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做点正经生意，咋就这么难呢？

Original 海边的西塞罗海边的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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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向每个普通人许诺“正增长”的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诞生的。

各位好，很久没写书评了，今天来一篇。推荐一本最近正在读的书：《商贸与文明》。

在水浒传的108将中，若说有哪一个人的命运最耐人寻味，我觉得应该是“浪里白条（跳）”张顺。

首先从出身上讲，其他“梁山好汉”要么原本就在贼窝里混（如朱武、王英）、要么是在正常体制内因为际遇而成为边缘人（如林冲、宋江），要么原本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给劫了，被迫沦为同伙（如卢俊义、朱仝、秦明、扈三娘）。总之，他们上梁山的过程，都是一个日子越混越差的下行曲线。

唯独张顺好像不太一样。

他原本也跟他哥哥张横一起，干的是冒充艄公，把人骗到江心，杀人劫财的罪恶勾当。

可是与甘于此道的哥哥张横不同，张顺知道这样“终非长久之计”，主动跑到了江州城改做正经生意，当了“卖鱼牙子”。

用今天的话说，张顺这是当上了江州渔业联合会的会长，老百姓见了他，不会再骂他一句“天杀的草寇”，而会改叫一声“张总”了。

别人落草以后，都是被动的乞求朝廷大赦或者诏安。唯独这个张顺，走的是一条不等不靠，靠经商来自我救赎的“上升之路”。翻遍整个水浒传，你会发现这也是独一份的事情。

《水浒传》的好汉中，很多人喜欢共情林冲。但其实相比于林冲，我觉得张顺更像我们现代的普通人。我们没有林冲那样的而编制，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甚至可能原本也出身草莽，经历过惨烈的内卷与厮杀。但只要日子能给我们稍有喘息，我们就希望能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能长久维生的“正经营生”——哪怕摆个地摊、卖个鱼呢？

所以我们的心中是有想安居乐业的志向的，我们的人生是不断“正增长”的。

可是《水浒传》的高明之处，就是它向你论证了“百样人”最终都会被卷入到那个黑暗逻辑当中去。

你看，这样一个人生逐渐向好的“有志青年”张顺，最终还是遇到了他命中的天煞孤星——狱卒李逵。

那一天，身为“鱼头”的他得到手下来报，说有个黑厮在浔阳江边打砸渔市，恶意扰乱市场秩序。张顺赶到现场一看，发现闹事的那个家伙不仅蛮不讲理、有膀子力气，居然还是个官府“在编人员”——李逵当时是在江州大牢里当一个小牢子，与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相熟。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背后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

遇上这么一个家伙耍刁，你说张顺他能怎么办？

如果他不替底下人出头、主持公道，他这个“鱼头”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

可若他真敢教训李逵——官府的人你都敢惹？那在江州城你还想不想混了？

这是一个怎么答都是错的悖论。

所以，当张顺把李逵拖到水里，靠着自己熟识水性狠命教训这黑厮的那一刻。他应该知道，他人生的“正增长”也就这么终结了，自己又被那无常的命运拖下水了——

此一番若是把这黑厮淹死，他就是打死镇关西的鲁达、砍了牛二的杨志的翻版，要“吃官司”。

可若不淹死他，与这么个有编制、有背景、有后台的家伙结了仇，日后他的生意也是不能做了。

当然，小说在这里出其不意的安排，是突然又杀出另一个更黑的“黑厮”，靠自己江湖大哥地位协调、摆平了此事。

可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张顺欠了一个更黑的老大更大的一份人情。日后劫法场、上梁山、受招安、打方腊，以致最后“魂归涌金门”。都成了他那天“受恩”于“公明哥哥”的代价。

可是仔细想想，在张顺这场人生上升曲线的被打断中，宋江有何恩于他呢？这档子破事本来就是宋大哥的亲信小弟挑起的么！当他在涌金门被踏弩硬弓、苦竹枪打的万箭穿心的时候。我不知他有没有怀念当年在浔阳江头快活卖鱼的日子——不拼爹、不杀人、靠正经做生意安安生生的奔自己的好日子，这多好啊！我的人生，凭啥就不能享受这种越过越好的幸福呢？

会水的张顺，最后还是没能逃出他人生中那注定的黑色漩涡。

水浒里的那个世界里，为何竟容不下这样一个想维持人生“正增长”的张顺？

这个疑问，一直埋在我的潜意识里，直到最近我读了张笑宇先生的新作《商贸与文明》，才把它点破。

张笑宇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李逵和张顺打的这一架。可是他的分析是更加精妙的。

他说，李逵和张顺的这场斗殴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争夺：

李逵作为一个传统王朝底层受豢养的暴徒，无论黑道白道还是上，他所处的环境的从来都是一种“暴力秩序”——爷爷我的拳头硬，你就得“把两尾鱼来与我”，甚至“吃你两个烂西瓜还要钱？”

可浪里白条张顺是个“渔牙”，他负责维护的是渔民卖鱼的那种“商贸秩序”。不给钱就是不能拿鱼，主人不来、纸未曾烧，就是不能给你鱼。

一个讲商贸、做生意，要你情我愿、互惠互利才能卖鱼。一个却重暴力，讲拳头大、关系硬的是哥哥。双方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就像李逵觉得自己在陆上怎么打都能赢，而张顺知道自己在水里怎么战都能胜一样。

所以这两种秩序形态，是一定会发生冲突的。就像小说所暗喻的一样，在古代中国社会，“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互殴的结果，几乎从来都是前者打不过后者。商人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被李逵或宋江这种“黑厮”所吞噬、同化，沦为后者的小弟和附庸。跟小说里的张顺一样，结局总是个悲剧。

作者在书的第四章《远东的商人集团》中，连着讲了三个真实历史上的“张顺”们的故事：唐代的粟特商人，元末的浦氏阿拉伯商人和明末的郑成功家族。

总结这三个故事后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商人和商贸秩序的生存空间，从来都是非常狭窄而恶劣的。

大一统王朝本质上都是成功实现李逵“杀奔东京，夺了鸟位”梦想的暴力集团。他们依靠暴力秩序建立的王朝又往往只能玩变换切蛋糕模式的“零和游戏”。

在这种游戏中，必然有大量人口因为没有分得足够的蛋糕挣扎在生存线上。于是底层之间的暴力就无处不在，逼迫他们不得不结成祝家庄式的宗族，或梁山式的帮会来以暴力自保。而这又反过来引发了最高暴力集团，也就是朝廷的高度警惕，逼迫着其进一步强化法家的驭民逻辑。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暴力秩序的自激循环当中。而这种生态里，最难做的，其实就是遵循商贸秩序的“张顺”们。

当整个社会上下都是想靠着拳头硬“把两尾鱼来与我”的李逵时，商人集团自己也必须向张顺拜宋江一样，主动接受和投效于暴力秩序的门下。

于是粟特商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安禄山，想靠叛乱换一个对他们更友好的朝廷；蒲氏阿拉伯商人动员了亦思巴奚军，试图实现地方割据；明末的郑成功，展现了最高超的政治智慧，打起存亡绝续、反清复明的大旗，试图维持自己家族的商业帝国。

然而这些商人求存的投机，最终都归于了失败。因为一旦商人们参与到了暴力游戏中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积蓄的那一点财富，相比中国这个如此庞大、幅员辽阔的帝国而言，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无论宋江还是朱元璋，都不会把投效自己的张顺或沈万三真的当成“入股股东”去尊重，所以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自身的悲剧，是注定的。

但另一方面，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的消逝，对大一统王朝来说也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中国土地实在太广大，人民实在太勤劳，我们不可能完全不跟商贸秩序往来，将自己变回一个全然封闭的小农社会。

同时，一个大一统帝国想要成功，也必然需要接纳商贸秩序。

正如唐王朝之所以能成功经略西域，成为世界帝国，正是因为粟特商人、昭武九姓的协助，一旦他们“撤资转投”，“巨唐”立刻沦为“残唐”。

而已近垂暮的明朝之所以跟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打的有来有回，也是得了郑氏集团的协助，一旦清廷剿灭了他们视之为大患的郑氏，开始闭关锁国，压抑本国商贸集团，这个“天朝”离着鸦片战争之辱，也就不远了。

用水浒传里的故事来讲，就是当张顺“魂归涌金门”，宋江跟在白龙庙里与他结义江淮牙商集团掰了交情之后，梁山的战斗力立刻就开始走下坡路。小说最终结局特别耐人寻味，当宋江打完方腊，受诏获封时。江淮牙商们对这份刀尖上拼出来的功名是“坚辞不受”，共推了他们团体中的二号人物、盐贩出身的混江龙李俊，“投化外国而去”，最终成为暹罗国之主。成为水浒传中唯一“解套”、结局也最好的一批人。

我觉得小说在这里，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无可避免的最终结局——从开始的矛盾，到后来的合作，再到最后的分道扬镳。

总之，古代中国，似乎总难达到一个平衡点，让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和平互融，成就国家持久的强大与繁荣。

而在这里，张笑宇先生提出了一个“正增长”的概念。他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了零增长社会和正增长社会。并指出，中国古代整体上是一个零增长社会，每一次战火之后破坏殆尽，于是人们从头开始积累财富，但财富刚积累完毕，又被战争全部毁灭。

人们由于缺乏商业与暴力集团之间的互信机制，导致无法长期积累财富。这种零增长的结果，是康乾时期并不比汉唐时期的人更好过，社会总在无穷无尽的治乱循环中消磨。

在点破了这个中华的千古难题之后。《商贸与文明》接下来谈的，是近代的西方怎样最终在博弈中促成了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之间互融，最终破局飞升为现代社会问题。

在张笑宇先生的描述中，西方建立这种互融机制其实同样历尽艰辛，最早是发现了美洲和新航线的西班牙，和之后是荷兰（尼德兰），都曾做过类似的尝试。

但这两次尝试依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依然是暴力秩序（王权）与商业秩序（商权）之间无法达成一种互信的平衡。

但相比同时代的中国，西方的好处是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王权相比于商人阶级都相对弱小，所以双方合作的尝试时有发生，这就让西方可以再不断地“试错”过程中“碰”出一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平衡。

最终，这种平衡在英格兰出现，并稳定了下来。——国王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关进了宪法的牢笼。

暴力被商贸所说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联盟导致了社会环境的持久稳态，大量像张顺那样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向上增长的人，从惨烈的暴力厮杀中金盆洗手，上岸做起了生意。不再是执着于争夺“切蛋糕”的刀子，而是一起琢磨将蛋糕做大的“正增长时代”，终于在西方社会拉开序幕。

《商贸与文明》一书认为，这种平衡的达成和延续，其实才是人类文明真正最为划时代的创举。一个商贸与暴力相结合、达成契约、互不干犯的社会，即是现代社会，而工业革命则是现代社会的奠基礼，我们今天的所见到的世界，不过是这个创举的省略号中的一段。

是的，正是因为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达成了持久的平衡，现代社会才成为了一个稳定维持正增长的社会。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增长似乎是天然的、必须的，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哪个国家如果哪一年的GDP增长率跌为负数，就会被怀疑是治理失败。

但人们常常会忘记的是，我们视为“天然”的这种正增长，在古代社会并不那么天然，因为那是一个零增长社会。生活在贞观之治年间的小民的生活水平与千年后“康乾盛世”的小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前者比后者可能还要好一些）。

那时的人们，像生活在乱纪元一样，每天都要祈祷自己的生意能照常做。祈祷李逵不要打上门，祈祷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的此次偶然合作，能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结论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只是个偶然。

在我看来，《商贸与文明》这本书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反思：今天的中国，发展这么迅速，到底是不是天然的？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际上是特殊的吗？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某种伟大特质造成的吗？

张笑宇先生自问自答的说：并非如此。

其实我们并不特殊。事实上，在中国以前，已经有许多国家获得过这样的超常规发展，比如德国、日本等都曾经享受过他们高速“正增长”的黄金年代：。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只是因为他们在内部找到了一种制度互信，让商贸与暴力、权力，在不打破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利用合作来寻求发展。只要这种制度互信还在，国家就能够发展。

可一旦这种互信的基础消失了，那么国家很可能要进入下一场颠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