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在两个极端之间
文章来源：爱思想 资中筠专栏
《文汇报》1月24日有一则报道，标题是“'我愤怒'不如'我思考'”。说的是有一个外国流氓在网上吹嘘他玩弄中国女性的经验，引起网民一片愤怒声讨、谩骂，既骂洋人又骂中国女人，一下子又提高到了民族尊严问题。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据此提出：“我愤怒”不如“我思考”，并举了国人只重视海外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中土学者的著作。在这点上我与张教授深有同感，例子不少，不再赘言。另外还想借此多发挥几句。
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没有哪国国民对“大国”、“强国”有那样普遍而强烈的向往。同时，在许多人心里又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心态，既自大又自卑，在排外和崇洋两个极端之间跳跃。一方面民族主义的神经极易受刺激，动不动就提高到侮辱国格，常有非理性之举；一方面，深层次的崇洋也达到盲目、非理性的程度。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为“人格与国格孰先？”那是有感于一则新闻：有一名外国老板罚全体员工下跪，只有一人宁肯丢掉工作也坚决不跪，媒体对这名工人大加赞扬，作为维护国格的典范。我想到的是如果老板是中国人如何呢？跪与不跪就无关紧要了吗？这么多人的人格受到侮辱，就不值得媒体关注了吗？同样的，就当前的例子而言，那个津津乐道其玩弄女性的流氓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男人这样侮辱中国女人就可以容忍了吗？或者，中国女人自轻自贱甘为中国男人玩弄就没有那么不堪了吗？在这件事上国籍是关键吗？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只是一个心地龌龊的无耻之徒编造出来的，那这也与民族大义无关。
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近刚从电视“焦点访谈”中见到，某上海淮海路的“地主”（或“房主”，恕我不知道行为人的准确的身份）为提高“档次”，要挤走明明市场效益很好，经济回报很高的国产名牌专卖店，将店面租给洋商，甚至不一定是名牌，只要产地是外国，只认“洋”，不认“牌”——当然不是任何外洋，而是美、英、法、德等国。只见镜头上一名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圆脸男子，对记者提出的关于经济效益、收入、公平等问题一概不理，只一味地重复：“我们就是要提高档次，档次呀！”在他心目中，国产牌子必然比洋牌子（注意，不是国货比洋货，也不是名牌与非名牌）档次低。在这里，商人的“惟利是图”也让位给崇洋的虚荣心了，即使租给洋商少赚钱，也在所不惜。这种无知加非理性的行为，很可能上当受骗，招来许多假洋鬼子，这该是闹剧呢还是悲剧？好在此事既然已在“焦点访谈”曝光，想来定会引起有关方面关注，这就有望妥善解决。此处举例主要是为说明一种心态。
本人有亲身经历也可作为例证：大约二十年前，出差到上海，那时住宿条件远不如现在，接待单位的招待所只有一间房间是带卫生间的，承蒙优待，事先把那间打扫出来给我住。在服务台登记时，那位女服务员直面我睁大眼睛用标准上海话说：“我当是外（a音拖长）国人，哪晓得是中国人！”陪同我的朋友十分尴尬，只好不断说：“格末蛮好！格末蛮好！”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好一点的房间一般供接待外宾用，那服务员的反应不算稀奇。不过善于鉴貌辨色的服务员敢于当面这样说，也说明一定的问题。二十年后情况大变，高级宾馆如云，中国人出入其中已不稀奇，一概享受微笑服务。但是不知从何时起，接话员、餐厅服务员不管对象，都先讲英语。宾馆“档次”越高，越是如此。一次应邀在一家宾馆的餐厅就餐，一桌全是中国人，七嘴八舌聊天正起劲，服务员在一旁耐心等了一阵子，当然完全听见我们都是讲的中国话，但是等插空问要什么饮料时，却还是“Excuseme，Sir……”那一次老伴发作起来说，你没看见我们都是中国人吗？他说“不好意思，这是酒店的规定！”在外国客人多的地方服务人员要求会说英语是工作需要，为了方便。但不管对象一律先说英语，以显示“档次”，恐怕还是那种潜意识在作怪。
我举的例子都是上海的，希望不会开罪上海人。诚然，盲目崇洋到处都有，决非上海独有，那种把国产品牌赶走为洋商让路的做法，报道中也提到了别的省市，还有新建小区冠以洋地名可见于许多城市。但恕我直言，在上海体验到的，有其独特的微妙之处，深入到本能，为他处所无。再举一例：我坐出租车路途较长时，常喜与司机聊天，可以了解不少世情。司机是寂寞的职业，也很愿意有人说说话，聊得高兴时，往往表示友好，恭维一下。北京的司机最常说的是，看来您是文化人（或教书的，或搞科学的，或离休老干部）吧。而在上海，同样的情况下，司机说，阿姨，你气质很好，是海外来的吧。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恭维对方，很说明心态。不过应该承认，在上海遇到这种情况是少数，因为上海司机远不如北京司机爱“侃”。因此从调研意义上，这不是科学的结论，只是个人感受而已。
其实，小市民的崇洋心理还是小焉者，更高层次的偏信洋人、耗资亿万的事，也是不少的。此类例子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的了，那就甘落刺小不刺大之讥吧。
吟凤阁点评：龙应台有篇文章，题目是《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比这篇文章更为深刻，可惜不让转载，读者可自己在网上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