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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中国历史上的有钱人究竟有多惨?不信来看看!

2017-06-13 吟风阁


胡赛萌 于 2017/6/9 21:50: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这句话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许多有钱人的恐惧和焦虑。这种恐惧,并非杞人忧天,更非庸人自扰。近年来,进去的企业家还少吗?两千年来,身死财散的红顶商人还少吗?


帝国时代的中国,从来不缺帝王将相,缺的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一部24史,就写尽无数帝王将相,而企业家,不过是帝王将相本纪列传中的三两点缀而已。就算是这点缀,也充满了无奈和悲情,甚至是屈辱和杀戮。



相比于重视金钱的商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中国重视的是权力。这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判,只不过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特征与特质。


既然重视权力,那么必然蔑视金钱,所以中国的士大夫一般都耻于说钱,商人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也是最后一个,所谓士农工商。


不过,无论是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都少不了商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重视权力的社会形态中,商人尽管备受权力的歧视,但也要竭尽全力地跟权力保持关系,所以就诞生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红顶商人。


所谓红顶商人,亦官亦商,既是官员又是商人。


在红顶商人那里,其官职是靠金钱赎买的社会荣誉和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又为自己的金钱事业提政治便当和社会便利,使其商业利润能够更巨额、更惊人。简言之,红顶商人是以钱买权,以权捞钱,最后达到权钱并收的目的。


可是,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吗?鱼和熊掌况且不能兼得,遑论金钱与权力?


在中国,红顶商人往往难以善终。从先秦时代的吕不韦到明初的沈万三,再到清末的胡雪岩,无一例外是身死财散,数千年来一以贯之。


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商人,吕不韦是一个坚定的暴利主义者,政治与权力在他眼中就是金灿灿的利润。



有一次,他问父亲:“耕田所得的利润与成本的几倍?”吕父答:“10倍。”他又问:“我采购金银珠宝,然后销售出去所得的利润是成本的几倍?”吕父答:“100倍。”他再问:“如果扶立一个国家的君王,借此掌握国家政权,其利润是成本的几倍?”吕父答:“不可胜计矣!”


为了实现自己的暴利目标,吕不韦将所有的宝都压在了秦国王子子楚的身上,还将自己最喜爱的赵姬送给子楚。果然,吕不韦不计代价的付出为他获得超级丰厚的回报,子楚登上秦国王位,吕不韦不但掌握了朝政,还被封为“文信侯”,秦始皇嬴政登基后,吕不韦官至丞相,而且还被秦始皇尊为“仲父”,可谓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权倾天下。


然而,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数年之后,吕不韦卷入嫪毐叛乱一案,受牵连被免除丞相职务,被秦始皇赶出咸阳,只能躲到河南的封地。不久,秦王担心吕不韦作乱,严令吕不韦举家迁往四川,吕不韦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害怕日后被诛杀连累家人,于是在忧愤之中喝下毒酒自杀而死。


与吕不韦的悲剧命运相比,元末明初的大富豪沈万三更是让人唏嘘。沈万三利用江浙河道纵横、临近大海的地理优势,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扩大资本,迅速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洪武六年,朱元璋攻占苏州城。沈万三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立即看准风向大拍朱元璋的马屁以求苟全。


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后来索性想趁热打铁,请求出资犒赏三军,没想到拍到皇帝马脚上。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好在马皇后的劝说,沈万三才保住小命,被发配云南,最后在晚景凄凉中客死他乡。


清末红顶巨商胡雪岩的人生更是大喜大悲。


作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物资的得力助手,胡雪岩一直备受左宗棠器重,无论是镇压太平军还是收复新疆等等军事行动,胡雪岩鞍前马后,同时也大发战争财,成为富甲天下的超级大富豪。此时的胡雪岩,家产近3000万两白银,生意遍布全天下,官至二品,御赐黄马褂,成为不折不扣的清朝超级红色企业家。



然而,胡雪岩所不知道的是,在他拿下左宗棠西征新疆的订单后,就完全得罪了李鸿章和盛宣怀。正在人生巅峰的胡雪岩哪有这个危机感,此时的他还幻想着彻底垄断中国对外的丝业贸易。


为此,他斥资2000万两白银上海开办蚕丝厂,高价尽收国内蚕丝数百万担,而后再高价抛售。胡雪岩的这一举动又激怒了在华外商,结果大家联合起来拒购胡雪岩的华丝。


第二年,胡雪岩手中大量的蚕丝被迫贱卖。此时老对手盛宣怀又利用关系,在胡雪岩抛售时落井下石,不买他的货,使其库存日多资金趋紧。最后,仅仅蚕丝一役,胡雪岩就亏耗超过1000万两白银,家资去了近一半。


胡雪岩生意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官商百姓都到胡雪岩开办的钱庄提款挤兑,致使资金链断裂,各地票号、钱庄因挤兑提现纷纷倒闭。胡雪岩连忙给远在福州的左宗棠发报求救,结果石沉大海。


屋漏偏逢暴风雨,在李鸿章的报告下,慈禧太后下旨严查胡雪岩,结果被追查出胡雪岩亏欠公款计达二百四十多万两。此时,如梦方醒的胡雪岩才意识到,那怕朝廷里有十个左宗棠,他也无力回天。最后,胡雪岩被革去道员官职,当逮捕他的圣旨送达时,他已忧愤而终,最后被葬在一个乱石岗草草了事。


在权力至上的帝制中国,官员掌握的是核心资源——权力,商人不过是这个资源的附庸而已。有时,出于个人利益,官员会与商人结成某种利益同盟,但这种交易,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平等双方,更没有任何契约精神可言。


在官员看来,国家权力高高在上,天然凌驾于契约关系之上,每个国民都有为其服务的义务。因此,商人固然可以依附于官府谋取商业利益,但当官府认为自身利益受损而翻脸、变卦时,损失却只能由商人一方来承受。


这也正是为什么胡雪岩这样的商人固然可以借机牟利,却终究难免身死财散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中国红顶巨商的宿命和魔咒!吕不韦如此,沈万三亦如此,今日的胡雪岩们又岂能置身事外?


几千年来,能置身事外的大概只有一个范蠡。



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范蠡辞官归隐,几经转折,最后定居齐国海边。通过捕鱼晒盐等方式,范蠡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财富,家资巨万。消息传到齐王那里,齐王请范蠡进宫,拜其为主持政务的相国。


再一次登上政坛巅峰的范蠡此时却有退意,他感叹地说,“居家过日子我能积累数十万资产 ,当官搞政治我能做到卿相这一级别。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这已经是殊荣了。老是身处高位,名气冲天可不是什么好事。”说完,范蠡就辞了相国的职位,分了家产,带着妻儿老小飘然离开齐国。


范蠡是中国商人中的一个异类,是一个非典型代表。与其说他是一个商人,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家。对他而言,赚钱不过是打草搂兔子的副业。


正因如此,所以他有着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能在勾践起杀心之前离开越国,能在齐国内乱之前离开齐国。至于那万贯的家财,对他而言,不过是唾手可得的粪土而已。所以,我们不能说范蠡成功地逃脱了红顶商人的魔咒,只能说他压根儿就不是红顶商人。


七年前,支付宝所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面临着来自政府层面的巨大监管压力,大病一场的马云在康复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国家有需要,我将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十三年前,胡润推出了当年的年度富豪榜,时任国美电器董事长的黄光裕取代丁磊,以105亿的身家成为内地新首富。后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黄光裕淡淡地说,中国有钱人太多了,说我是首富的人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如今,要把支付宝献给国家的马云还是首富,而深谙国情的黄光裕却进去了。各位读者,你知道这背后的玄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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