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岁的老人说了真话，却被迫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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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拿出3亿股股份成立公益基金会、前后捐出80亿元做慈善的中国“首善”，曹德旺显然不能接受网络上那些“在中国赚了钱跑到美国去”、“别让曹德旺跑了”之类的叫嚣。他说，我自己儿子又不接班，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主流社会，我去干嘛？这句话特别令人心酸。
在他的一系列回应中，有两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第一句是：“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把嘴巴闭起来，我就是太直率了，最近遭了不少骂。”第二句是：“难道我一定要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大家才开心？我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要批判我，说我对中国经济太悲观。”
这说明，曹老先生讲话的初衷是为了让决策者和公众看到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从视频看，他就像一个邻家大爷跟人聊天，讲得毫无心机，真实得可爱。情况从他嘴里出来，远非官方文件里一贯的花团锦簇，形势大好，更不是网络上标题党们动不动的“中国或成最大赢家。”在一片虚拟经济的繁荣昌盛中，实体经济举步维艰。曹老爷子无非道出了制造业的真实困境而已。
曹德旺多次提到有人骂他，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今天的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多人沉浸在虚幻的太平盛世中不得自拔，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曹先生的敲打，恰如盛世危言，想要叫醒睡着了或者装睡的人。但是被叫醒的人宁愿继续睡着，不愿意被打扰，于是他们开始责怪叫醒他们的人。
曹先生是做实业的人，做实业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他从来不装。正是因为这种不装，让很多人不喜欢。别人把他跟李嘉诚比，他觉得李嘉诚配不上他：“我不做房地产，我不为钱，我捐了八九十亿给中国，我赚的钱也是捐掉。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我是实业家，对那些为了钱的人不屑一顾。”
同样是做房地产起家，当王健林收购传奇影业的时候，获得的却是一片赞扬，许多人把他当成获取美国主流娱乐节目话语权的渠道，认为王健林进入好莱坞，最终将使得中国影响力上升。《长城》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故事。没有价值观，光有钱，投资再多也无济于事。但是讲真话的曹德旺挨了骂，讲故事的王健林却获得了掌声。这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要知道，王健林花了35亿美元，曹德旺才10亿，怎么不说“王健林跑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曹德旺用自己20年的考察，比较了中美两国现在的营商环境，完全站在一个实业家的立场，是在海里游泳的人，对海水有切身体会。这种体会，是那些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官员，以及优雅地在书房里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想象不到的。想要知道水温，就应该问问游泳的人。他的话，无论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官员，哪怕再刺耳，只要是真话实话，就应该倾听。
真话之所以刺耳，令人不悦，主要原因在于把真相赤裸裸呈现出来，让沉浸在虚幻想象中的人感到痛苦。曹德旺详细地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成本，发现自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通过科技进步和政策改革，制造业成本已经下降到与中国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在美国投资设厂，“利润率要比中国高10%。”这对于习惯于沉浸在“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人来说，无异于啪啪啪打脸。
曹德旺的言论提醒我们从美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由于社会成本不断推高，50多年来，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957年的27%，一直降到2009年的11%，国内制造业完全空心化，虚拟经济繁荣昌盛，结果却带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从那时候起，美国开始花费近万亿美元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下大力气推动智能制造，从政策和科技两端发力，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从整个轨迹来看，美国走了一个弯路。
受到围攻，曹德旺很委屈：“我做了什么坏事？叛党了叛国了还是反人民了？我不就是在中国做一个私营企业家嘛，为什么要搬走？我根本那些话是告诉中国人，外面的投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事情，跟人家接轨。我们有种的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当一个70岁的老实业家被迫说出这样的话，以自证清白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让人为中国的舆论环境感到悲哀。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借赵良之口说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曹德旺不习惯那些粉饰太平的语言，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站出来大声告诉这个社会以真相。结果几乎遭到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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