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霞 张诗怡 | 从脱贫到振兴：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空间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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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霞, 张诗怡. 从脱贫到振兴：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空间提升研究[J]. 社会政策研究, 2023, (3):12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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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霞, 张诗怡. "从脱贫到振兴：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空间提升研究." 社会政策研究 3(2023):12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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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霞, & 张诗怡. (2023). 从脱贫到振兴：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空间提升研究. 社会政策研究(3), 124-136.
一、问题的提出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总要求，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十三五”建设规划的易地搬迁安置住房完工率达到96%以上，700 余万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摆脱贫困状态，生计和生活得以保障①中国政府网：2019 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论坛在京举办，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6/content_544047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8 月2 日。。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战略部署，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当前背景下，有序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应有之义。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农户振兴（张军以、井金宸、苏维词，2022），易地搬迁乡村地区振兴的根本在移民生计振兴。关于易地搬迁对移民生计的影响，早有学者关注到农户搬迁后面临高生计风险、生计脆弱、生计适应困难等后续发展困境（郑瑞强、王英、张春美，2015；刘伟、徐洁、黎洁，2018；江易华、黄桀烽，2020）。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虽然搬迁后云南Y 村一部分村民走出村庄谋求新的生计，但仍然有部分村民的生计无法脱离属地空间，主要依靠在地资源谋求生计改善。然而易地搬迁改变了原有生计方式，影响了当地人的实践智慧，导致村民生计空间脱嵌并呈现出一定的异化。本文以Y 村为研究样本，结合生计空间理论，探究易地搬迁后Y 村生计脱嵌空间的异化现象，外来主体和村民尝试通过“外驱内生”的方式共同推动生计重新嵌入空间，探索助推生计和空间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从而促进乡村逐步从脱贫走向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空间观念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一直处于历史性的变化之中。列斐伏尔主张从政治经济角度对待空间，认为“空间就是（社会）产品”“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赫曦滢，2019）。福柯则从观念史的角度来对待空间，认为空间是权力实施的手段和媒介，权力借助空间的物理性发挥作用（李赛乔、庞弘，2019）。
生计（livelihood）即谋生的方式、策略或状况，是生计主体应对外部消极影响或积极干预的适应性选择结果，其没有固定的模式，往往处于变迁之中并与外部环境紧密相连（游俊、李晓冰，2019；谢蓓、郭帅旗，2015）。生计资本是生计的核心构成要素，即生计主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状况、数量、规模在决定生计主体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同时，也呈现着生计空间的内在样态（行红芳、刘琳，2020）。因此，生计这一概念被多个研究领域应用，虽然在具体的理论和应用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些研究都强调利用生计框架来理解政治和经济结构如何影响行动者决策并为其提供机会。“生计方式”是指维持生存的手段，但一般针对“特定”群体而言，所谓的“特定”，主要是指那些自然经济群体，即采集狩猎、种植放牧和渔猎捕捞群体，其显著特点一是对资源的周期性重复利用；二是对生存需求的低水平满足，交换需求不足；三是群体内的各家庭生计大同小异。如果进一步对“生计”进行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存手段”有交集（行红芳、刘琳，2020）。
“生计空间”是把空间分析融入生计研究的理论视角。与传统的生计理论有所不同，生计空间理论强调生计不是个体的、线性的发展历程，而是复合实践系统的全面发展。在复合系统内，人们围绕生计展开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交汇其中，从而在自然地理的物质基础上形成了多维度的空间，如经济空间、制度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等。该理论融合了生计资本和空间贫困两种理论，强调可持续生计的复合多元属性。付少平等学者在其精准扶贫研究中基于空间贫困理论提出了移民生计的解释范畴，是对生计空间理论较早的系统性阐释与应用。生计空间是依托于自然地理基础的社会实践空间，在物质上是具有地理意义的“区域”，在行动中则是社会关系的空间“场域”，在实践中建构着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对生计空间改变与再造的忽视，是导致次生贫困与返迁现象的重要原因（付少平、赵晓峰，201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生计空间是地理区域、行动场域和生存区域相互综合的复合系统，移民生计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计空间的贫困，应重塑脱贫人口生计空间（郑瑞强、王英，2016）；还有学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本质是实现对贫困人口生计空间的再造与空间资本的重塑，生计空间改造在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的同时也带来了移民安置、移民生计、移民社会支持、经济承载与社会接纳等多方面的空间困境（邢成举，2016）。总体来看，现有生计研究多关注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等要素的变化（付钊，2023；刘启营，2015；谢晓洁、谭政，2021）；且生计空间研究多以静态的定性描述为主，缺乏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动态路径阐释（高峰，2010；王伟军、赵雪雁、李花，2022）。
本文结合空间理论和“生计”的概念，将“生计空间”界定为居民在由地理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组成的复杂系统内的生活策略和谋生方式。付少平等认为传统的移民扶贫政策更多关注改善贫困者的生计手段，对此之外的其他变化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导致出现次生贫困与返迁现象。因此需要全面识别贫困者在不同生计空间中的贫困原因，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协调改革为移民创造一个包容的、可持续的生计空间（付少平、赵晓峰，2015）。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移民更需要不断激发自身的生计潜力，有效感知并响应外部的生计资源输入，重塑多重的可持续性生计空间。
三、研究设计
（一）田野选取
遵循典型性和可行性两项抽样原则，本研究选取云南Y 村作为调查田野。云南东北部山区的集中连片特困带聚居着以苗族为主要人口的村落。Y 村是一个纯苗族小村落，地处海拔1950 米的高寒地区，常年平均气温15℃。在人口构成上，村民分为易地搬迁移民与原住民两种类型，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占比约34%，务农人员占比约40%，“三留守”人员占比约26%。全村共有耕地70.2 亩，林地128 亩，生计方式以粗放型、单一型的种植养殖为主，农民人均纯收入1206 元。该村曾是昆明市重点贫困村，村民全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生存条件较差、基础设施滞后，当地政府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将该村重新安置在Y 村陆良地，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问题。
从典型性来看，在政策层面，Y 村易地搬迁完成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故Y 村搬迁项目处于巩固脱贫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重要时期，在政策愿景上更侧重后者。在经济层面，Y 村所在县曾是云南省深度贫困县，迁出地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特困地区，研究团队介入时Y 村刚刚实现脱贫摘帽，正处于生计转型的关键节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社会层面，当地苗族主要从贵州迁入，自称“阿卯”，系大花苗支系，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服装服饰等，延续着极具特色的服饰、婚俗、手工等习俗文化。因此，作为纯苗族村，Y 村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色彩，尤其是易地搬迁项目完工后，文化广场民族活动丰富、文化氛围浓烈，地方产业发展思路鲜明，即以易地搬迁乡村振兴示范点为中心，依托国家森林公园、特色水果采摘园等，建设包括民俗体验、野生菌及特色瓜果采摘、牧场观光、垂钓等休闲项目在内的农旅综合体。从可行性来看，研究团队与当地政府部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中与Y 村居民培养了较深厚的感情，在田野资料的收集上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和可靠性；同时，在易地扶贫搬迁“五年行动计划”的支持下，Y 村的公共基础设施较为齐全，具备长期开展调研和社会工作服务的条件。
（二）数据收集
本文旨在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过程中，Y 村面临的生计空间问题以及Y 村如何响应外部力量对其生计空间进行塑造、实现生计空间的提升。为充分回答上述两个关于“如何”的问题，研究团队在Y 村实施了围绕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明日新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并以提供服务为契机，综合运用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对样本进行了长期跟踪与深入挖掘，尤其针对亲历搬迁的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充分收集生计来源与家庭收入变化等关键数据，力求保证样本选取的多样化、典型性、历时性。
具体来说，访谈对象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22 户易地搬迁移民是受访者的主要构成；其二，为增强资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把其他几类易地搬迁的参与主体也纳入访谈范围（详见表1）。经过转录和整理，得到Y 村易地搬迁22 位移民、迁入地3 位原住民、1 位返迁移民、2 位街道扶贫干部及4 位驻村社工的访谈资料共32 份。此外，研究团队还获得了包括调研报告、社工服务日志、活动策划书、政府易地搬迁规划文件等在内的各种文本材料，形成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
表1 访谈对象与访谈内容
四、外驱内生：Y村生计空间提升路径阐释
生计空间的单位不是微观、具体的个人或家庭，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它也不是单调的线性发展历程，而是不断生成的社会历史本身。从现实情境出发，本研究选取了如下三个维度对Y 村生计空间的提升路径进行动态分析：（1）地理空间。主要包括土地、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是农户生计行动的物质基础。（2）经济空间。主要承载移民搬迁后的经济活动，资金、知识、技术等生计资本的积累是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而市场条件则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3）社会空间。社区是社会空间的客观载体，邻里关系、社区认同、社区文化等会影响移民的心理状态和生计观念，也是支持“外驱内生”式生计繁育的活力源头所在。
（一）脱贫攻坚的挑战：生计空间失序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Y 村，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特点尤为鲜明，制约着由脱贫转向振兴的任务和目标的实现。在搬迁后一段时期内，Y 村尚未实现全面脱贫，存在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生计发展遭遇瓶颈的问题，生计空间呈现出秩序混乱的状态。
在哲学上，“异化”（alienation）是指“原本自然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形成互相对立的扭曲关系”（俞吾金，2007）。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借助于商品之间单纯的“物的”关系来维系其社会关系，而人的意识也在此过程中被同样程度地物化了。列斐伏尔则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标记了它的“空间”维度，并建构了“空间正义”的价值追求：经济上，摒弃资本逻辑，形成差异空间；政治上，保障城市权利，寻求空间正义；文化上，克服异化状态，走向“总体的人”（董慧、赵航，2022）。异化不仅是当下城市社会空间发展遭遇的困境，乡村的现代化及其空间发展状态也遇到了相似问题。Y 村易地搬迁后，在地理、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出现了空间异化的现象：地理上，土地功能异化，居住地周边耕地的象征性价值与使用效率存在落差；经济上，生计对生活高度支配、生活空间被挤压，生计逻辑异化；社会上，社会空间呈现为非地缘性社交与熟识度较低的邻里，社交关系异化。
1.土地功能异化
促进地理空间整合以便于公共服务供给是易地搬迁的重要特点，但居住方式从分散到集聚的变化也意味着原本的生产秩序被打破。搬迁前，集中连片的广阔山地能够满足农户的绝大部分生产需求，土地集耕种、养殖、放牧等各种功能于一体。Y 村易地搬迁后，传统农耕生计模式基本未变但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数量与功能被重新分配，农户的大部分土地仍保留在迁出地，新分得的土地则呈碎片状分散在居住地周边，人均仅0.3 亩，无偿租种期限为5 年，期满后需要缴纳续租费用。事实上，Y村规划的耕地面积骤减，蕴含着倒逼粗放式农业生计方式尽快转型的政治目标，在居住地周边分配小面积耕地，具有“断奶”阶段的象征性保障属性和加快生计转型的敦促意味。尽管减少耕地的出发点是改善生计，但土地破碎、功能切割使得周边耕地的象征性使用价值超越了生计功能，土地功能出现异化。
另外，Y 村所处地理空间不具备分散养殖的条件，农户普遍反映统一修建的养殖畜圈存在畜栏空间狭窄、粪便清理和草料输送不便等问题，养殖设施的使用率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地理空间的功能一体性和生产自由度降低，Y 村农户面临着上山难、放牧难、土地闲置等问题，也导致迁入地生产和生活功能的二元分割。如由于耕地分散、放牧和养殖空间不足，农户普遍采取山上山下两头跑的“钟摆式”流动耕种模式，“人地分离”“农牧分离”问题开始凸显，甚至多数农户被迫放弃养殖生计，仅在按户分配的畜栏中养殖少量禽类以维持自给自足。但是，对一些数十年以放牧为生的移民来说，放牧不仅是其专长且唯一的生计能力，而且蕴含着他们对乡土最朴素的依恋与情感寄托。在孤寡老人与牧民身份的双重加持下，部分老年移民对搬迁后生计转型的迫切需求无所适从，既缺少生计转型的内在动力，也不具备应对现实生计风险的抗逆力，最终在脆弱的生计状态下选择返迁。
2.经济活动异化
Y 村靠近市场交易活跃的集镇，水电、交通、食品、生活用品、休闲娱乐等新兴消费支出的涌入对自给自足的消费秩序造成冲击，使经济空间产生波动并打开了缺口。在“改善生活质量”这一现实需求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移民的生计目标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亟须突破当下经济收入水平，延伸经济活动的半径。然而，受诸多条件限制，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条件下，农民生计普遍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内卷化特征，即“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停滞不前，无法进一步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困顿状态（李伟、杨超，2015），他们原本规律的日常生活开始被趋于紧凑的经济活动秩序所支配和裹挟，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激化。
一是劳动方式不可持续。Y 村农户的生计活动因季节交替而变化，主要包括耕种、捡菌、挖药三种方式。耕地减少后，农户普遍在捡菌和挖药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甚至在一天中很难有完整的睡眠时间；这种生计方式高度依赖特定时节野菌和药材的生长情况，对采摘者自身的经验能力要求较高，具有显著的不安全性、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二是移民生计能力与现代市场需求存在巨大反差，自我认同受到消极影响。例如有受访者为满足招工需求而去学习机动车驾驶，却因为不会使用普通话交流而无法完成培训，他们不仅被迫放弃生计转型的机会，自我优势的认知还被严重打击。三是劳动自由度下降，获得感低。劳动自由度主要指移民从事生产劳动时的身心自由程度，涉及劳动环境、分工细化及薪资待遇等的约束力。不少移民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相关劳动，由于脱离了集约式的生产单位，被动接纳骤然增加的社会关系和陌生的职场制度规范，出现精神压力大、慢性病复发等问题。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疲惫的身心状态，逐渐消解了生计转型的获得感和积极性，Y 村生计非农化过渡的早期尝试大多无功而返。
3.社交状态异化
搬迁后，村民的社会空间由小而紧凑变得扩散而游离。按照原本的政策构想，应实现迁出地整体搬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出于住房数量有限的考虑以及自愿优先的原则，部分群众选择继续留在迁出地生活。很多移民在与迁出地的亲朋邻里分离后，既无法立刻融入新的社交关系，也同旧的社会空间区隔开来，处于一种暂时性的“游离”状态。究其原因，一是院墙、大门等结实的物理防护生产出了一种无形的社交边界，与曾经“院无围墙、夜不闭户”的村落空间存在较大差异。集中有序的居住格局代替了熟悉的山水、错落的房屋，对故人故土的情感依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移民对当下社会空间的陌生感和落差感。二是移民与原住民群体之间存在社群隔离，社会交往重建相对滞后。譬如有Y 村原住民向研究团队反映其怀疑村内时有发生的“偷鸡摸狗”系几位年轻移民所为。原住民容易对移民抱有先入为主的不信任和社会排斥，加之一些误会没有得到及时澄清和化解，双方均对重新建立起“熟人社会”的积极性较低，若放任两个群体之间关系的消极发展，不能排除矛盾激化及加深身份认同危机的潜在风险。
（二）巩固脱贫攻坚：生计空间的修复行动
Y 村属于少数民族村寨，其所在县曾是云南88 个重点贫困县之一，农民搬迁后又出现了种种生计转型和社会适应难题，做好脱贫攻坚收尾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团队经过多方协商准备，进入Y 村开展针对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在聚焦巩固脱贫成效这一目标的同时也放眼乡村振兴的政策愿景，以提升生计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作为服务重点和有效接轨乡村振兴的关节点，着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孕育基础和条件。聚焦Y 村生计空间出现的异化问题，团队确定了三个工作方向：一是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充分挖掘可利用的生计资本，优先通过触手可及的土壤改良和社区治理等方式引导村民生产和生活秩序有序恢复；二是突破单一化的生计结构，拓展生计来源，鼓励不同的生计转型需求并提供针对性帮扶；三是重塑社会空间的凝聚力，以“三留守”人群为服务重点，唤醒“熟人社会”般紧密团结的秩序。
1.挖掘地理空间资本
异地搬迁后较长一段时间，“刀耕火种”依然是Y 村的重要生产方式，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是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因此，亟须提高村民在增产增收方面的知识资本、加大生产环节的技术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改变钟摆式流动耕作方式。工作团队实施“新土新生”计划，邀请专业技术公司对Y 村耕地的土壤成分进行检测，发现因农户施肥不当导致土壤中钾元素等微量元素超标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团队入户讲解土壤知识、转译报告内容并根据当地土壤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肥料，提升土壤肥力，增产增收。这一实践不仅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成，而且增强了地理空间的资本，有助于Y 村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
2.延伸经济空间半径
每个乡村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发展水平不一，在延伸经济空间的具体行动策略中需要关注地方差异性，立足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脉络来推进。一般而言，要从城乡联结和产业发展两个角度来考察，即与城市联系紧密的乡村可以从城市获得更多的支持，工业化水平高的乡村则具有较好的产业兴旺基础（何雪松、覃可可，2021），Y 村属于前者。搬迁后，尽管地摊经济、城乡公交和流动货车的往来带动了经济的繁荣，但“就业难”仍然是Y 村生计转型的普遍难题。究其原因，移民自身技能、文化等生计资本的匮乏是重要制约因素。长期依赖传统农耕生计决定了他们生计能力的单一化和局限性，很多移民在城镇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但工期不稳定的高强度体力劳动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基于这一情况，工作团队从Y 村多元的生计需求中提炼出了非农生计、生态农业和民族工艺三种生计转型取向，采取“培训+就业+互联网创业”三位一体的就业帮助模式，对Y村经济空间结构加以多元化拓展。
一是针对非农生计转型的需求，工作团队综合移民生计意愿与用工单位需求，一方面积极链接内外部资源，定期组织分享会和培训班、及时检索和发布招工信息，为移民提供就业服务；另一方面，组织技能培训、模拟求职等活动并邀请务工经验丰富的村民参与指导，通过挖掘Y 村内部的人力资本优势，引导村民通过结对帮扶实现生计转型。
二是针对生态农业生计转型的取向，工作团队基于“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这一重要认知，组织案例交流分享会并扮演“知识转译者”角色，帮助村民更好地发掘当地特色产业故事，理解产业兴旺对个体生计转型的意义，促进产业与村民形成有效的利益联结，为村民进入企业成为农业雇工或经济作物种植大户奠定基础。
三是活化利用地方性知识（民间手工艺），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与移民生计资本相互转化。工作团队观察到，虽然Y 村汉族化程度较高，但是有少数擅长织绣的女性靠制作一些苗家手工艺品补贴家用。针对这一现象，工作团队顺应互联网创业契机，将移民生计转型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相融合，以“小作坊+网络推广”的手工艺生产模式取代传统农耕生计，形成新型“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生计结构，扭转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边缘地位。工作团队首先协助符合相关资质的妇女申请非遗传承人身份，同时注册微信和短视频平台账号并与乡村旅游景区的手工精品店接洽，拓展Y 村苗绣、蜡染手工制品的知名度和销售渠道。其次，利用搬迁后居住空间集聚的优势，邀请手工艺能人向Y村青少年传授简单的工艺，增强年轻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如苗族古歌、家训、苗绣蜡染、芦笛芦笙等非物质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最后，招募了一支由青少年组成的运营团队，工作者对他们进行了图片处理、短视频剪辑、短视频平台使用等技能培训，培育移民的自我宣传能力。
在经济空间的重塑过程中，“培训+就业+互联网创业”三位一体的就业帮助模式以及对当地民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特色民族经济和品牌的打造，推动了Y 村经济空间的多元化以及深度的再造和重塑。
3.凝聚社会空间归属
易地搬迁后，社会空间重新集聚并伴随着城乡流动与海量信息涌入，旧的生活空间、地缘关系和情感记忆随着村庄封闭性被打破而逐渐式微。如何在新的空间中重建社会关系网络，凝聚新的集体意识，成为脱贫攻坚巩固阶段的重要任务。
由于在“钟摆”模式下早出晚归，Y 村的安置房基本只用于夜间休息，村民对社区配套的休闲娱乐设施的功能、使用规则等并不了解，入夜归家关起院门就阻断了邻里生活气息的融合与共享。工作团队开展了“新村营造”计划，组织儿童手绘Y 村地图、明确村庄功能分区，引导村民适应新的生活空间。
苗族的宗教文化、苗绣与银饰、节日庆典等民俗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多元化与完整性的彰显。然而，Y 村的民族记忆呈现松散的形态，缺乏具有承载性的共有文本资料。工作团队以苗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花山节”（亦称踩花山）为契机，通过“村史编撰”和“花山回忆录”活动，将民族史料编订成册、将Y 村群众共度佳节的美好画面刻录成像，重新建构属于Y 村的共同记忆，修复移民与原住民群体之间的隔阂。
在Y 村的人口构成中，“三留守”人员占较大比例。工作团队运用影像发声法（photovoice）研究了Y 村12 位留守妇女的心声，在剖析她们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了“宝妈支持小组”，通过组织美妆教学、拍摄写真、广场舞、十字绣等女性感兴趣的社区活动，化解留守妇女在家庭生计压力中产生的消极情绪的同时拓展其社会交往空间。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性、情感性需要，工作团队围绕生理常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体育素质、自我效能等主题设计了“小海学堂”系列活动，并通过链接高校资源，在Y 村建立“共享阅读”机制，为留守儿童在朋辈、家庭与社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亲密关系与支持系统。儿童之间“点对点”的伙伴关系，促进了家庭之间“线”性联系的修复和社区归属感的凝聚，也有助于形塑更加团结包容的社区文化空间。
针对Y 村因易地移民搬迁而导致社会团结和社会融入不足等社会空间的异化，工作团队充分激活苗族服饰、苗族歌舞等文化资源，以苗族的节日为契机，重新构建移民与原住民共同的生活记忆和民族文化认同，修复和凝聚社区归属感。
（三）接轨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生计提升行动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三个递进式的发展阶段，从脱贫到共富，振兴是纽带。然而，一时脱贫易，持续振兴难，稳步致富更难。发展新兴产业链、壮大集体经济、提高生计资本可得性等结构性的关键支撑，推动地理空间资源转化、增强经济空间的自我繁育、重构社会空间规则，唤起多重生计空间的内外响应，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最终推力。
1.地理空间资源转化
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新常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脱贫攻坚巩固阶段迈入乡村振兴时期，当地政府不再单纯地通过兜底保障、提供就业岗位等方式带动生计，而是进一步结合新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通过活化利用地理区位优势、整合资源与产业布局，将当地自然资源有效转化为生计动能，拓宽可持续生计来源。如以项目形式输入了稻鱼共生、香瓜和核桃种植等契合当地生态特点的新生产业及配套资源；整合土地资源、建设了有一定规模的有机烤烟种植示范区，烤烟种植面积达2500 亩，年产值1000 万元。同时，依托某生态庄园项目开发村庄周边的野生菌、温泉、牧场等自然资源，将特色瓜果采摘园区、温泉休闲区、苦瓜种植示范区及牧场观光区等建设为一体化的民俗体验新村和农耕文旅专区。
2.经济空间自我繁育
在自用耕地减少和城市劳动力需求“一推一拉”的影响下，Y村移民“走出去”的动力增强。率先进入城镇的务工者通过参与市场化的劳动，不断学习新技能、拓展生计资本，既获得直接性的经济资本（工资收入），也积累了知识、技术、经验、社会关系等间接性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就业领域不断拓宽。而且，随着个体拥有的生计资本越来越丰富，他们逐渐发展出整合各种生计要素、将其为己所用的生计能力，并积极谋划下一步的生计策略和生计行动。另外，Y 村内部的产业也在原有基础上逐渐生成新的产业和就业形态。在外力推动下的生计空间逐渐有了自我繁育的机制和能力，流动性取代了原有生计空间的封闭性，不仅有助于分散生计风险，还推动生计资本禀赋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
从结果来看，Y 村生计多样性显著提升，一方面表现为生计非农化，另一方面，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业逐渐成为Y 村经济的支柱，农业生计的示范化和生态化趋势凸显（见表2）。
表2 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生计来源对比
3.社会空间规则重构
在相对封闭的村庄中，主导社会空间的行动逻辑主要来源于地缘或血缘关系纽带，村务管理高度依赖传统权威，“老村长”作为“大家长”，负担着社会救助、矛盾调解、主持村务等多种责任于一身。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权威管理逐渐向新型社区治理转型，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不断突显，其通过乡规民约、联系群众制度、民情恳谈制度、文明红黑榜等管理制度对Y 村的社会空间加以规范和约束。另外，基于移民村庄异质化的社会空间，Y 村逐渐采用规范化、书面化的治理形式，强调科学治理。同时，积极培育“红白理事会”“妇女之家”等社区组织，这既是对“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熟人社会交往模式的认可与延续，也有助于打破空间隔阂、缩短社会距离，为复原社会空间弹性、重建社区认同保驾护航。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易地移民搬迁着重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即尝试改变因空间资本匮乏而导致的贫困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却可能陷入空间贫困的陷阱，贫困既有自然地理空间资本欠缺的先天性因素，更有因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安排的差异以及资源匮乏而带来的生计困难，这些因素对贫困的制约可能比自然空间资本更严重。这也意味着必须在改变地理空间位置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才能跳出“空间贫困陷阱”。改进的基本方向就是重塑迁入地移民多重生计空间。这个移民多重生计空间重塑主要包括移民在迁入地的地理、经济、社会等空间的生计拓展。国家通过这些方面的全方位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给予支持，政府要真正走进移民社区进行落实，社会力量要调动各种资源进行支持，村民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形成新的实践智慧，共同推进易地搬迁实践中多重生计空间的优化和发展。
地理空间转变导致移民生计面临新的束缚和挑战，需要构建新的生计策略来适应新的空间。Y 村居民易地搬迁后，居民下山集中居住，然而所处的地理位置、空间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主要的自然条件等依旧未变。但居住地的变化对他们的社会交往和生产方式等带来新的束缚和挑战。村民们无法随时上山捡菌子、无法在家里养家禽家畜等，院墙阻断了熟人社会的关系网而导致村民愈发孤独，生计在新的空间失序，因此需要重塑移民的多重生计空间。移民生计空间转型是当地脱贫和振兴过程中的核心挑战。整合与重塑移民生计空间、促进生计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俨然成为巩固脱贫成效、走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二）启示
虽然这是仅代表云南省农村特定地区的研究，但在Y 村易地搬迁的生计空间重塑过程中获得如下启示。
易地搬迁从最初的地理空间优化转向多重空间优化。易地扶贫搬迁着眼于解决贫困户所受的自然地理空间束缚与制约，搬迁后社会空间因素往往对贫困人口形成新的制约和挑战。因此应注重将空间和生计理论有机结合，在多重空间中重塑生计模式。在地理空间层面，从挖掘、识别地理空间资本入手，审视自身的经济基础和资源优势，活化利用区位优势并将自然资源有效转化为生计动能；在经济空间层面，要结合在地力量以及民族文化等丰富资源，在延伸经济空间半径的同时促使经济空间的自我繁育、提高移民自主行动能力和动机；在社会空间层面，通过重新建构属于移民村庄的共同记忆打造公共行动，凝聚和重塑社会空间，并通过现代化治理机制重构社会空间规则。
通过多主体合作的方式联结乡村内外多重力量，链接多种资源，激活乡村生计空间“外驱内生”动力机制，实现乡村生计空间的整合、优化和提升。易地搬迁后，村庄初步实现脱贫摘帽，但市场化水平较低，村民力量薄弱。多重生计空间的重塑需要充分调动、整合外来社会帮扶力量的人才、资金、技术、品牌、社会影响力等多重优势，将外部帮扶资源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同时，要把内生动力的培育视为生计空间重塑的核心力量，将外部输入的资源转化为生计主体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控能力，培养行动者的能动性，促使其积极适应社会与环境变迁。通过“外驱内生”的动力机制来实现生计空间的提升，是实现脱贫到振兴的重要策略。如吸纳社会工作等专业力量组织和撬动乡村资源，提升生计空间。社会工作者在调研诊断当地生计空间重塑的需求的基础上，可以运用柔性力量整合和活化在地优势、民族文化等丰富资源，并通过开展专业服务激活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培育居民发展乡村的内生力量，促使易地搬迁农户积极参与到土地、经济和社会等空间的可持续性生计的塑造中，推动村庄从脱贫走向振兴。
参考文献：略
★刘艳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诗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驱动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9BSH175)。
★《社会政策研究》简介
《社会政策研究》（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0-1428/D）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出版发行，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和中国民政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国内第一本以社会政策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术期刊，旨在探讨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增进社会福祉，促进社会进步。截至目前，本刊数十篇文章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在2018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布的公共管理学期刊转载情况排名中，全文转载量排名第10，转载率位列第5，综合指数排名第12；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公布的206种政治学类期刊关注度指数排名中，2018年排名第13，2019年排名第7，2020年排名第7；2020年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被国家哲学社科文献中心评为政治学学科最受欢迎期刊；2021年进入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2022年获得国家哲学社科文献中心2016-2021年最受欢迎新刊；2023年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2022年）”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