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鸣，男，1981 年5 月生，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特支计划入选者、美国得州大学埃尔帕索分校访问教授、香港浸会大学驻港学者、罗纳德·科斯研究院（Ronald Coase Institute）青年成员。
出版专著5 部（独著2 部、合著3 部），曾在《经济研究》、Energy Economics 等国内外权威杂志公开发表论文80 余篇，北大中文核心42 篇，CSSCI 收录37 篇，成果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1 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11 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5篇）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6 篇）以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 篇）全文转载。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文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留学访问学者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共20 余项。
目前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思想史、计量经济地理学与农业资源博弈实验。
制度经济地理学主要是在经济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从而形成一门能够综合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两大学科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笔者新著《制度经济地理学范式：以“岭南模式”为例》（以下简称“本书”）将该范式应用于“岭南模式”的制度分析当中，并进一步从地理学的城市、城乡、县域、区域与全球等从小到大的空间尺度演化逻辑解释该模式的制度试验、变迁与绩效，最后总结出岭南地区的文化演进模式。
下图展现了岭南模式的制度经济地理学范式的逻辑框架。
▲ 制度经济地理学范式下岭南模式的逻辑框架
围绕岭南模式的地理与制度的双重视角，整个逻辑框架分为制度经济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城市尺度下市场化制度变迁绩效、城乡尺度下非均衡发展机制、县域尺度下地方政府制度试验假说、区域尺度下CEPA 制度效应与岭南地域文化的经济行为演进模式等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
制度经济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思想史及其方法论在整个制度经济地理学范式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它们均构成制度经济地理学范式的基本原理与主要工具。
就方法论而言，经济人是经济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假设。因此，无论是经济地理学还是制度经济学，经济人假设都是展开讨论的基础。事实上，在经济人假设的发展中，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这两个工具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很多经济学“革命”和流派的创立实际上只是这两个工具的差异或变化的具体表现。
从经济人范式到制度人假说的演进过程中，古典经济人范式把自利作为目标函数，但没有涉及环境、技术、禀赋以及制度等约束条件。新古典经济人范式在提出最优化目标函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价格和收入约束条件的影响，但没有考虑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的约束。新制度经济人范式尽管已经考虑了交易费用的约束，但该范式越来越倾向于把机会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不可测量的要素放进目标函数作为解释变量，故难以得到可验证的经济学意蕴。因此，具有实证主义经济人性质的制度经济地理学范式应该注重客观约束条件的考察和转换。
就制度经济学而言，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逐步发展了旧、新两种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又称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它的诞生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制度变迁三个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本书的“制度经济学”虽然包括了新、旧制度两大学派的理论，但以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为主。结合库恩的基本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只要构成研究范式的任何一个要素发生改变则属于经济学革命。因此，科斯范式与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一样，都应该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次重大革命。科斯革命沿袭了斯密革命的“稳定性偏好与理性选择”内核，但增加了“交易费用约束”的保护带。科斯革命不像凯恩斯革命那样离经叛道，不仅继承了边际革命的内核，更进一步使其保护带的厚度和弹性远远超过了货币主义革命与理性预期革命。
具体来说，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问题》中引入交易成本概念，不但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且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不过，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是强调交易成本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从科斯的老师奈特和学生张五常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两篇鸿文其实源于奈特教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和《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而且也启发了张五常教授日后写下《佃农理论》和《企业的契约性质》。此外，尽管科斯受图能的地理边界方法影响，但他最终还是构造了一个跟交通成本性质不一样的交易成本概念去解释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此外，科斯的学生张五常所创立的经济解释学派则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争取利益最大化为内核，再加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产权与契约等约束条件作为保护带，推导出一系列可验证的理论假说，从而得到一般化的新制度经济范式。它继承了穆勒范式和马歇尔范式的“稳定性偏好与理性选择”前提假设，又增加了科斯革命中的“交易费用约束”。因此，其解释能力远远超过了萨缪尔森范式和新凯恩斯范式。经济解释范式与穆勒范式、马歇尔范式、萨缪尔森范式和新凯恩斯范式一样，都应该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次重要综合。
事实上，传统价格理论是现代制度经济分析的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基本概念，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把交易费用引入数学模型当中。当基本概念和数学模型存在矛盾而需要取舍时，基本概念要比模型的形式化处理重要得多。案例分析与计量检验是走实证主义路线的经济学家解释世事的两种主要手段，现代制度经济分析应该让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用来解释经济行为的理论假说进行一般化处理。现代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经验事实中提出可反驳的科学命题，运用基本概念与数学模型解释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从而逐渐推进到理论高度，最终实现经验与理论的统一。我们知道，现代制度经济分析（即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依赖于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并以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作为前提条件，从而成为用于解释经济行为的理论假说，因此交易费用经济学具有实证主义科学的特性。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以总空间交易费用最小化逻辑作为“内核”，以外生性和内生性空间交易费用两大逻辑作为“保护带”构建空间交易费用范式，它是制度经济地理学兴起的主要标志。总空间交易费用由外生性空间交易费用与内生性空间交易费用构成，资源的最优空间配置就是要实现总空间交易费用的最小化。此外，空间交易费用范式的基本原理可以追溯到科斯定理，但该定理没有把空间与交易费用联系在一起。为此，本书把空间因素引入科斯定理，提出科斯第三定理：在空间交易费用为正时，资源的初始地理位置对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可见，空间交易费用范式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变革，促使新经济地理学逐渐转向制度经济地理学。
第二部分
集中讨论城市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问题。
我们在该部分的开始便分析比较关于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这对正确认识今天岭南地区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因及今后改革发展趋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此外，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国有产权制度变迁和地方政府放松管制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产品与资本的国际流动也会改善城市经济绩效；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外部性、城市发展规模、通信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也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事实上，城市制度转向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第一，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对企业的竞争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促使企业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本书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州的非国有化、贸易一体化与政府退出等市场化改革变量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支出呈正向运动关系。因此，城市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已经成为驱动广州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第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城市经济增长也产生显著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广州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应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过度追求高级化，因为服务业的发展存在成本病，盲目追求高级化会抑制城市经济增长。
第三，本书提出一个“信息产业—交易费用—经济绩效”的理论假说。从交易费用的理论视角得到关于信息产业竞争力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然后运用广东省21 个样本城市的横截面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广州的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进行理论分析，并对交易成本与城市经济绩效关系问题做出全新的解释，进而总结出“广州模式”的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维度与特征。
第三部分
从城市尺度转向乡村尺度，分析城乡之间的转换及其非均衡发展的内在机制。
本书在广义的交易成本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广东城乡非均衡发展的基本框架，并在介绍广东城乡非均衡发展的初始条件与基本特征之后，收集广东的经验数据，运用经济计量模型验证广东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从最小化交易成本的角度寻求广东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有效路径。进一步，城乡区域均衡的实质是农村与城市两大区域的市场一般均衡，它除了在空间层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之外，还是一个交易费用内部化与区域分工机制的型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与收入差距变化是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而发生改变的。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和公共福利体系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子。因此，通过在“户籍—地权—福利”三个维度上的变革，最终以最小的交易费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的转变。从宏观体制层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从制度供求非均衡状态向制度供求均衡状态渐进式转变的动态过程，而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和公共福利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供求转变的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微观契约模型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实际上是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制度需求者的农业转移人口签订一份“入户城市”契约的交易费用的最小化过程。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入户积分资格、农地流转情况、子女入学条件等均能提高其市民化水平。
第四部分
提出县域尺度下的地方政府制度试验假说。该部分将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假说。
该假说认为，岭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中央政府的财政分权与税权集中行为都是不同的交易费用约束下的最优选择。当交易费用超过通过财权管制而获得的垄断租金时，中央政府放松对地方财权管制。分税制可以被视为一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成契约，是一种能够分散风险的财政制度安排。虽然分税制下出现财权管制强化，但国民总产出不降反升，因为财权管制造成的负效应被地方政府竞争引起的正效应超越。不过，尽管分税制下的县际竞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也间接导致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广东 1990~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计量结果与上述结论吻合。
第五部分
把研究尺度扩展到全球化的区域视阈当中。关键的问题是，在讨论岭南地区制度变迁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以价格机制转换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等现象作为主要研究视角或分析对象，而将岭南地区的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阐述和制度分析的相对较少。
本部分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为分析视角，考察了经济全球化对岭南地区制度变迁产生的外部驱动力，进而认为岭南地区的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全球化驱动制度系统的整体开放，从而与外围制度进行竞争，并通过制度内生模仿机制和制度外部倾销机制实现外部移植制度安排和本土现存制度环境耦合。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贸易关系的安排》）作为香港与内地融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在岭南模式的现代演化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在香港经济衰退与内地区域竞争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本书构建了一个关于内地与香港在CEPA 下实现贸易管制放松的博弈模型，从而推导出的理论假说是：CEPA 减少了内地与香港所有贸易之间由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引起的交易费用，生产要素能够自由地跨区流动，提高了两个经济系统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且，内地与香港的市场一体化进一步扩展了总的市场容量，两个经济系统的产业分工因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内地经济总绩效得到提高。此外，上述假说与利用1994~2013 年的历史数据计算得到的计量结果相一致。
第六部分
作者尝试运用制度经济地理学原理总结出岭南模式的文化特征。在理论上，制度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单项的和系统的制度，其中内在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内在制度在发展中可以“外化”，非正式制度可以转变为正式制度，由此可见文化与制度的重要关系。本部分在回顾和整理已有的对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研究基础上，关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结论，试图构建这一前沿问题的研究平台。
第六部分首先分析“岭南模式”的文化特征及其制度含义，认为岭南文化是一种工具理性倾向的精神理念，其着重指向当下的实效和功利，恰能成为市场体制有效运行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所以，本书认为岭南地区的经济转轨是岭南文化与市场体制相互匹配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部分提出文化与市场体制相匹配的理论，并构建一个简单的制度匹配费用最小化模型以解释“岭南模式”的内在机理与理论逻辑。本部分的研究结论是，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匹配，则它们的匹配成本实现了最小化，因此构成了整个制度系统的纳什均衡解。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便不难发现围绕文化资本来解释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以及讨论它们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
本书提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但非决定性因素，适应文化资本的制度转轨才是经济绩效提高的关键。因此，文化资本中的市场观念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激发，构成岭南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本书更以岭南文化的中心城市——广州为例，指出广州文化继承了岭南文化的传统，具有工具理性，其着重于指向当下的功利主义偏好，是市场化转轨的重要前提。此外，现代广州城市文化是一种商业化、大众化和多元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是通过内部濡化与外部播化这两种动力机制进行型构与演进的。因此，文化在广州的经济制度转轨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最后，本书以非正式经济制度创新与正式制度演化为逻辑主线，分别探讨民间网络在岭南商业精神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演化活动和广东岭南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制度关联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运用博弈论数学模型把该地区的非正式经济制度与正式经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关系抽象转化为民间网络制度演化策略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动态一致性博弈问题，最后收集市场化经验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和实证分析，从而得到结论：岭南模式是民间网络自下而上形成的非正式经济制度演化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正式经济制度创新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制度相互关联的稳定状态。
本书的各个部分均与岭南空间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有关，但每一章又有相对独立的问题。本书的研究成果是在本人主持的国家特支“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编号：Yq2014032）、广东省特支人才“文化英才”项目（项目编号：20152903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项目编号：71333004）和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质量工程项目（2015jgzlgc202）等项目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拓展延伸出来的。书中存在的不足由作者承担，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本文为《制度经济地理学范式：以“岭南模式”为例》（何一鸣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马跃 李莉 王丹妮. 定价：162.00 元.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3）一书“前言”。
ISBN 978-7-03-051950-4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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