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李龙，刘玄龙：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欧阳辉纯，王木林：
从中国之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涵
“生物安全的法治保障”专题
于文轩，宋丽容：
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
张忠民，欧恒：
我国生物安全司法保护的局限及其克服
鲁冰清：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
——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边疆治理”专题
方盛举，李骄：
我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孙保全：
标语治边：边境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
教育学
刘振天，陈恩伦，王智超，等：
新时代学科评估改革的新思维（笔谈）
经济学
何雄浪：
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刘建秋，杨艳华：
政府补贴具有社会溢出效应吗？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证据
文学
彭兆荣：
文学人类学：一种新型的人文学
黄鸣奋：
我国科幻电影创意中的共同体观念
哲学
李爱龙：
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逻辑奇点与术语革命
陈中雨：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新时代·新青年·新学术：博士生论坛
陶德强：
分配与获取：阶层地位变迁过程与逻辑
陈帅飞：
容错纠错机制在基层的构建：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梁振文：
算法解释权的构造与法治保障路径
——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场景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李龙，刘玄龙
摘要：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党的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
作者：李龙，男，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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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R从中国之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涵
欧阳辉纯，王木林
摘要：从聚焦中国之治走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行稳致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政治命题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精髓与内核，其理论价值在于引领中国之治超越西方“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性思考和可通约性理念。把握好这一点，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统一起来，并以既不“媚西”也不“复古”的姿态建设文化强国，贡献人类文明，以更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更持久的大国担当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作者：欧阳辉纯，男，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
于文轩，宋丽容
摘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旨在平衡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并遵循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风险防控机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方面组成，其有效运行需以科学判断的风险评估为前提，适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手段，实现风险管理的最优化路径选择，并突破单向度的路径依赖，以实现全面的风险沟通。
作者：于文轩，男，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生物安全司法保护的局限及其克服
张忠民，欧恒
摘要：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突发的新冠疫情愈发凸显了生物安全保护的重要性。与理论层面的积极探讨对比，生物安全司法保护的关注在我国相对较少，对其进行剖析可以较好地回应司法层面生物安全领域应当着力之处。我国生物安全司法保护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薄弱且数量有限、关联司法案例责任救济形式单一等局限。对此，须从司法活动本身出发，提升司法活动自身技能、优化司法活动周遭因素、协同司法活动关联领域等三个方面予以克服。也应针对生物安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立法供给，在完善综合性立法的同时，注重与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配合与衔接，从而达到维护生物安全的目的。
作者：张忠民，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
——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鲁冰清
摘要：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作者：鲁冰清，女，博士，甘肃政法大学环境法学院副教授。
我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方盛举，李骄
摘要：方略是指具有延续性、稳定性乃至制度性的方法和策略。由于存在广袤的边疆地区需要有效治理，我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形成了丰富的治边方略。这些方略凝聚了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政治智慧，对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方略主要有：建政控边方略、屯垦戍边方略、互市兴边方略、文教融边方略、强军固边方略、交通连边方略等。当前我国边疆治理是制约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为补短板、强弱项，必须全面加强边疆治理。从古代治边方略中汲取丰富的政治智慧是加强边疆治理的必修课。
作者：方盛举，男，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语治边：边境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
孙保全
摘要：在边境地区，标语的内容形式、指涉对象、作用路径均异于“内地”，由此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治理工具。边境标语在警示涉边行为、宣传国家政策法制、传播守边固边文化、营造管边控边氛围、宣示国家主权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它将国家意志和影响力嵌入到边缘地带，成为边境地区国家在场和国家建构的特殊形式。通过承载上述治理功能，小标语往往可以折射出大问题。基于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可以看到，中国的边境治理蕴含着二重性治理取向、多元化治理主体、复合型治理路径、差别化治理政策的内在逻辑。
作者：孙保全，男，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时代学科评估改革的新思维（笔谈）
刘振天，陈恩伦，王智超，等
摘要：加快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学科评估体系，是提升我国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助力器。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即将开始之际，学科评估应更加突出其诊断功能，突破评价标准单一、偏重学术导向、加剧马太效应的三重制约，引领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学科的特色发展。应转变学科评估在服务师资队伍建设中呈现出的量化倾向、行为主义倾向以及行政化倾向，引导新时代的学科评估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应寻求学科评估工具价值和理性价值的融合，关照不同发展阶段学科的主体需求，构建和谐共生的学科评估生态系统。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新时代学科评估中本科教育的使命与责任，以更精细的分类、更民主的参与、更科学的价值判断、更合理的评估标准，进一步发挥学科评估对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
作者：刘振天，男，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恩伦，男，博士，西南大学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智超，男，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田铁杰，男，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王鹏炜，男，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何雄浪
摘要：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作者：何雄浪，男，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府补贴具有社会溢出效应吗？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证据
刘建秋，杨艳华
摘要：政府补贴企业的初衷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等经济目的，较少有学者关注政府补贴社会效应的发挥。根据政治成本理论，企业接受政府补贴后，可能面临政治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可能做出更多回报社会的善意举措。本文以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相较于税收优惠类政府补贴，直接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结果在改变社会责任度量方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样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成本等社会压力在政府补贴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政治关联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已有研究对政府补贴社会效益方面的理论，也更加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内在机理认知。
作者：刘建秋，男，博士，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文学人类学：一种新型的人文学
彭兆荣
摘要：作为一个人文学新的分支学科，文学人类学表象上似乎仅仅是文学与人类学相互走近、聚合，实际上却包含着历史语境、认知逻辑、学理依据、学科整合和方法采用等综合价值。她既是两个学科在反思原则背景下的协同产物，又具有强烈的实验色彩。
作者：彭兆荣，男，博士，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科幻电影创意中的共同体观念
黄鸣奋
摘要：共同体的起源和发展都以其需要为基础。科幻电影是适应人的需要而诞生的，反过来又将人的需要作为其内容来表现。后者主要有三种取向，即对于共同体的需要、共同体自身的需要、由共同体衍生的需要。我国科幻电影的相关描写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人以群分、推己及人、止于至善的观念相契合，对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精神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黄鸣奋，男，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逻辑奇点与术语革命
李爱龙
摘要：智能与资本的“共谋”预示着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之逻辑奇点的降临。一方面，这一“共谋”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逻辑推向了身体商品化的极致。在智能时代，被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解放的身体最终走向透明化，身体被数字编码吞噬，陷入“失物拜物教”的迷思。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变革了资本积累和雇佣关系的旧有模式，使生命政治生产变成非物质性和消费性的符号生产，濒临价值虚无主义的边缘。这就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去炮制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神话学，而是去寻找实现生命政治术语革命的逻辑豁口和现实道路。在文明逻辑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文明因素为身体建构了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预示着“类生命”的复活，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倒逼”态势。在现实道路的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真正担负起扶植和照料生命的政治责任，能够有效推进“类生命”的历史建构，从而全面彰显生命政治所具有的制度文明意蕴。
作者：李爱龙，男，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陈中雨
摘要：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作者：陈中雨，男，博士，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分配与获取：阶层地位变迁过程与逻辑
陶德强
摘要：阶层地位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地位特征”的“位置”资源，阶层地位变迁是结构与行动互动下“位置”资源的“分配获取”过程。国家、市场、社会是阶层地位变迁的结构主体，分别从权力、竞争、关系的维度对“位置”资源分配发挥配置之力。个体是行动主体，受“经济人”和“社会人”驱动在“位置”资源获取中展开行动。所嵌入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会对结构与行动产生影响，“分配”与“获取”呈现不同张力。受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当代中国阶层地位变迁呈现不同的阶段特点。
作者：陶德强，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容错纠错机制在基层的构建：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陈帅飞
摘要：构建容错纠错机制是新时代基层干部管理的必然要求。当前基层层面容错纠错机制的构建尚处在探索阶段，在思想认识、制度建设、机制运行、舆论应对等方面存在一定阻滞因素。在基层构建容错纠错机制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进而通过人事奖惩导向以培育主动担当意识，通过上级主导建制以提高制度建设能力，通过上级直接介入以增强机制运行能力，通过上下层级联动以改善舆论应对能力。
作者：陈帅飞，男，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算法解释权的构造与法治保障路径
——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场景
梁振文
摘要：算法决策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场景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信用信息客观公正性与信用主体权益面临更大挑战。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算法解释权能满足规制算法决策、保障信用主体权益的双重需求。然而，适用标准不明确、阶段与界限模糊成为阻碍算法解释权行使的主要因素。因此，应为算法解释权提供法治保障，明确其法律定位及适用标准，完善算法决策事前与事后解释的具体设计，同时建立对算法解释权主体的监督机制。
作者：梁振文，女，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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