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以来，上海究竟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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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独角鲸工作坊（ID：dujiaojing2018）
最近的上海，俨然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很多关心上海的外地朋友纷纷相问：上海究竟怎么回事？
身处其中，我也很想知道，各科成绩一向出色的模范，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感染者，这么多物资短缺，这么多缺医少药，这么多打架斗殴，乃至虐杀动物，等等，甚至，奥密克戎还没把人直接“毒死”，因奥密克戎而不幸亡故的市民已经有好几例，这是为什么？
我准备结合自己在上海生活将近30年的经历和最近的观察以及所思所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回答，以就正于方家。
为什么精准防控失灵了？
上海的所谓精准防控，简言之，就是一旦发现病例，立刻启动流行病学调查，与该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人，以及与密切接触者有密切接触的，统统隔离起来做核酸检测，几天过后没发现问题，就把人放了。
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做到不漏掉一个人，以此达到“动态清零”，也不“冤杀”一个人，不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转。
这个方法，与很多地方“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很不一样，符合上海的社情民意，因此上海有仅仅封控一天的迪斯尼，有封控面积最小的奶茶店，一时传为佳话。
但是当新冠病毒变异到奥密克戎阶段，这一套精准防控的策略就失灵了。
首先，之前的新冠病毒，基本上是有症状的，既然有症状，患者就可能上医院，即便不上医院，也可能被写字楼、小区门口、地铁站、商场入口、菜市场等各种场所天罗地网的测温枪瞄准，迅速被拿获。
但奥密克戎阶段的病毒，根据上海的官方数据，是95%以上属于无症状感染，我所在的小区已经通报13例感染者，但从通报内容看，只有1例有发烧症状。
目前处于封控状态的吉林，无症状感染者的占比也达到50%左右。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有什么特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牟小芬的回答是：
“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就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是阳性，但是患者没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临床症状，这些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咳嗽、鼻塞、乏力、嗅觉丧失、肌痛、腹泻等。”
换言之，如今一名新冠病毒的无症状冠感染者如果在上海城里四处游走，全市所有的测温枪对他是失灵的，根本无法预警，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场所需要出示24小时或48小时核酸证明，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拦得住他。除非摁住他，当场测他的核酸。
其次，病毒变异到奥密克戎阶段，传播速度更快，繁殖效率更高。
早期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是一个人传染2.5个人，现在的传播速度是一个人传染七个、八个人，接力传染几次，你根本查不清谁是密接，谁是次密接。
这会导致瞬间出现大规模感染，甚至大规模感染了也未必知道。
再次，奥密克戎的毒性大大下降，这是绝大多数权威专家的看法。
从上海已经公布的官方数据看，病毒感染者已然超过10万人，但未见一例重症和死亡病例。吉林方面的两例死亡病例，本身也有严重的基础疾病。
也就是说，即便病毒感染者有症状，上海的绝大多数也是轻症，与感冒类似，估计很多类似感染者也就是在家休息休息，吃吃非处方的感冒药，难得去医院折腾。这也导致病例很难被发现。
▲疫情下的上海（图/网络）
综上所述，上海的精准防控是对付不了奥密克戎的。要控制这种狡猾的病毒，只能是外地反复使用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于是，浦东、浦西先后被封控起来了。
上海的物资为什么会短缺？
目前上海物资特别是蔬菜肉蛋奶等食物短缺，是一般市民都能感受到的：
一大早就起来在手机上抢菜却一无所获不是个别，折腾半天仅仅买到几个鸡蛋的也有，拼好的东西临时被取消了，东西不能及时送达的也都是遍地可见。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在正常情况下，上海有很多本地产蔬菜，同时还有更大量的外地蔬菜进入上海，各种蔬菜通过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一样的渠道，进入菜场、超市，或者进入网购系统，最终走上市民餐桌。
这套完全市场化的系统，一向运转良好，上海的蔬菜价格，并不比我老家四川乡下的小镇贵多少。
但突然的封控，使这个系统瞬间报废，只剩下残存的网购系统还在勉强运转。
那么，有人会问，基层政府为何不能立刻发挥作用，立刻组建一个新的供应系统？这涉及——
第二，上海的基层政府和居委会为何在短期内无法胜任重建蔬菜供应系统的重任？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其他地方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就是上海的民众与政府的关系。
在上海，民众遇到生计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找抽象的政府解决，而是找市场、找自己平时积攒的人脉，很多时候，反而是政府主动去找民众要求帮扶。这就反过来造成一种状况，上海的基层政府，缺乏解决民众生计的能力训练。
上海基层政府的日常城市管理与其他地方相比，更多侧重于发展经济，提高财税收入水平。上海近几十年来天灾人祸少，它的应急管理能力是较生疏的。
上海开埠以来，一直是向上向外输送金钱和物资，它的字典里，没有短缺二字，一般老百姓，咸以为短缺只会发生在外地，没有应对短缺的任何经验。当然，除了房子。
在上海这个人人忙于挣钱，且有钱可挣的社会，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是疏离的。
这种疏离，直观地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名讳的熟悉程度。在上海，可以说95%以上的民众不知道他所在区和街道的政府主官是谁，如果不是有业主群，一大半小区住户不知道居委会主任是谁，长啥样子。
这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井水不犯河水，比较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
在上海，政府工作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与公司企业的工作相仿，并不具有“神性”，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会因为在政府工作而被人刻意高看。
我曾经到某省某市去旅游，看到电视里报道该地新闻，主持人提到行政主官的名讳时，有一种称呼自己父母的礼敬口气，终生难忘。
如果说很多外地的基层政府里，沉淀有大量的社会精英，那么在上海的社会生态里，社会精英更多流向大公司、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讲到这里，各位大概就能理解为何短期内上海无法建立新的蔬菜供应系统了，他们可能也有预案。但是，人呢？
物资为什么分发不出去？
现在从事物资分发的，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有通行证的物流单位、快递小哥和居委会、物业公司以及志愿者。
物流单位和快递小哥负责送到小区门口，居委会、物业公司和志愿者负责送到家门口。
这是大致的物资流向，但2500万人的大城市，需求千差万别，如果你觉得所有物资都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么你大概会相信市场经济立刻就可以转轨为计划经济了。
▲上海进行封控管理（图/网络）
首先，分发物资的人力资源总体是不足的，全上海只要不是从事上述物资分发的人，基本上全部被隔离，无法外出，连小区门口取个东西也要求助于他人。
其他省某座城市封掉，省级行政部门可以调动省里其他城市立刻予以支援。上海是一个孤立的直辖市，整座城市封掉，就没有其他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可用。外省市援助物资进来，没有人手做分配的情况必定发生。
而上海要调用外地人力协助分配物资，也不是立刻就可以办到，手续繁琐，可以说比全国军民支援打淞沪抗战还繁琐。
其次，家庭之间，小区之间，街道之间，区与区之间，物资的丰富与短缺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情况，正常时期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拉平差异。
但非常时期，掌管物资分配的机构对丰富与短缺，两眼一抹黑，冰箱里有什么没什么，外人难以调查得清楚。
现在很多市民把希望寄托在小区团购。小区团购的确解决了大问题，但小区团购的问题是，它需要“团长”，更需要“团长”掌握可靠的货源。
但不是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资源，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有的小区可以团到一头猪，水陆空不缺，要啥有啥，有的小区没有这种资源，等着饿肚子。
如果一家全是老人，网购也不会，加上居委会忙不过来，工作不到位，落得吃不上饭饿肚子都有可能。
反文明的现象为什么这么多？
上海开埠以来，除了一些特殊年份，一直引领全国潮流，成为中国少有的现代文明高地。
我一向认为，上海的文明，是一种以商业文明为底色的现代文明，商业规则是上海人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
如果商业文明消失，商业规则还会在一定时间内起作用，但会逐渐流失，进一步体现在不同人之间，流失速度可能有快有慢。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商业文明重新复苏。它的底蕴还在，其他地方是建立，它是重建，因而根基深厚，为它地所仿效。
今次瞬间切断商业交易，商业逻辑让位于权力逻辑，商业对人性的约束由此崩解，而新的规则又没有确立下来，混乱中，人性这头恶兽就可能冲出笼子，导致一些极端例子的发生。邓公说的“好的制度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这里有活生生的现实版。
结语
上海是我呆了将近30年的地方，中途回过老家三年，终归是魂牵梦绕，最终又回来了。
100多年来，上海历经劫难，但是它有自己隐秘的发展脉络，在改变进入者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你毁灭不了它，它也不会沉沦下去，它会短暂喘气，然后昂扬走到前台。
我的孩子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这里将是她的故乡。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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