岁月里，到处是萍踪侠影，他们为推翻暴秦立下了显赫的功勋。汉代初期，由于施行宽松自由的“黄老政治”，侠客们如鱼得水，将我国的侠文化推上了又一个高峰。
然而，随着封建秩序的逐步完善和固化，追求自由、独立、平等的侠客越来越被统治者所不容，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理念冲击着等级制度赖以生存的禁锢思想、消灭个性的根基，对专制统治构成了威胁。在统治者的挤压、剿杀和驯化下，《三侠五义》中“侠客”已经向规则屈服，他们竞相攀附权贵，以沦为权贵的附庸为荣，在面见宋仁宗时，名满江湖的“五鼠”竟然“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天马行空的侠义英雄一旦遭遇权力，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才相。其实，在那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侠客已经死了。
及至元清，在异族的蹂躏下，华夏大地铁骨尽失，就连“传说中的侠客”也没了踪影，空留下一条精神的尾巴。清代所谓的侠义小说，其实不过是忠君事上观念的宣传品，侠义精神被专制伦常侵蚀，礼教尊卑取代了独立自尊，那里的“侠客”，一个个倒像是被抽掉了脊梁的狗狗。
鲁迅有评，“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他们转而效命于官员，“给他保镖，替他捕盗，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那么现在呢？满清早已死了，侠客却并没有活过来，甚至那条偶尔自慰的侠客精神的尾巴，也变得越来越细。
这条尾巴会消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