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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西部，待拆的老城区房屋拥挤，无限压缩的生活空间使得邻里间摩擦不断。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十元钱引起了两家人长达四十五年的争斗。
惊蛰那天黄昏，县城刚下了一场阵雨，空气里弥漫着清淡的草木气息。我正独自在家喝酒，母亲打来电话说：“刚刚胡天纲死掉了，胰腺癌。”沉默了好一会儿，又道：“他天天痛得哭天喊地，听了都瘆人，早死早解脱。人活一辈子，没名堂，都要死。”三年前，另一个仇人胡地方去街上买东西，被一辆农用车撞飞，当场丢命。两年前，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张知明，误食家人放在柜子里的老鼠药，被发现时已经没了体温。从懂事开始，我都在设想如何报复他们，幻想他们死得惨烈。而当他们真的不得善终，我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灾乐祸。我倒了三杯酒，泼在地上，算是祭他们，然后戴上口罩，走进春天的夜里，街上灯火通明，一如往常。1938年2月，祖父母为躲避战火带着我父亲来到了常山县城，在一个叫东门外的老城区扎下了根。那里集聚的大多是和他们一样迫于生计的外来户，从事着车夫、木匠、菜贩之类的工作，大家的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偶尔有些小摩擦，但基本都能和睦相处。作为外来户，祖父母特别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巴结当地人。为了证明与他们的完全融合，祖父母三个月就学会了当地方言，口音里丝毫听不出杭州腔。而东门外的中心地带正是胡天纲开的代销店，那也是闲人聚集的场所，大事小情通过这里，一夜间便可传遍城区。胡天纲为了维持生意，不时会给闲聊的人散散香烟、倒倒茶水，人脉颇广。作者图 ｜ 胡天纲的代销店原址
1975年7月10日下午5点半，夏日的太阳刚刚西斜，我10岁的姐姐喜悦拿上一张十元钞票，拎着一只葡萄糖玻璃瓶子，一路雀跃地去代销店替父亲打黄酒。这是父亲多年来的习惯，在发薪日去街头的卤肉店称上两只猪耳朵，然后去菜市场买半斤红辣椒，再喝上一斤黄酒，足以熨贴他一个月的辛劳。代销店里只有胡天纲和张知明两人，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胡天纲将喜悦递来的十元钱扔进钱箱，转头又跟张知明说笑。胡天纲听后，做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反问道：“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打黄酒？”喜悦气懵了，胡天纲反而说：“小孩子要诚实，谁看到你给我钱了，叫他们来作证。”这时，胡天纲也跟了进来，他对我父亲说：“话要说清楚，我可没有收到你女儿的钱，可能是她在路上丢了。”那时人们的平均工资不过三四十元，十元钱是我们家一个星期的生活费。过了一会儿，邻居小孩急匆匆跑来说：“你爸被胡天纲打了。”我们一家人朝代销店跑去，只见父亲躺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母亲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祖父借来一辆手推平板车，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我至今记得那个场景，祖父拉着平板车快步如飞，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跟在后面，大声地哭叫。
父亲是被胡天纲、胡地方兄弟俩打伤的。旁观者张知明拉了偏架。当时，父亲去找胡天纲理论，胡天纲的弟弟胡地方正在店里，两人一唱一和，话说得难听，一致认定我父亲想诓一斤黄酒喝。父亲气不过，将玻璃瓶砸了个稀巴烂，说：“这十块钱算我送你们买药吃。”兄弟俩像狼一样扑上来，张知明紧紧抱住我父亲的双手，让他不得动弹。拳脚无遮无拦地落在身上，父亲被打掉一颗牙齿，打断三根肋骨，胃部大出血。在法制尚不健全的年代，拳头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武器。张知明说是父亲先用玻璃瓶砸人，胡天纲一偏头躲过了，迫不得已才还击的。后来听人说，胡天纲给张知明送了两斤白酒和两条西湖牌香烟。从医院出来，父亲又去打了一架，他将店里一坛黄酒和几罐辣椒酱打碎，黄色、红色的液体流了一地。第二天，胡天纲兄弟带着五、六个儿子来到我家，打碎了热水瓶、锅碗、家具，连烧饭的灶头也给挖了。这是民间争执中最毒辣的一招，诅咒别人家“倒灶、走霉运”。我们家当时的“实力”并不足以与胡家抗衡，胡天纲生有四个儿子，胡地方有三个儿子，还有张知明在明里暗里帮衬。家里男人不行，只有女人上阵，我的祖母和母亲常站在自家门口，对着外面指桑骂槐，引来胡家女人猛烈回击。哥哥、姐姐和我都非常害怕看到这样的场面，只能用哭声来宣泄内心的恐惧与无助。那时哥哥正要升入高中、姐姐上小学四年级，而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作者图 ｜ 我家的平房
仇恨在我们一家人心底扎了根，父亲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到哥哥喜伟身上。喜伟成绩不错，如果安心学业，完全可能用成绩改变命运。但经历了黄酒事件后，父亲开始打听全县最有名的拳师，他决定让喜伟去学拳，雪洗胡、张两家的打压之仇。喜伟放弃了高中学业，开始跟一名被当地人追捧的师傅学习武艺。师傅住在乡下，传闻中十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近不得他的身。父亲为了让他收喜伟为徒费了不少心思。从那之后，我时常看到师傅端坐在屋子里抽烟喝茶，祖母与母亲就在厨房准备好菜，有时甚至会杀一只鸡。吃过饭后，父亲会将大门紧紧关上，拉好窗帘，让师傅教哥哥扎马步、练套路，学习輶辂拳。我也想跟喜伟一起学拳，但被父亲拒绝了，他有自己的规划。“我不能把筹码押在一张牌上，你好好读书，以后当大官同样治他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半年下来，喜伟的马步能扎一支香的时间，打起拳来也是虎虎生风。父亲母亲扬眉吐气，仿佛已经看到胡家人与张家人被打翻在地。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胡家两兄弟也给自己的儿子们物色了一名中学体育老师，学起了长拳。子辈的冲突发生在1976年10月。那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WG至此结束。那天喜伟上街，在观风桥与胡天纲的两个儿子狭路相逢。喜伟斜了他们一眼，两伙学了点三脚猫功夫，正愁没地方挥霍的青年就打了起来。孤掌难鸣，喜伟被他们扔到四米多高的桥下，幸好水不深不浅，救了他一命。看着喜伟狼狈地从水里挣扎上来，围观的人哈哈大笑，那伙人扬长而去。作者图 ｜ 观风桥
这是一次致命的挫败，每当胡家和张家人表露出胜利者的神态，从我家门口神采飞扬地走过去，父亲总会感到无尽的屈辱，他染黑的头发，半个月之间全白了。但是父亲并没有停止回击，一些夜里，我看到父亲悄悄溜出门外，回来时已是一身泥土。他趁着夜色，去了胡家和张家的地里，将他们种下的菜全部拔掉。但是第二天，胡天纲、胡地方和张知明又会把那些菜扔在我家门口，然后正大光明地走到我家的菜地里，将所有作物一阵乱踩。经此一战，喜伟突然明白，武术在格斗中用处不大，人多才是取胜关键，他开始有目的地去结识辍学在家的小混混。县城里的小混混，五六个一伙，留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大鬓角，穿着喇叭裤，聚集在学校、电影院、百货大楼门口，看到漂亮女孩走过就吹口哨，看谁不顺眼，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很快，练过武术的喜伟就成了一个团伙中的“大哥”，带着手下十几号人，在县城的街道上呼啸来去。喜伟混社会的名声难听，但父亲对此是默许甚至是支持的。此后，胡家和张家的窗玻璃会莫名其妙地破碎，屋顶时常漏雨，养的鸡鸭经常消失。1978年5月，喜伟带着小兄弟和仇家的儿子们进行了一场闻名全县的打斗。在县人民广场，对方有3人被打进医院。他们被镇住了，没有反击，也不再趾高气昂。群架第二天，派出所来过家里，喜伟提前跑去乡下小兄弟家避风头。回来后派出所没再找他，那个年代只要不出人命，打架斗殴之事大多不了了之。此后，我们和仇家的地位开始反转，父亲为此一度扬眉吐气，一些过去与胡家和张家站在一边的人，也开始跟我们一家人打招呼说话了，甚至还有人历数他们的不是。而喜伟一直混着，除了偷鸡摸狗，还常去国道上敲诈过路的货车司机，如果不给钱，就往死里打，还把车子轮胎的气放掉。直到1983年严打来临，县城里被抓去13个人，其中就有喜伟。县里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喜伟被判刑18年，送往大西北劳动改造。喜伟和十几个罪犯被押在台上，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流氓犯、抢劫犯”。喜伟被押上解放牌卡车游街时，胡、张两家人沿路放起了鞭炮。父亲足足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领导本打算让他当一段时间副厂长，然后去筹建一家新工厂，最后再调去局里。自从父亲与胡、张两家纠缠起来，有了恶劣名声，特别是有了喜伟这个污点后，他的职业彻底被断送了。喜伟去大西北劳改第二年，父亲车间主任的职务被罢免，他被调去看仓库。父亲像是一头斗伤了的兽，从此对于胡、张两家有形无形的欺辱无动于衷，甚至连抬头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哥哥喜伟被判刑那年，姐姐喜悦18岁，刚好高中毕业。第二年，她进了县棉纺织厂，那是县里的大厂，待遇很好，工作到一定年限还会分配住房。当年，一位名叫刘青的小伙子看上了喜悦，他是物资公司的科长，父亲还是副县级领导，算是县城里出类拔萃的人物。两人偷偷恋爱了一段时间，1985年夏天，喜悦将刘青带回家，这让家里人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然而好景不长，那年冬天，刘青突然斩断了和喜悦的恋爱关系。有人传言，喜悦初中三年级时和一位男生早恋，还堕过两次胎。还有传言说，喜悦高二那年，和一名开大卡车的离婚男人在一起，每天放学都会被人接走。喜悦整日躲在房间里以泪洗面，流言如同刀子在她心里划过。1989年，喜悦经人介绍，认识了外县的一位男青年，第二年，她辞掉工作嫁了过去，从此很少再回娘家。一天中午，我78岁的祖母怀揣一瓶敌敌畏，走进了胡天纲的家。正在胡天纲一家人愣神的空档，祖母一仰头，喝下了敌敌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家庭琐事或邻里纠纷喝敌敌畏自杀的人屡见不鲜。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隔三差五会给喝农药的人洗胃、洗肠。有的人救过来了，没救过来的就用一块布从头遮到脚，等家属将尸体运走。祖母想用这种极端的自戕，让胡家背上道德枷锁，内心不得安宁。胡天纲顿时傻了，立即叫来一辆三轮车，将我祖母送到县人民医院。路上祖母已经失去知觉，嘴唇青黑，口吐白沫，双眼紧闭。第二天，我在背后藏了一根胳膊粗的硬木棍，守在观音桥头。当我看到胡天纲的大儿子胡雨走过时，我镇定地用木棍狠狠地砸了他的后脑勺。胡雨软软地瘫在地上，鲜红的血从伤口中流出。我既解恨又后怕。
胡雨也被救了过来，十几天后能走路上下班了。但据别人说，只要是阴雨天，他的后脑勺就要疼痛。一个月后，胡天纲把代销店关掉，让他的儿子都搬到外面去住，他一个人留在东门外，住在一栋临巷的木板房里，那里常年失修，摇摇欲坠。祖母服农药落下了手脚抽搐、神经衰弱的后遗症，不要说下地干活了，就连简单的家务也做不了。祖母“三七”那天，祖父正在吃饭，人突然愣住了，向前扑在桌上，转眼没了气息。喜伟因改造表现较好，减刑3年，于1998年被释放。他不愿再回家，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衢州市开了家小超市。老家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到了晚上，灯泡将两人身影投在房间四壁上，显得十分空荡冷清。18年前，政府打算对东门外进行拆迁改造，但住户对拆迁补偿期望过高，有人临时乱搭乱建，有人假离婚，原来500多户人家，突然间变成700多户，这样一来，拆迁只能搁置，东门外变得一片混乱。作者图 ｜ 如今的东门外
就在那年，我结婚了，在新的小区买了房子，想把母亲接过来一起住。哥哥、姐姐也曾多次劝母亲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就住在这里，要看着他们，一个个不得好死。”我心里疼痛万分，对于这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曾充满怨恨，恨不得尽快远离，让所有往事被岁月淹没，但母亲仍固执地守着仇恨。我的祖父母本是地道的杭州人，1937年日本侵占杭州，他们抱着4岁的儿子一路向西躲避战火，直到1938年在东门外安定下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家人的生活基本安定，祖父母年过花甲，但身体尚好，父亲当上了车间主任，母亲在纸袋厂做小工，三个子女也都健康懂事。这是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尽力劳动、维持温饱、心存希望。没想到十元钱引发了三家人无休止的争斗，四十五年过去了，没有人在这场战争中全身而退。-END-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ID：zhenshigushi1）——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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