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在我的另一个号“码头青年”被和谐后，先后被多个号一字未改拿过去发表，经过申诉，十几个小时之后才拿回原创权。在此我想追问一下微信公司，为何这种事屡禁不绝？一个春节的时间都用来查找资料、采访办案民警和一些了解内情的人，熬了好几夜，结果花费这么多精力写出来的文章，当天只存活了四小时。文章没了之后，我在朋友圈写了一句话：写了一个春节的文章被404，就像自己的孩子被拐走一样。
我花了多少精力呢？我举个小例子。从P城到云南福贡的路上花费时间，坐飞机的时间好查，但是从昆明到怒江的时间，就要反复查找确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福贡到昆明需要多少时间，这个点看似不起眼，但是事关邻居带那个女人走出乡村的难度，很有必要还原。我找了好久，发现至少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至少需要两天，还有十几年前曾自驾过去的博主说需要四天。不管是两天还是四天，都说明那时从福贡走到昆明、走到江苏，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这只是这篇万字文章的一小部分，类似这样反复确认的地方，还有很多处。我想说的是，写出一篇事实准确、逻辑严密的文章，是一件高技术含量的活儿。而且，不但要把事情写得准确，还要考虑安全发表，不能追求快意表达，要衡量很多因素。千思万想，做足防护，可最终还是没逃脱。在查找资料过程中，我第一次这么详细了解拐卖妇女产生了多少罪恶。那么多青春妙龄女子，被迫骨肉分离，从此远离家乡，很多人遭受了最残酷的虐待，甚至埋骨他乡。她们的家庭，也每一天都生活在炼狱中。深入到这段历史，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摧残。哪怕对于我这种自以为早已看遍人间百态的资深媒体人，这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和痛。
可是被人剽窃过去的文章，不但安全存活，而且带来不少流量。这就是现在的媒体创作环境，一方面是监管日益严厉，一方面剽窃洗稿盛行。后者被发现了，至多悄悄删稿，连道歉都不带说一声的。这两天，又读了一些文章，其中学者马俊亚的一篇关于“淮河下游水患中的政治”的文章，给我很大启发，特此鸣谢。请原谅我下文不再提及这件事的名字，这个城市的名字也字母代替。环境逼仄，为了文章安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苟活。
就在我以为可以给自己的文章标原创时，我又遇到了一个魔幻事件。微信在站内信通知申诉已通过，但是当我准备群发时，又被通知与历史内容相似度过高，不能声明原创。点开那篇文章，还是之前被我投诉的那篇。微信，你这是玩人呢？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地截图，但一万字太长，截到一半时，我放弃了。这时，我试了一下，发现可以开原创功能了。所以，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是截图，后半部分是文字。
苏北贫穷落后，也有其他因素。苏北地处平原，本身地理禀赋不错，但是因为水患多发，战乱频仍，使得这个淮水下游地区逐渐从原先河水走向有序的鱼米之乡，逐渐沦为民风恶劣、经济落后的区域。
据学者马俊亚研究，明清之际，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漕运这一“大局”，把黄河移到了苏北地区，并数百年如一日地在极不适合修筑大水库的淮河下游地区兴建了一座巨型水库洪泽湖，把这一整个地区视为“局部利益”牺牲掉。他认为，淮河下游地区是被传统专制权力牺牲的地区，维持空洞的政治象征与实质性的漕粮供应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淮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畸变则被视为局部利益。在淮河下游内部的地区性斗争中，斗争的最终砝码仍然是每个地区权力拥有者们势力的大小。各子区域为了减少各自的损失，只能把灾祸推向邻区，每个地区都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运用本地区的权力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利益。那些官僚数量较多、乡谊联系紧密的地区，常能暂时地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客观上把损失转嫁到邻近地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遭到邻区的抗衡，形成无法辨别是非的僵持局面，最终共同被牺牲掉。
马俊亚的这个研究也可以解释为何江苏是内斗省，“为了减少各自的损失，只能把灾祸推向邻居”。长此以往，各子区域之间的关系只能变得越来越差。
马俊亚原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05期的文章中说，1745年，在海沭地区，沭阳居民准备在马陵山凿冈开道。沭水本由马陵山向南，经沭阳县境东流入海，赣榆县就是凭恃马陵山抗御沭水。“此山一开，则势等建瓴，［赣榆县］治南十余镇将为泽国。”结果在沭、赣民众间酿成一场巨大的冲突。次年，安东县人王琚等请开港河，以泄六塘河之水，但沭阳人周谧坚决反对，“呈称港河一开，利于宿、桃、清、安，大不利于沭”。1869年，沭阳人王兆昌请开南、北六塘河谢口至侯口之间的扁担沟北横堤，六塘河下游滩内居民竭力反对，“屡酿讼端”。1870年，淮安知府王仪林疏浚清河县蒋家巷支河，一支流入包家河，另一支流入六塘河，安东、桃源百姓不惜以械斗进行阻止。1873年，沭阳县柴米河北岸居民添筑北堤，南岸居民深受其害，南、北两岸居民由此引发无数次的械斗。同年，丰县泡河北注，山东鱼台受灾严重，与丰县居民发生争斗。1874年，宿迁臧从品在沂水边筑堤护卫骆马湖上游湖田，与邳县居民发生争斗。1883年，萧县挑挖龙、岱二河，凿开宿州宋家庄土垄以达西流河，宿州知州何庆钊亲自出面，大加反对。
整个苏北，都因水患问题，争斗不休。在权力拥有者的操弄下，各地区为了自保，只能以邻为壑，整个区域风气变得非常糟糕。长期下来，这里的民风自然偏向短期主义，坑蒙拐骗比较多，商业信用很差。没钱了，就想做些没本钱的买卖，比如人口贩卖就是典型的一本万利生意。有钱了，有条件的人就举家迁往上海南京苏南。理解苏北这段历史，对理解苏北贫穷有很大帮助。经济原因，是拐卖妇女屡禁不止的根源。
我一个朋友是当年“708”专案的办案民警，前几天，我给他打电话，知道了一些内幕和细节。他说，郑氏兄弟能长期做大，屡屡逃避警方查处，跟他们在公安局收买“内鬼”有关。有个老警察，在BP机还是稀罕物时，郑氏兄弟就给他配了BP机。一旦有事，内鬼就通知郑家兄弟。这个老警察还胆大妄为到把郑氏兄弟窝藏在派出所内，躲避抓捕。最后，这个警察被判了四年。当时S县一个乡派出所的联防队队长，夜间巡逻时看到路边有一男二女。男子说他们是云南人，到S县来打工的。一看身份证，两个女青年是云南人。这个队长也没详细询问三人的关系，就放那名男子走了，留下了两个女青年。然后带着她们来到了郑家，见到了郑洪先向他使了个眼色，接着问郑是否认识两个女青年。郑洪先马上心领神会，连声说认识，是儿媳妇的表妹，早就联系好来帮着带孩子的。队长就让她们留在郑家，两名女孩子听不懂本地话，又看到队长一身警服，就顺从地留了下来。当晚，队长心照不宣地从郑家推走一辆摩托车，作为好处费。半个月后，两个姑娘先后被卖掉了。一名云南女子被警方解救出来之后，在派出所内等待家人来接时，居然被派出所所长给占有了。这个女子回到云南之后，生了一个孩子。所长知道后，按月寄钱过去作为生活费。等到孩子上了小学，女子要求提高生活费，但所长不同意。后来，这名女子来到S县，投诉到纪委，所长被查处。但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够魔幻的。一名李姓人贩子还跑到缅甸拐来了七个女子，骗她们说是到上海工作，上海的招牌在缅甸也很好使，她们一听就决定来。她们到了某县后，等着她们的自然是被卖掉。夏天时，这些缅甸女子还能习惯，毕竟可以吃到白米饭，生活比在缅甸强。冬天太冷，她们受不了，就跑出来，被公安发现后遣送回国。2001年1月18日，郑氏兄弟被枪毙，“708”专案宣告收官。之后两三年内，S县原县长、已经高升为市委常委的原县委书记等官员相继落马。当然，他们多是因贪污受贿而锒铛入狱。这些腐败分子对地方经济的掠夺和对民风政风的破坏，才是让我美丽的家乡一度蒙尘的罪魁祸首。经过几年的震荡，我的家乡才重新走上发展快车道。今天，这个小城，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贩卖早已绝迹。原来的“小香港”，现在群众都有了发家致富的门路，全村拐卖的往事只会在偶尔的闲谈中提起，并且多是嘲笑。某县的临县SH，也曾是大量云贵川女子的流入地。如今在SH，有一个叫段庄的少数民族村。这个村有3239人，其中少数民族169户740人，主要有苗族、彝族、哈尼族、仡佬族、瑶族、土家族、傈僳族等，占全村人口的31%以上。苗族最多，近500人。几乎全部是汉族的苏北，怎么会凭空多出这么多少数民族呢？她们绝大多数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云贵川被拐卖过来的女子，以及陆续由她们介绍嫁过来的亲友。我有个朋友曾经去段庄调研过。他说基层的事情，很出乎人的想象，现在这些外乡女子在段庄过得很安心。究其原因，还是这里的生活条件比云南好得多，尤其是当年。被拐来的女子发现这边比家乡好，慢慢就不想逃跑了。加上这里的民风也更江苏，大男子主义少，家暴现象少，男人还会帮着做家务，所以那些原先绝望的女子，扎根下来之后，就介绍家乡的女子远嫁过来。当然，介绍也是要收钱的。当地媒体去年10月采访过段庄的这些少数民族女子。这些人现在生活得不错，都住上了新农房，也和娘家有来往，平时经常视频聊天，好多人都玩抖音，在抖音上和老家人互相关注，互发动态。在这篇报道中，对段庄村的现状有详细描述。经家里亲戚介绍嫁到段庄的云南女子龙慧珍说，“刚嫁过来的时候跟现在没法比，那会家里只有3间瓦房，路也不好走。现在我们村就跟城里一样，干净、漂亮，我家也从原来的瓦房变成了现在的楼房。”龙慧珍满眼都是藏不住的喜悦，“这边小家的日子过得好，云南老家变化也大，也都住上新房了。”现在，段庄村的集中居住区前面是独家小院，后面是高层楼，家家都住得宽敞。不仅家家户户门前的道路全部硬化到位、路灯配齐，还增加了很多配套设施。健身广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医疗救治点、便民服务中心……城里小区有的配套设施，在这也一样不差。从照片上看，段庄农民住的条件确实不错，白墙黛瓦，规划合理，整洁干净。都是拐卖人口流入的重灾区，P城和S市两地被拐妇女处境的截然不同，其实也是两地乡村治理水平理念以及民风上的差异。
因为年轻且经济欠发达，S市的发展很受省里重视，调来的官员，敢做事、想做事、能做事，也能做成事。因此，S市成了很多省部级官员的升迁地。这些外来的干部，知道自己前途大好，因此很少混日子的，更不能容忍辖区内出现重大丑闻，在社会治理上下了很大功夫。之前发在“码头青年”上的文章，短短四小时之内，收到近两百条留言。不少留言提到，在SH等地区，很少见到虐待买来的媳妇，甚至好菜好衣服供着，生怕人家不满意跑了。我对P城了解不多。但是从这几天官方三次通报的内容看，就能看出一些东西来。我们知道，一个谎言要十个谎言去圆，漏洞只会越来越多，最后只能恼羞成怒，使出终极大招，封嘴不许说话不许问。（很遗憾，这句话一语成谶）其实我很欣赏我家乡的做法，有了脓包，挤破它，流出脓血之后，慢慢就好了。谁都会犯错，改正了就好。如果二十多年前，郑氏兄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是逍遥法外，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作奸犯科。这种人的存在，对于公平正义，对于天理良心，对于乡风民俗，是何等的践踏。他们的存在，只会暗示人们，恶人也会有好报，这种示范作用对于一个地方的民风会带来毁灭性影响。有人可能会拿国情来说事。但是如果事事都以此为借口和挡箭牌，那么我们可以不用发展了。咱们这四十多年的成就，不都是建立在对一项项陋习的破除上吗？老光棍的生理需求传宗接代重要，还是保障一个女人的基本人权和生存权重要？正确的东西就要排除万难去实现，错误的东西同样需要排除万难去消灭。只有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有人说，如果不买媳妇，整个村庄都会消亡。要我说，如果这样的村庄只能靠买女人存活，那么，还是让它赶紧消亡吧。我们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靠的不是硬核科技，不是摩天大厦，不是坚船利炮，而是靠文明，靠法律，靠良心。今天，那个可怜的母亲，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二十多年来，一直活在人间地狱中。她的遭遇，让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芳汀自愧不如。她的名字曾是那么美好，她的童年也是和你我一样吧，爱笑爱闹，也许也有父母可以撒娇依靠。只是她托生的不是地方，以致遭受了这人世间最恶劣的伤害。伤害她的人，除了那些直接的凶手，还有那无边的冷漠和见怪不怪。春节期间，好几个夜晚，我都枯坐灯下，对着电脑，查阅资料，和熟悉情况的人聊天，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广东今年特别冷，没有暖气的屋里，冷得像个冰窖，坐得久了，我的双脚双腿经常是冰凉的。我的心，在善意和恶意的轮番冲击下，一会热，一会冷。网络上，朋友圈里，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个母亲。他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因为能够感受到他人痛苦的人，一定是个好人，一定是个真正的人。他们关注着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女人，宁愿牺牲掉自己宝贵的春节假期，也要去转发，去呐喊。他们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温度，他们是最珍贵的中国良心。很多人的一篇一篇文章，像一根根投枪，投向风车。一次次折断，再一次次投射。这些人的存在，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对于法律秩序的维护，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一次次推动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和转型。我倍感荣幸，能和他们并肩而立，做着一些微小但有价值的事。还有很多人，他们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只在意自己的痛苦。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这种人只能算是活着。只是他们没想过，那条铁链，如果有一天也套到了他的脖子上，谁会来为他呼救。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一代人造的罪，我们不应该回避。作为后代和后来者，我们应该有这种勇气和责任，去面对它，承受它，解决它。罗翔前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的刑罚。他说，拐卖儿童的基本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收买被拐卖儿童则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但是在城里抓20只癞蛤蟆就构成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情节严重的，也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完全赞同罗翔的观点：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人性尊严高于一切的动物和植物。1、浙江文艺出版社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拐卖妇女纪实》，作者谢致红、贾鲁生2、《对11名女研究生被拐骗案的沉重思考》，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4、《“小HM”背后的怒江傈僳族女人》，公众号“先生制造”5、《治水政治与淮河下游地区的社会冲突（1579-1949）》，马俊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