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为啥纪念的是屈原而不是他

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

凭什么？

各位好，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发篇写端午的存稿吧，祝您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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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端午，今人都知道这个节日是用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不过这个定义仔细想来，其实很有问题。

首先，据民俗学家的考证，端午节最早是不是纪念屈原的，就很值得打个问号。

一种更古老、也更可能的说法，是认为此节日原本纪念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位楚国大夫：伍子胥。

虽然同为楚国贵族，但伍子胥和屈原的人生际遇、能力和选择都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是屈原的“对位镜像”——如果说屈原的人生信条是“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的话，那伍子胥好歹像个正常人一样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伍子胥他爹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本来官当得挺好，结果楚平王这老小子老不正经，看上了给自己儿子迎娶的媳妇，不仅自己笑纳之，还反过来做贼心虚，要废了太子以绝后患。

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伍子胥他爹伍奢、他哥伍尚及伍家全家100多口人都这场因“扒灰”引来的血案当中都被楚平王所杀。

伍子胥含恨逃到了楚国的世仇吴国，结识吴公子光，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

此后伍子胥尽心尽力的辅佐阖闾，成吴霸业，并反过头来痛击自己祖国楚国，攻陷楚都郢都，城陷之后立刻刨了楚平王的坟，鞭尸三百多下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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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化身复仇男神的伍子胥最后自己也没有善终，吴王阖闾死后夫差接班，老臣伍子胥与新王言语有不合，被下令赐死，死前伍子胥延续他一贯的“狼灭”风格，撂下狠话说：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苏州城的东城门上，说他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

吴王夫差听闻此言之后，于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捆成粽子样丢到了钱塘江中，据说伍子胥因此冤魂不散，隔三差五的就从龙王那里借兵，要兴师灭吴，于是就有了“钱塘江上潮信起”。

钱塘江岸老百姓估计是觉得“冤有头，债有主，伍大夫您报仇要找对主”啊，于是每年伍子胥被抛尸的日子，就往钱塘江里丢粽子，“贿赂”一下这位凶神，捎带手告诉伍大夫一声：大吴亡了很多年了，您老人家大仇得报，还是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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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我负笈魔都，平素经常在江浙地区转，知道那一带的老百姓至今仍觉得端午纪念的是伍子胥。

而我也觉得相比于屈原的传说，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更靠谱些：

首先，伍子胥被皮革卷吧卷吧丢江里的死状，确实更容易让人想起粽子。

其次，相比于自杀的屈原，被逼自裁的伍子胥确实更称得上是死不瞑目，实际上，死不瞑目很可能就是从他这个典故中来了的。

再者，在咱中国民间做神仙，跟马基雅维利所论的君主一样，都是“让人怕比让人爱”更容易受到祭祀，而相比“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圣上如初恋”的老实人屈原，伍子胥终其一生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睚眦必报、你敢伤我、我刨坟鞭尸也要加倍奉还的半泽直树式狠人风格。狠人死了容易成狠鬼，老百姓更怕他一些，更有定期祭祀让他消停点的动力。 

可是，为什么伍子胥后来在抢端午节这个“文化IP”的时候没争过屈原呢？这个道理也不难想。

如果屈原可以用现代国家主义视角被带上高帽，被叫做“爱国主义诗人”，那么伍子胥生前的行径则毫无疑问是“卖国贼”和“带路党”。

帝王们最烦这种臣下：人家楚平王不过是抄斩了你家满门么，你至于去帮对手把主上的坟儿刨了吗？哎呀呀这太没有臣道了。

秦以后，所有古代君王内心好像都住着个双标紫菱。

要知道，秦以后的那些大一统帝王们，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像楚平王这种为了一己私欲随意割臣下头颅如韭菜的混蛋事儿，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如果臣民们都学伍子胥，一觉得皇上对不起自己就脚底抹油去当了带路党，那这国家可还怎么管呢？这种人当然不能纪念，皇上们估计恨不得跟赫敏·格兰杰小姐学个记忆消除咒，让老百姓赶紧忘了咱历史上还出过这号人。

相比之下，屈原大夫显然就让人顺眼多了。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主上如初恋。主上要是身死国灭了，我自动去跳汨罗江，为其陪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念这段史书，估计感动的鼻涕泡都快乐出来了。要知道后世王朝覆灭，真愿意“死社稷”的君王都没几个，还有这种忠臣自己上赶着为帝王家业陪葬呢？好！大大滴好！赶紧纪念！

这样搞个三朝五代，端午节里人们自然就忘了伍子胥、牢记了屈原。

当然，有些吃货朋友说我连屈原也忘了，我就记得个粽子……也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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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去伍而存屈，是后世帝王刻意营造的文化情绪使然。可如果倒退回春秋战国当代，其实伍子胥的选择，反而是更容易被同情和理解的。

“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梦想，但在的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谁规定这笔买卖要“统购统销”，士大夫必须将自己的才学卖给自己所出身国家的那位君王。

最强调“忠孝”的孟子都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当我是手足，我当然视你为心肝宝贝。你当我是韭菜，我就把你当仇人。做买卖么，当然要讲究个公平合理。

好脾气的孔子说的比较委婉点：“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王都无道了，我还不赶紧卷铺盖走人？你当我是二啊？

所以伍子胥的行为虽然看似过激，但其实是非常符合孔孟之道的。先秦文化是自由的，也是讲求对等原则，君王善待臣下，臣下侍之以忠，这才是“对”的。像楚平王这样先“对不起”伍大夫，把他全家都杀了，那自然是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日爷出头，定没你好处。

是的，先秦时代人与人、人与国的那种关系，因为这种“对等性”（虽然比派平等还差了些），其实是比较正常的。商鞅是卫国人，得不到重用，就跑去秦国效力。吴起是卫国人，得不到重用，就横行魏楚之间。

当时国家与士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今天一些朝阳产业的老板与雇员之间互动——咱们之间别扯什么“为企业效忠”的PUA洗脑，你就说彼此能不能相投，相投就合伙创业，不行就一别两散，各生欢喜。这种交往简洁明快，方便高效，于是才有了百家争鸣、群雄并起。

可这个风气，到了屈原的时代，就彻底衰落了。屈大夫写《离骚》，文辞当然是没的说，但那个口气你会感觉特别不对劲。就好似一个夕阳产业的老员工，走又走不了，升又升不上去，万般无奈之下，无比哀怨的给领导写长信：“主上你怎么不用我啊，我是忠臣啊，是香草啊，是美女啊，您不能这样对待我啊，我为党国立过功啊，我为委座流过血啊……”

有人说屈原是爱国，其实在他的文辞中我没看出来，个体对国家这个抽象概念的忠诚，是要到近代以后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才随之出现的。

屈原和后世有他类似情结的那些古代中国士大夫，其实希望的是与他所服侍的君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人身 依附关系。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应该叫“恋君”——一个士大夫明明不得君王欣赏和重用，却非要硬往上凑，非要和主上达成那种亲昵的关系、幻想有一日得其拔擢、出将入相，成为国师、一展抱负……

我要是楚怀王，看这种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么热切的贴上来，估计我也不会喜欢他，甚至有点怕怕的：屈大夫，您这是要干嘛？您自重！寡人可是直男啊……

即便真的是男女关系，一般也管这种行为叫舔狗，而舔狗不得好死，所以屈原最后自杀，也算情理之中吧。

而奇葩的是，从贾谊的《吊屈原》始至梁启超的《屈原研究》止，中国士大夫群体中就一再出现有强烈“屈原情节”的人，只能说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史上，君臣、君民关系，一直就是不正常的。

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士大夫的心态在几百年中由伍子胥而一变成为屈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总结原因无非两点。

首先，是战国中后期各国兴起的法家改革，让“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了天下主流，列国之间合则用、不合则去的纵横家被当做“五蠹”逐渐消灭。权力越来越大的君王则越来越蛮横，要求士大夫必须忠于自己，用你，你得留下，不用你，杀了你也不让你走。这种野蛮的制度下，先秦原本自由活跃的人才市场逐渐向“统购统销”转型了。

其次，是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战国末期除秦国外、各国王族生齿日繁，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愈多，什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些四君子严格说来都是本国君主的亲戚，他们身居高位、垄断了上升机会，又因为血缘纽带不得不效忠该国。屈原其实也属此类，屈、昭、景这三家，本来都是楚王熊氏的分支，所以在战国末年那种选择本已有限的选择空间，对他来说是不开放的。他“恋君”，其实是不得不恋，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或者按鲁迅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求当奴才而不得的心理状态。

同为端午的受祀之鬼，伍子胥与屈原都有不幸的人生。伍子胥虽然身死，好歹他的人生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的，出将入相、鞭尸复仇，也算快意人生。相比之下，屈原的人生却是被命运高度绑定的，不得不爱不爱他的君王，满腔的壮志、愤懑与哀怨，却只能抒发在文辞当中，死后还被加上了一顶他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高帽……

屈原和后世那些“精神屈原”们，可能不冤屈，但确实太憋屈的。

相比屈原，我觉得还是伍子胥更像个现代正常人一些，好歹他的精神与人格是独立的。

全文完

PS:今天的配乐，本来只想用《文韶关·鸡鸣犬吠五更天》，可惜微信音乐里没有，只好换一首亨德尔的《让我哭泣》，意境有相似之处吧。愿您喜欢。

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

祝各位端午安康、百邪难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