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
那天，阿登来找我。
我还记得的我请他吃水煮肉片。阿登是广东人，不能吃辣，我却点了最辣的一个菜。这不是有意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少下馆子，以为水煮肉片就是把肉用水煮一煮。当时我糊弄过去了，后来也一直没跟阿登解释这个事——多不好意思啊。那大概是99年，我在东莞虎门镇南栅工业区利高文具厂。
我和阿登是通过写信认识的——就是笔友——现在恐怕很少有人通过这种方式交友了。当年倒不鲜见，《佛山文艺》下边栏就会登一些交友信息：某某某，性别，年龄，哪里人，爱好什么。请原谅一个正在怀旧的人跑题多说两句：那时候《佛山文艺》多牛啊，靠着打工者的支持，成了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杂志，据说巅峰期其他杂志加起来的发行量都没《佛山文艺》一家多。不过我跟阿登倒不是通过《佛山文艺》认识的，而是《南方周末》。
1999年，《南方周末》搞“实验特刊”，我看着很不顺眼，身在旧社会的人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所谓的“新生活”。于是给他们去了一封信，顺便把《南方都市报》拿来陪枪毙了一把（彼时的南都可不是现在的南都，挺三俗的，刚创报要追求发行量嘛）。很意外，这封信登了出来。
第二期，又登了一封来信，标题是《鱼和熊掌我皆欲之》，要跟我商榷，说很多人看南周是为了宣泄，告诫俺无论阅世还是阅书，都要宽容一点，落款是中大一教授。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又敏感（与人商榷居然不留姓名，拿教授名头吓唬我啊），马上就回了一封信。
这封信又登出来了，我剪下来，夹在笔记本里，跟了我好多年。后来有了博客，我怕搞丢了，还特意拍照打字放到了网上，现在还能找到原文。
我先道了个歉，对长者指点表示感谢（虽然很愤怒，但总算还知道点礼貌），然后开始继续说自己的。
“我希望《南方周末》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对于有的人而言，可以说话的地方已经太多，而有的人却没有说话的权利。在看了《为了三百元钱打死一个农民》之后，我很难以闲适的心情来欣赏‘新生活’。”
“我不想在这里诉说生活的艰难，因为有许多人比我的生活更加困苦，我只觉得对我而言，时间是紧迫的（上个月我的工卡上有314个小时），必定要有所取舍。所以在王朔与王小波之间，我选择王小波；在《读者》、《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之间，我选择《南方周末》。无论阅世也好，阅书也好，我都很赞成前辈的观点，并时时为此感到遗憾。（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作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一群能赞成渐进的改革，这是一种更大的宽容）。”
“我说话总是很不客气，除了涵养不够和学识浅薄之外，我想，也许我代表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有一群人很少说话，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发出一点声音。”
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在南栅图书馆，那个伏案写信的年轻人，他是如此地激动和愤怒，以至于手都在微微发抖。32岁的柯景腾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说很喜欢17岁的柯景腾，我也很喜欢22岁的自己，虽然他有些偏激。
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如果这封信能发表，我希望可以公布我的详细地址。我很寂寞，很希望得到热心人的指点。”
那时候我真的很寂寞，那不仅仅是独处异乡的寂寞，更是思想交流上的寂寞。上篇专栏我写到接触胡适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原来对于这个社会，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别的思想可以解释。”如饥似渴是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我开始去了解自由主义，去看近现代的历史，我看胡适、王小波，看余杰、摩罗、林达，看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看罗素、哈耶克、波普尔……还看《南方周末》——我一直把胡适、王小波和《南方周末》，看作我启蒙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人和一份报纸。但在南栅那间工厂，我找不到人跟我交流。
我现在还记得我跟工友吵架，甚至摔门而去——我们所在工程部，很多是国企出来的老工人。他们总是说“×××养大了你，你不能这么忘恩负义”，我总是说“是你爸妈养大了你，你爸妈在养大的同时还被×××剥削，你不仅是‘忘恩负义’，简直就是‘认贼作父’”。他们为我的生气感到惊讶，觉得我太较真了。
在我参加自考的十门科目中，《马哲原理》和《近代革命史》的得分最低，分别是60分和61分（其他都在80分左右），为此我得意洋洋。我答《马哲原理》试卷最后一道大分题，明明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我大言不惭地说，要说近代史和哲学，整个考室我可能是了解最多的人。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是阅卷老师故意放了我一马，否则怎么会给我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
现在看来，我之所以对《南方周末》搞实验特刊那么难以接受，除了爱深责切之外，也许还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那封信登出来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回了60多封信，这对我的精力消耗实在太大，慢慢地，几乎所有人都断绝了交流，除了阿登。那时候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我们写信总是写很长，好几页。阿登还给我寄书寄杂志，比如《读书》。
但如果不是阿登来找我，也许我们不会到今天仍然是好朋友。后来我离开南栅之后，就跑去找他了，在他那里吃住了一年时间——那时候他刚毕业，日子也过得好惨的。
再后来，我离开广东去了北京，阿登去了《南方都市报》评论版做编辑，向我约稿，我开始给报纸写时评文章，逐渐走上媒体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