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乡村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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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长江头、黄海边，地理意义上的江北，人文意义上的江南，替大清孤儿寡母起草退位诏书的状元张謇老家，就在30里开外。有点尴尬的是，至今有半个村不通公路。我问过家人和邻居为什么，回答都一样：村里没钱。

几个在外面做生意的说，村官都上门来化缘过，希望大家支援家乡建设，但都被拒绝，理由也都一样：狗日的拿到钱不会修路，会拿去自己盖房子，他们这样干过几次了。

狗日的，在很多农村，如今成了村官的俗称，不分地域，轻描淡写，带着鄙视，它的背景是最近二十年来农村日益凋敝和空心化。按网民的总结，现在村官是打出来的，镇官是喝出来的，县官是跑出来，省官是生出来的。拳头和棍棒打出来的干部，享受狗日的称谓，倒也水到渠成。

说句公道话，我老家的村官有点寒酸，不靠山，不近城，没矿产，没企业，典型小农经济，有权利但没有机会寻租，取消农业税、当兵名额推荐之后，农民几乎无求于村官，惧怕也无从谈起。中青年人都在外地打工，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小孩，没人把种田当回事，大片农田都由山东等外地人来承包。

另一方面，我的父老乡亲也是幸运的，小国寡民状态下，没有滋生农村黑社会的土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与我何有哉。这比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的农民们幸运多了——不被黑社会化的村官，或者村官黑社会蹂躏。

那么多法学专家和普通民众呼吁放过贾敬龙一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杀人动机，他被恶霸村官逼上绝路的绝望无助。村官何建华是个游走红道黑道，为官一任祸害一方的乡村恶霸典型。

80后对恶霸地主这个字眼也许陌生，60和70后对恶霸地主的主要知识，也来自南霸天，胡汉三，刘文彩、周扒皮四个文艺作品的主角。

他们的罪行比起何建华之类的当代恶霸村官来，简直不值一提。何建华具备传统意义上恶霸地主身上全部特征，欺男霸女，鱼肉乡里，骄奢淫逸，勾结官府，豢养流氓打手掠夺人民。

而文学作品里的恶霸地主很多方面比何建华逊色，比如何建华可以向村里的企业收保护费，把农民的基本农田卖给钢材市场，可以借女儿生日之名大摆酒席，向四面八方的索贿，至于私设小金库，包养情妇出入省城娱乐场所，是他的常态。

在何建华身上，丝毫看不到基层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折腾。

他强奸过妇女，卖过假货，打架斗殴坐过牢，但放出来没几个月入了党，村长支书一肩挑。入党花了6万，当村支书花了200万。选举时用麻袋装着钱，吓走竞争对手，赢得村民选票。大成本必须大产出，上任不到一年，他开起奥迪A6，儿子开上奔弛，女儿开上了宝马730。

何建华是怎么把贾敬龙家的婚房拆掉，怎么让贾敬龙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生不如死的，详细过程贾敬龙网上发过。贾敬龙射杀何建华后想开车自首，被何家人逼停、打断腿，造成自首未遂事实，也已经得到确认。

贾敬龙的遭遇，生活在太平盛世和谐社会里，常人只能在《水浒传》的林冲、《白毛女》，在贺龙、彭德怀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少年故事里读到。何建华为非作歹，不是在荒山野岭天高皇帝远，是在省城城郊结合部。

农村空心化之后，这是和我的老家不同的另一种常态：有土地、矿山等资源，乡镇有企业，掌握农村权力就租机会，村官成了香饽饽，用钞票买出来，用棍棒打出来，成为村级直选最常见的途径。

《南方周末》两年前做过农村黑社会调查，在司法公开的背景下，

村官涉黑的有两种途径，小部分是由黑变红，何建华类型；大部分是由红变黑。何建华是多行不义，这是乡村恶霸东窗发事的带普遍性的诱因。如果不出现命案，自己不杀人或者被人杀，这些当代的南霸天、胡汉三们不会进入公众视野，被舆论场关注。

两年前中央打击农村黑社会的专项整治运动，榜上有名的黑社会村官，都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涉及黑金数千万甚至上亿，身背命案。百度有关黑社会村官词条共有75万条，都属于这个类型。事情没有搞大之前，这些乡村恶霸虽然作恶多端，但都默默无闻。

空心化的农村，老人和小孩对乡村恶霸没有反抗能力，都忍气吞声，这些恶霸红道黑道都走得通。贾敬龙因为拆迁，三年来多次被何建华的党羽殴打，多次报警都无济于事，何建龙甚至扬言，到北京都能摆平。

在熟悉的话语体系里，被判死刑的，一般都民愤极大，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愤。这些年来，有很多农村黑社会头目、乡村恶霸型村官符合这三个条件，百度里这类典型俯拾皆是，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越多。

贾敬龙该不该判死刑，是个法律问题，不该是政治问题，但他确实是恶霸村官鱼肉乡里的受害者。他揭开中国农村基层组织黑社会化的冰山一角，光凭这一点，应该算重大立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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