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公务员失败的对上管理

生涯研习社

编辑|罗诗如运营 | 嘉宇实习 | 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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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单位的机关政策处罕见地新招了两名公务员。一个名叫张浩，另一个因长得有点像明星钟汉良，年轻同事便叫他“小蛙”。

5月，机关领导安排小蛙和我一起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我按时到了火车站，临近上车才看到小蛙风尘仆仆地跑过来。他身着皮鞋西裤短袖衬衫，背着一个笨重的黑色背包，手里还拉着一个巨大的拉杆箱。我开玩笑说，开会就去3天，不是省亲。他抹了一把汗说：“嗨，我这刚陪我们刘处从广州出差回来，下了飞机就往这赶，行李箱里是出差带的材料。这几天我还得把去广州的报告写出来，刘处说后天就要。”

政策处是机关里的一个重要处室，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写材料。这里的处长姓郑，副处长姓刘，都是有名的笔杆子。刘处曾对小蛙讲：“咱们处能写材料的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一个快退休，一个老滑头，一个怀着二胎，一个跟着处长，就指望你了，好好干。”

去北京的高铁上，小蛙翻出一大堆材料，不停地写写画画，还在笔记本上列提纲。到了北京，在酒店办好入住，他又立刻拿出电脑，“噼里啪啦”地敲起来，连饭都是我帮他打包的。

开会当天，小蛙只露了一面，就跑回房间赶材料。一直到晚上12点，我要睡觉的时候，他还窝在阳台抽烟、喝咖啡，对着电脑挠头。第二天一早，他交了稿，然后睡了整整一上午。下午无事，小蛙约我出去逛逛，谁知刚上地铁，他的手机就响了，是刘处打来的。挂了电话，小蛙耷拉着头，说刘处对他写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得马上回去改，之后又委托我帮买一盒“稻香村”的点心，因为刘处提了一嘴说好吃，“本来在他手下就不讨喜，我不能不懂事啊”。

等我溜达完回酒店，只见房间的地上散落了一堆废纸，小蛙脸色凝重，不停地叹气。到了晚上8点，他终于把材料改完，我们才能一起出去撸串。

我问小蛙一个报告有那么难写吗？他不回答，只给我看刘处发来的修改意见，我看完都惊了——除了圈出几个错别字以外，那些意见零碎且空洞，都是“浅显”“没亮点”这种套话，接着便是一顿批。他说小蛙脑子不开窍，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其中还会夹杂一些人身攻击：“还研究生呢，理解能力那么差，怎么混毕业的呢？”小蛙觉得很委屈，他既不偷懒，也不怕挨骂，只想让刘处把意见提得更具体些：“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真是不知道要如何下笔。”

联想到之前我的领导如何带我写材料，我觉得刘处这么干恐怕是故意的。小蛙点了根烟，不说话。我见他不想聊，只能转移话题，问他之前的经历。小蛙说他从北京某“985”研究生毕业后，先是校招进了北京的一家国企，后又考到上海一个事业单位，折腾了两圈，才考到我们这个省直机关成为公务员。

我很疑惑，问他干嘛要离开北京上海，毕竟有那么多人拼命想留下。小蛙叹了口气，说他老家在山西农村，家底薄，想在这京沪两地定居几乎是做梦：“北京上海都是藏龙卧虎之地，竞争太大了。而且我都是在一线基层岗位工作，累就不提了，进步空间太小，一眼就能看见天花板。”

“也对，你现在是省直机关的公务员，前途无量啊。”

“无量啥？就是个受人欺负的使唤丫头。”

这时，小蛙的手机响了，他打开外放，果然又是刘处打来的。刘处的大嗓门一阵猛烈“输出”，小蛙不停地说“是”，过了好一会儿，刘处才准备挂电话，说这回的报告就这么过了，让小蛙下次用心，“我自己的工作非常忙，没那么多工夫专门帮你改材料”

等刘处先挂掉电话，小蛙的面色才舒缓一些，他跟我碰杯：“过了就行，挨这十几分钟的骂，值了。”

返程的高铁上，小蛙又拿出笔记本写东西，还用手机接收刘处的指示。

“广州的报告不是已经完了吗？”我问。

他头也没抬，说现在是写北京的报告，刘处今天就要。我十分不解——出发前，我的领导就说过，这个研讨会跟政策处的关系不大，机关领导派小蛙去参加就是凑人数而已。

下高铁已是下午4点，小蛙没回家，而是跑到附近的肯德基里继续写材料。我到家都歇着了，他才给我发来微信语音，声音带着怒气与疲惫：“我问同事了，这个会其实不用我们处派人，是刘处特意争取来的，说是让我‘长见识’，可我天天都在写材料，哪有工夫？”

很明显，小蛙被他的直属领导“针对”了。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正要出门，突然接到了小蛙的电话，语气很急促：“老兄在不在？江湖救急！刘处给我一堆材料，要整理成统一格式。我现在在地铁上，你帮我整理下吧。”

我赶紧打开电脑接收文件，一看头都大了——文件包里都是机关党建的学习材料，内容很常见，但啥格式的都有，Word跟TXT算好的，还有PDF和从公众号里直接粘贴复制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每周周三这天，政策处会把整理好的学习材料发到机关群里。可这才周六，刘处却要得很急，还对整理的正文、各级标题、段首词都有不同的字体要求。

活儿不多，就是繁琐，我一边整理一边问小蛙这到底是咋回事。他懊恼地说，周六他一直在单位加班，下午5点多才把工作干完。为了让领导知道自己的辛劳，7点多的时候，他在地铁上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办公室的照片，表示自己还在工作。谁知没过几分钟就接到了刘处的电话，问他在不在办公室。小蛙硬着头皮说“在”，刘处立马传来一个文件包让他赶紧整理，说“8点前发给我”。

“牛皮吹下了，不干咋办？”小蛙很懊恼，“现在只有你帮我了，搞完我请你吃大餐。”

忙活了半小时，终于搞定，小蛙再三叮嘱我检查，“格式千万不能错，刘处对此要求很严格”。我检查了一下，果然又发现一个问题——有一段话要“凸显”，但刘处指定的字体很小众，要花80多块钱在平台上购买一年的会员才能下载使用。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就问换个相似的字体行不行，刘处应该不会一一核对的。

小蛙连忙否定：“不行不行，我之前因为用错字体被骂了好几回了。不发现还好，发现了没我好果子吃。你买吧，我这就把钱给你。”

到了周三，政策处按时在工作群里下发了那份学习材料。我特意去找那处字体，结果发现连那一段话都被删了。我想问小蛙是怎么回事，可消息编辑了半天，还是撤销了。

几天之后，小蛙非要履行承诺请我吃饭，见了面，我发现他黑眼圈深了很多。几杯啤酒下肚，小蛙敞开了心扉，自顾自地说：“我感觉我被刘处PUA了。”

报到那天，穿着休闲的小蛙给一向严谨、古板的刘处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入职两周后，小蛙只干了些拿报纸、取快递的杂活儿，而另一个新人张浩被郑处要走，跟着郑处写材料——之前，张浩在市委党校专职写材料，带起来不费劲。

小蛙曾在基层工作过，虽然累，但团队氛围很好。领导愿意带新人，同事们有事一起干，相处和谐。来到机关，他一时间有些不适应，觉得这里人情冷漠，大家整天上班关着门，楼道阴森森的，很压抑。

他被分给了刘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刘处总是看自己不顺眼。一次，他好不容易得到给领导写讨论会发言稿的机会，兴奋极了。他埋头写了3天，刘处看了一眼就通过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上面通知说他写的稿子根本没用到。有时，他按刘处的要求把材料改了好几遍，结果刘处还是选用了初稿。

此外，刘处还在背后到处说他哪哪儿都不行，当面则总说自己锻炼他，是为了他好。刘处常常在下班后给他发微信，一长串内容，告诉他明天的工作内容。这些工作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直到凌晨两三点才睡得着。

“你跟郑处说说呢？毕竟他才是一把手。”我说。

小蛙摇头，说郑处是领导的“大秘”，处里的事很少过问，有时出去学习几个月，都是刘处说了算。而且，郑处比刘处小了近10岁，是从外面调进来的领导，两人的关系很微妙。

比如，前段时间，郑处给小蛙打电话，让他上午去报社跑一趟帮自己送些个人材料。小蛙想起10点有个接待会，于是紧赶慢赶在9点45分回到单位。谁知刘处把他一顿臭骂，说他做事不知轻重，“明知道有会，就该提前1个小时准备会场，到处乱跑什么？”

小蛙很委屈，说送材料这事是郑处安排的，而且会场接待一直是李大姐负责。刘处的火更大了：“李大姐身体不好，你小年轻应该主动多帮忙，不能啥事都等人安排。不是我说你，你在这个单位就该以本单位任务为主，那个材料是宣传郑处个人的，跟本单位没多大关系。你归我管，你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我批准了，你才能去干。”

后来，小蛙再也不敢擅自做决定，啥事都交给刘处审批。可是刘处又批评他做事畏首畏尾，不敢担责。

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机关里要搞演讲比赛，要求每个处室至少出一个人参加。政策处的张浩第一个报名，刘处觉得自己手下的小蛙不能事事落在张浩后边，于是主动帮他报了名。

小蛙有点“社恐”，但拗不过领导的意思，只好硬着头皮准备。他知道自己台风不行，就想着靠内容取胜，请我这个学历史的帮他挑几个亮眼的素材。我俩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搞了大半天才弄出一份不错的演讲稿。他把演讲稿发给刘处看，刘处回了一个大大的赞。

几天后，我到机关开完会刚想走，就听到有人喊“接下来是演讲比赛的初选”。我来了兴趣，就坐在后排观看。前面几个选手一上去就把我惊到了——他们一个个正装笔挺，全程脱稿，讲得声情并茂。我开始替小蛙担心，但觉得他的稿子内容新颖，过初选应该没问题。

小蛙是倒数第三个出场的，他一上台，我就知道他没戏了——他穿着一双草黄色板鞋，灰色牛仔裤，虽然上身是白色POLO衫，但皱皱巴巴的，像蒙了一层土。而且他是看着稿子干巴巴地念，没有任何感情。

毫不意外，小蛙初赛就被刷掉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面如死灰地说，初赛前一天晚上刘处告诉他明天要整理陈旧资料，于是他特意穿了一身干活的衣服。谁知上午突然通知初赛提前了，他跟刘处申请把整理材料这事推迟一下，好背一下演讲稿，中午再回家换个衣服，可刘处直接拒绝了他，又批评他不知轻重。小蛙听了一堆大道理，二话不说就进档案室干活儿，然后到点儿就去参赛了。

“那别人的正装是怎么回事？”

“人家的办公室里都有独立的衣柜，备有正装。刘处到现在都不帮我安排正式办公室，我还在临时办公室里凑合，哪有柜子放自己的东西。”

既然如此，我劝小蛙别放心上，反正他也不想参加。

谁知他更气了：“我就是气不过，报名是他给我报的，初选提前这事儿他肯定比我早知道，档案室几年不整理了，非得今天吗？”

我看了看周围，示意小蛙慎重发言，说刘处应该不是刻意针对他，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巧合罢了：“他好歹也是一个处级干部，怎么可能天天想着法儿整你呢？”

小蛙说起自己入职以来的种种不顺，都有些怀疑自己考公是否正确了：“如果在企业里受了这种欺负，我早就不干了。可是在体制里，舍不得这仨瓜俩枣，只能忍着。图啥呢？”

一天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在路上，副馆长跟我说政策处的刘处是个好人，为人热心，让我以后有事可以找他帮忙。我心里发笑，并不想跟这位传说中的“恶领导”有任何交集。

见了面，我偷偷打量刘处。他是典型的国字脸，鼻梁上的大黑框眼镜衬得一张脸更加棱角分明。大肚子很显眼，一会儿就要用手去托一下。相比单位的其他领导，他着装更讲究，衬衫不见折痕，热天依然穿西装外套，皮鞋也擦得铮亮。

副馆长在刘处面前夸了我一顿，刘处很热情，上来就问我各种问题。我只是听着，之后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副馆长有点尴尬，便解释说我是新同志，腼腆。刘处连说没事，还夸我稳重。

活动快结束时，要选一个人总结发言，大家推选了刘处，说他理论水平高。我有些不信，认为这是客气，没想到刘处一开口就让我放下了手机——他语速平稳，腔调厚重，没有高深的说教，但是能把理论与现实结合得很好。而且他全程脱稿，典故与事迹还能信手拈来，与那些净讲客套话的领导是云泥之别。

我心中不免有些惋惜：这样一个有才的领导，怎么那么小心眼呢？

没过多久，我们博物馆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在半天的时间内走完所有流程，其中就需要刘处的签字。我怕刘处刁难，在心里把各种应对回答提前默念了好几遍，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签了字，还说我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告诉我接下来要去找谁。

等我把文件交到执行部门，一个大不了我几岁的女生只瞥了一眼封面，就头也不转冷冷地说：“还差一个处长的‘会签’。”

我愣了，因为之前没听说有这个需要。女生依然看着电脑，说是新要求，而且还让我赶快，“中午之前就截止了”。我心里来气，但也顾不上其他，就赶紧问那位处长办公室在哪儿。

这时，刘处走了进来，听了我们谈话，也表示诧异，说他看到那位处长刚坐车去了机场，要出差好几天。我呆了，刘处让我别急，又问那位女生签字之后补行不？毕竟主管大领导都签了。那个女生只是让了身子，表示没办法，中午过了她就不管了。

看我急切的样子，刘处也有些不悦，最后他说：“我让X主任签行不行？他是分管人，签字更有保证。”

女生想了一会儿说也行，“但是X主任愿不愿意签，我不敢保证。”

随后，刘处带着我去找X主任，不巧他正在办公室里谈事。刘处不管那么多，直接拿着报告冲了进去，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字就已经签好了。

离开机关之前，我特意去刘处的办公室道谢，他连连摆手说没什么。他请我帮他弄一下电脑，我们就趁机闲聊了一会儿。

想到刚才那位女生的办事态度，刘处感慨地说：“现在机关里招来的年轻人官僚气太重，不懂变通。有些空有高学历，但做事不主动、不热情，与自己无关的工作，多一句话都不乐意说。还有的心态不稳，被领导说几句就挂脸子……”

他说得唾沫横飞，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尴尬，又话锋一转夸起了我们业务单位，说那里的年轻人干的都是实事，接地气也懂业务，“我手下一个小伙子，历练太少了，干啥都差点，就应该送你们那去进修一下”。

就在这时，一个老同志推门进来，一脸的怒气：“你听说了吗？搞排位不能这么玩啊！”

刘处给来人使了个眼色，然后带他进了里面的办公室，关好门。老同志情绪激动，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大致意思是抱怨年轻人抢了前辈们的位置。

我不敢听太久，弄好电脑就赶紧溜了。

半个月后，我们博物馆接到通知，要去机关开会进行民主推荐——这是干部提拔的前奏。

副馆长的车里除了我，还有几个老同志，大家就私下讨论了起来。一人说，现在机关里的年轻人跟老人在升迁的问题上“裂缝不小”。我们单位最近的两任一把手都爱用年轻的高材生，在近10年内，招聘与外调了一大批高学历的年轻干部进来，在机关里形成了一种不可明说的氛围。

我来的这2年，也见证了几次干部提拔，其中一大半提的都是80后的干部。这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满，他们很多人都“原地踏步”好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资历，但这堆年轻人进来只用了短短几年就跟他们平起平坐，有的甚至还超越了他们。

我趁机打听政策处刘处的情况，老同志们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刘处可惜了。”

他们说，刘处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机关，是当时最年轻的干部。他也不拿架子，别人不乐意干的活他都干，比如机关楼装修这个苦差，就是他监工的。大夏天，他顶着油漆味、甲醛，硬是盯了大半年，后来身体都出了毛病，一换季就头疼，闻到油漆味就恶心。但那时候的领导喜欢用老人，无论他多么任劳任怨，只能按资排辈，40多岁才提副处。而在别的单位里，凭他的资历跟能力，早上正处了。等副处的资历熬够了，他又来回调换了几个部门，领导就有意让他去政策处接即将退休的老处长的位置，结果这事还没落实，换了新领导，年轻、高学历的郑处就空降政策处当了头儿。

我想，这或许就是刘处一直看同样年轻、高学历的小蛙不顺眼的原因吧。毕竟心中的这股气不能对上级发，长时间憋着又不行。

去年“十一”过后，我见到小蛙，他居然笑嘻嘻的。我问他遇到啥好事了，他说刘处被派去“支援乡村振兴”了。

“就他那体格能受得住？”

“他这一去，肯定是会被提拔的，身体再不好，也不会现在掉链子。”

刘处离开政策处之前，送给小蛙一个U盘，里面是他多年积累下来的材料模板。之后他向郑处表示小蛙很好，希望郑处可以重用他，弄得小蛙挺感动。

又过了没多久，张浩也被综合处要去了，小蛙终于有了一间正式的办公室。郑处也开始带着小蛙写材料，他加班到深夜的情况更多了。

可小蛙还没高兴到一个月，郑处就觉得处里人手不够，向上级要来了一个北大的研究生。此人曾在宣传部工作，年龄比小蛙小，但参加工作居然比他还要早一年。那人来了政策处以后，很快进入状态，直接上手写领导的讲话稿，获得不少好评。郑处很高兴，就让这个新人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小蛙跟着新来的副处长干。

新来的副处长为人低调，办事喜欢亲力亲为，小蛙在他手下反而清闲了不少。一开始小蛙很不适应，觉得自己被冷落了，甚至有点怀念刘处让他反复磨稿子的那段时光，“至少那样显得自己还有点用”。

他开始失眠，感到痛苦。

春节后，我去机关里办事，在一堆穿正装的人当中一眼就看到了小蛙——他不仅烫了头，还穿了一身大红色的羽绒服，配宽松牛仔裤、亮黄色篮球鞋，整个人透着一股子嘻哈风。

他满面春风的跟我打招呼，我打趣道：“刘处现在走了，你就放飞自我啦？”

小蛙笑得很灿烂，说自己恋爱了，衣服鞋子都是女朋友选的，这么穿是为了晚上的约会。我赶紧道喜，追问详细情况。他说女朋友是他的同学，在中学教书，两人在去年年底确定了关系，“我现在是想开了，啥都不想了。工作来了我就干，按时下班，没事就去找女朋友。新来那个人天天加班到八九点，人都瘦了一圈了，年纪轻轻何必呢？我爸妈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趁着现在疫情房价不高，我准备买个二手的小两居。我年纪不小了，先成家再立业，挺好的”。

他能想开我很开心，恭喜他终于走出了刘处的“阴影”，谁知他突然把声音一沉，说：“其实以前也不能全怪刘处，我那时候不懂事，把人得罪了。”

原来，当时小蛙和张浩刚进政策处的时候，郑处想试试两个新人的水平，让他们就之前的一项工作各写一篇新闻稿。小蛙在网上找到类似的报道删改了一番，想着任务是郑处吩咐的，就用很长一段文字把郑处夸了一番。郑处觉得他写得还不错，改了改，就把这篇新闻稿发在了内部通讯上。

这下，刘处不干了——这项工作是他牵头做的，但小蛙却把他的付出一笔带过。而且小蛙还没按规矩办事——一般这种报道要两个处长都审阅通过才行，但那几天刘处在家休息，小蛙就跳过了他。

这事让刘处很挂怀，于是在选择带哪个新人的时候，他先点名要了张浩。郑处一开始答应了，但后来也没跟他商量，硬是把小蛙“扔”给了刘处，把张浩归入自己麾下。不顺与不满渐渐积累，导致刘处和小蛙相处并不愉快。

“回想以前，刘处待我也不算过分，是我心态不好，患得患失，工作越做越差劲。刘处也是为了锻炼我，只怪我明白得太晚……”小蛙絮絮叨叨讲了一通。

我忍不住打断他：“你这被洗脑很成功啊。”

他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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