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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频频向中国示好?

2016-12-12 蔡慎坤 诗酒趁年华




文/蔡慎坤


日本首相安倍利用到南美开会的机会路过纽约拜访新当选的候任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媒体竭尽全力渲染日本首相卑躬屈膝;而这位日本首相在亚太首脑峰会上找机会接近中方元首,试图修补两国关系,更是遭到媒体的集体嘲讽,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民间舆论,一提起日本,都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小”字,才似乎解气和过瘾,这种阿Q式的自慰方式,用在对外关系上,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杨恒均先生曾撰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横扫亚洲,让包括大半个中国的亚洲诸国匍匐在他们暴虐的淫威之下,要不是中华民国负隅顽抗,美国介入,最终以两颗原子弹残忍地结束了这场侵略战争,真无法预料以亚洲诸国之力,“持久战”到猪年马月才能击败小小一个日本。


杨恒均先生深有感触地说: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和平演变,一个如此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能够为了自己国家、国民的利益,也客观上为了区域稳定与安全,开始谦卑地同美国、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怎么会遭到如此的嘲弄?日本人不看中国媒体所以并不困惑,但你们是不是应该自己问一句:日本人到底应该怎么样你才满意?日本人侵略你不对,难道谦卑地同你打交道,也值得嘲笑吗?你到底在遵守什么样的一种逻辑思维?


被中国媒体嘲讽的小日本,实际上并不小,如今依然还很强大,对世界也很友好!虽然日本正在走向老龄化,但拥有7000座岛屿,近2亿人口的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竭没落或一无所有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辉煌的时期。李光耀生前认为,不把日本当回事是“愚蠢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引领全世界,但在之后的20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出现衰退,但日本并没有陷入真正意义上的衰落。


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彭定康也曾撰文指出:“日本并没有衰退,自2002年以来,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份,失业率也从未高于5.5%,2012年底的失业率为4.1%;社会凝聚力依然强大;通过巨额海外投资,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平均水平讲,日本国民的富裕程度至少是中国公民的8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的封锁和外交孤立,只有日本频频向中国示好,日本也是较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发达国家。40多年前,日本政客突破国内外各种阻力和历史恩怨,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和,拉开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帷幕。1989年北京再次陷入西方孤立时,发达国家中又是日本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且突破性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他曾下令侵占过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超过2500亿人民币,这些援助资金相当于今天至少5万亿人民币,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货币总量还不到2000亿元!这些援助资金和350多亿美元的日本协力贷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援助和贷款主要用于中国环保、人才培养以及早期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领域。


1978年,中国要搞改革开放,可是中国经过毛时代后,国家一穷二白,没钱怎么办?中国首先考虑的就是日本,但是中国政府早己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于是中国向日本提出借55亿美元,当时日本同意借18亿美元(3900亿日元),但到1984年、1988年、1998年又三次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


这些钱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到1990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1997年美国人均对外经济援助为23.2美元、英国是57.3美元、德国是72.2美元、日本是74.4美元,美国援助的是经济落后的盟友、英国援助的是英联邦国家、德国援助的是东欧,而日本援助的重点就是中国。


日本不象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利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日本政客并不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近年来中日关系变得紧张,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正追赶日本甚至可以与日本正面竞争,中国不再需要日本。而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世代之仇,中国强大之日,就是报仇之时,因而反日情绪很容易被舆论挑动起来。


回顾中日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一个定式:每当中日官方关系趋冷的时候,中日民间关系就显得相对活跃,从中起到了抑制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中日两国交往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今天人们谈得比较多的中日关系“经热政冷”问题,在一段时间确实存在。特别是两国内部争斗激烈社会矛盾尖锐时,起到出气桶的作用,而且是屡试屡爽!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领导人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中方在不能官方建交时便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主要来自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进入了“政冷经热”的阶段,日本各大厂商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到中国,以致其国内出现“日本产业空壳化”的趋势。


周恩来生前曾多次强调,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邓小平、胡耀邦生前曾明确提出中日两国要以和为贵。1984年,邓小平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胡耀邦更加直截了当的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达人大观,放眼长远。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即表示对钓鱼岛领土争议“搁置争议”,周恩来还说,现在台湾倒是有一些人挑动钓鱼岛问题,我们不要去理它,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不谈钓鱼岛问题。1978年,邓小平明确继承了这一方针,邓小平在日本说,把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为的是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妨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1982年,邓小平重申把领土争端放在一边,解决的办法是两边各让一步,不要妨碍我们做其他事情,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做。


中日关系未来何去何从?既取决于舆论的客观和理性,也取决于领导人的远见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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