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中国学术造假何时了？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王军：中国医学学术论文被国际期刊集中撤下，是国内学术乱象在境外的一次发作，根子出在中国自身的学术痼疾上。

最近，一则中国学术造假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107篇中国医学论文被国际期刊《肿瘤生物学》撤下，其中牵扯的医生和学生多达524名。

过去这些年，中国偶尔会曝出一些学术造假的消息，但像这起一次就涉及上百篇论文和几百人的事件还不多见。

由于此次事件发生在国外，因此，有了家丑外扬的意味。这进一步贬损了中国业已不佳的国际形象，如假货泛滥、抄袭、拷贝、山寨和不遵守商业规则等。

本次中国学术论文被集中撤下，是国内学术乱象在境外的一次发作，根子出在中国自身的学术痼疾上，而撤稿实为对浮躁的中国学术的一次矫正。要避免今后再次出现此类现象，中国相关部门应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净化国内学术界，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和人事制度，尤其要对专业人员选聘和考核办法中涉及论文的部分进行修订，对那些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要求应坚决废止。

这起事件暴露出的是中国医学研究领域的乱象，但其实，何止医学领域，中国几乎所有学术研究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术不端和造假的行为，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让我们简单还原一下此次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即中国的医生们是怎样炮制学术论文的。在中国的医院，除去患者以外，还有许多医药代表常年游走于医院的各个科室。这些制药公司的代理人，也就是推销员，会留心和抓住每个可以接触医院关键人物的机会，如医院领导和医生。只要他们稍有会意，这些医药代表便心领神会，马上慷慨出面解决。例如，医药代表会为医生“量身定制”外出考察的机会，以会议为名，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经过这些初步的感情投资，医药代表开始帮助医生打理其他杂务，如协助医生发表论文，疏通各个环节，提供高昂的论文版面费等等。这样做的目的，医生们也心知肚明。作为回报，他们会建议医院购买医药代表介绍的药物。到头来，患者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为不必要甚至无效的药物支付了高昂的价款。

在现实中，中国一些医生还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尽管可以用这些经费支付论文发表所需费用，但他们清楚，用公款发表造假论文，一旦东窗事发，后果会很难收拾。考虑到这些情况，多数医生更愿意接受医药公司私下的帮助，因为这样隐蔽，即便日后出事，也很难查实。这就是中国医学论文造假的大致流程。

在中国，论文造假已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不少人以此为生，更有以此为业的公司，有的甚至打着“文化传播公司”的旗号入住写字楼，堂而皇之地开门迎客。

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人，经常会收到一些莫名的邮件，声称能够搞掂各种学术期刊，包括重要的核心期刊等。他们为需要论文的人提供各种服务，其中的“全套服务”包括找人代写、代投论文，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和刊物上发表论文，“作者”只需付费即可。在这些人看来，学术论文只是可供买卖的商品而已。

可以说，中国目前相当比例的学术论文，特别是那些发表在低质量期刊上的文章，大都是“逼良为娼”的结果。因为这些论文只是为了评职称或完成工作考核，并非作者真实的研究心得。由于急需文章混过眼下这一关，因此，只要能有署名文章，他们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包括去购买论文。这种动机上的扭曲，一开始就起了作用，由此催生的所谓“学术论文”，其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生产和消费论文的大军中，不仅有科研院所的专业人士，而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在校学生。如最近的撤稿事件中，就涉及不少学生。如果说这是学生们不情愿的卷入，那么，目前中国大学确有一些做法在鼓励和要求学生发表论文。例如，中国学校会为学生设立名目繁多的课余活动，很多都以学生是否有文章公开发表为评判尺度。一些学生写不出或发表不了，就会去购买，否则不达标。学生们过早、无奈地接触到了学术界中的乱象，最终损害的将是中国学术的未来。

在当今中国，存在着一股全民写论文的倾向，一些与学术关系不大的工作岗位，也与文章挂钩。例如，医院的护士，要想晋升，就要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在中国，反对或不提倡护士写论文的声音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这是因为护士大都依规行事，因而这一领域难有学术创新。如果硬要护士写文章，那么，他们写的东西或许更像工作汇报或总结，不大可能有什么学术价值，公开发表更不值得。

在中国，类似护士写论文的工作岗位还有许多。这种专业人员选拔和考核的“一刀切”，其实有很多弊端。管理部门以为可以节约成本，殊不知这样做忽视了不同岗位的不同要求，有强人所难的意思，而只重视论文数量，不重视质量的做法也纵容了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行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学术论文，也绝非所有岗位都需要论文来显示工作职责。那种无论什么岗位，也不管什么人，都要通过论文来证实自己职业才干的做法是有害的。一句话，唯论文是举的做法不足取。

与上述通过炮制虚假论文骗取职称比起来，一些早就解决职称问题，甚至功名成就学者的弄虚作假，则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几年前，中国科技部撤销了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因为获奖材料存在严重抄袭和造假。一些细节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李连生被六名老教授联名举报后，西安交大校方百般阻挠，希望息事宁人，理由是这事闹大了不仅有损学校的颜面，而且也事关国家的脸面，毕竟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属于中国政府颁发的最高科技奖项。更荒唐的是, 校方居然承诺，可以要求造假者将科技奖的经费分给这些举报人（“治学术界造假‘癌瘤’要动真格”，《参考消息》，2011年2月12日，第八版）。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学术界的乱象并未出现好转的迹象。

常言道，“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或许，正因如此，学术研究具有了严肃和神圣的特质。然而，在中国，由于学术规范的长期缺失，一些人把学术当儿戏，甚至将其作为升官发财的手段，严重亵渎了学术精神。实际上，学术论文写作这件事，应该交由那些胸怀学术情结、具有真学识且愿意表达的人士去完成，否则，写出来的文章要么是短命的应景之作，要么是毫无价值的文字垃圾。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而且也令执政党“科技兴国”的战略无法实现。

显然，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诱惑，人们一般不会去造假。因此，要打假，就必须从源头上去除人们造假的动机。这是治理的逻辑，它不仅适用于学术领域，而且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以专业人员的选聘为例，如果不再只看论文，而是综合考量，那么，论文造假的动机也就被有效地去除了。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在现实操作中，还要视工作岗位和相关人员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遏制论文造假方面，去除动机的努力应与其他惩戒措施配套使用。例如，一旦有人举报，核实属实的学术造假，相关单位应从严处理，就像前几年轰动全球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造假被所在大学解聘一样，要追回科研经费、开除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

需要指出的是，治理中国学术需要综合的思维。毕竟，正常的学术秩序属于一国风清气正的表现之一。很多时候，学术乱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行为，也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譬如医学论文的造假，如果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攻坚能够妥善解决医药分家的难题，那么，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医药代表整天围着医生转，他们一起合谋炮制虚假论文的机会也将大幅减少。

鉴于中国学术界存在的各种乱象，更为了尽快建立正常的学术规范，中国政府应重典治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学术界存在的各种顽疾，以此树立中国学术的未来。

附录：FT：中国发起学术打假行动

中国科技部称，107篇论文遭《肿瘤生物学》撤稿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和科技人员的尊严。

中国当局正在打击学术欺诈，此前一份国际医学期刊撤回了中国作者在过去五年里发表的107篇论文，构成史上最大的同行评议造假案例。

《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期刊的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表示，之所以撤稿，是因为同行评议流程（由一名独立学者建议发表一篇论文）已被“伪造的同行评议报告故意破坏”。

中国科技部上周表示，这起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尊严”。该部誓言对学术造假“零容忍”。

政府承诺对撤稿论文逐一彻查，有些涉事论文作者可能被剥夺学术职务。他们承担或正在申请经费的科研项目已被暂停。

学术出版是中国经济中遭遇假冒的产品、销售数据或评论的最新领域。电子商务受到一波又一波虚假订单的困扰，其目的是提高在线卖家的排名，电影院线也卷入一项争议，涉及政府意图删除对国产电影的差评。

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领先者的努力，已经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学术发表来源。

然而，《浙江大学学报》的张月红总编表示，学者们受到的发表不了论文就不能晋升的压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近年来，中国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爆出的学术丑闻激增。在科学出版工作中率先采用反剽窃软件的张月红表示，生物技术领域尤其是一个“重灾区”。

去年，食品和药物监管机构发现，81%的药物审批申请在制药公司被要求核查其临床数据后被撤回。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迈克尔•格列内森(Michael Grieneisen)和张明华合写的一篇论文，美国曾经在30年期间一直在学术撤稿方面“领衔”世界，但在2009年被中国超越。

中国英文科技论文编辑联盟(ASEC)理事长夏华向(Harry Xia)表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和美国的撤稿数量都继续偏高，但考虑到论文的绝对数量，中国的撤稿率与全球平均水平大致相符。

夏华向补充说，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撤稿更有可能涉及学术不端行为。追踪学术撤稿的非政府组织“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数据显示，就同行评议造假导致论文被撤稿而言，中国领先世界。

2015年，《英国医学期刊》的出版商BioMed Central以涉嫌同行评议造假为由，撤回了43篇论文，其中41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

此外，根据科学刊物《自然》(Nature)的编辑之一卡伦•卡普兰(Karen Kaplan)发表的一篇论文，科学编辑公司的兴起导致研究人员不仅花钱请人校对或检查英文翻译，而且请人进行专业审议，甚至补充数据。

中国政府支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表示，2015-16年期间被主要国际出版社撤回的117篇中国论文中，有28篇曾经过中介公司润色，甚至有一些是花钱请人代写的。

“中国撤稿率较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知名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能获得大笔奖金，”撤稿观察联合创始人伊万•奥朗斯基(Ivan Oransky)表示。

在中国，不仅是高校研究人员，就连执业的医生都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获得晋升。

“中国需要让科学研究平静下来。这里的研究界太浮躁和缺乏耐心了，”张月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