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绿教对中国的威胁，必将远比对欧更致命？
作者：无典可稽河仁贵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004891/answer/124086181
来源：知乎【被删备份】
实在难以认同 @曹伟 的答案。面对绿绿，我们的危机，其实远比欧洲更可怕。
确实，老欧洲对穆斯林已经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政治正确，正如《美国独行》中所提出的：老欧洲，有力量，却没有使用力量的意志。但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的问题，乃是：我们根本没有力量。
这看上去像是妄自菲薄，毕竟在这个国度，汉人还是占比91%，还是拥有十二亿人口的。
但是，不需要想太远了，只要回顾上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我们就能看出这种自信的不靠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存的怡亲王允祥在康熙60年编审男丁册的数字:“ 臣等查得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五万五千三百三十……蒙古、察哈尔蒙古共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汉军、台尼堪等汉人共计四万五千八百四”，以此推算，满清入关之时，兵力大抵不过十一二万，总人口不过三四十万，但他们却在短短几年内便基本征服了当时拥有一亿多汉人的中国。
人口数量是一个族群的实力基础，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但是，有很多的人，却并不代表就一定会拥有很大的实力。在这两者之间，还必须加入一个先决条件：强大的组织性。
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客观规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客观规律。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俄崩溃，当时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仅有两万多人，但仅仅几年后，依靠钢铁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就牢牢控制住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所有其他政党，包括拥有数百万党员的社会革命党，则全部烟消云散。
汉人组织能力的低下，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恰恰相反，它乃是两千年来汉人当权者“前赴后继”有意造成的必然结果。
早在两千两百年前，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提出：“臣下不反，党羽不具也”。“强国必先弱民”。
而早在此一百多年前，法家的伟大实践家商鞅就已经开始脚踏实地地在秦国大力推行“弱民”政策了，当时的秦法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用国家政策强迫成年男子必须分家，竭力打击大家族，同时在小家庭内部，秦法全面推行”个人财产“制度，鼓励父母子女和夫妻配偶之间实行”财产分割“，在出土的秦法中，规定了”子盗父“、”父盗子”等各种极为“现代化”的犯罪情形，即使在一夫一妻的核心小家庭内部，秦法依然大力鼓励配偶之间相互告发，一旦告发被政府查证属实，则夫妻一方不仅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还有可能获得对方的部分财产。这一切政策的主旨，就是为了推动民众的“散沙化”，削弱民间对政府动员的抵抗力。
商鞅的改革，严重打击了基于天然血缘的“宗族”势力，使得秦国的国民“解放”为“个人主义者”，但转手之间，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便又顺利沦为大秦帝国的奴隶。大一统后，秦国的动员能力趋于极致，在这个两千万人口的国度，政府可以同时动员数十万男性劳力伐匈奴，数十万戍南岭，数十万修皇陵、数十万建阿旁宫……但这种超限玩法，最终也使得秦二世而亡。
商鞅虽然最后“作法自毙”，死于车裂，但是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他的“弱民”政策，却被历代统治者在实践中所遵从，只不过披上了儒家温情脉脉的面纱，王朝统治者们借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不再奢求国家的掌控力直接辐射到每个百姓身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家族的组织形式，依靠他们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但是，一旦家族的力量有所膨胀，皇权就会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予以打压。
朱元璋名义上尊儒尊孔，但当他听到郑氏家族五代同堂的佳话后，身边人立即提醒：“以此而反，何事不成”，于是这个儒家理论中的模范大家族反而迅速成为皇帝的眼中钉。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解释了满清入关为何如此之易——对于汉人统治者，为了垄断组织资源，民间汉人的组织力正是他们极力摧毁的目标，所以，一旦政权因腐朽老化而解体，汉人由于散沙一片，面对组织性强的团体，人数再多，也不过是待宰的羔羊。
把历史的镜头，从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拉回来。有一个领袖，从中学开始，便极度崇尚商鞅，在中学作文中，他为徙木立信的商鞅鼓与呼："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建政之后，更是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而此时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也随之重回大秦帝国。汉初的贾谊在《陈政事疏》如此描述商鞅变法后的大秦帝国家庭状态：”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翻译过来，就是：借给父亲一把农具，脸上就有得意洋洋的神情，母亲借用一把扫帚，自己就要在那骂骂咧咧，媳妇抱着自己的儿子喂奶，直接和公公蹲在一起，姑嫂一不高兴，就对骂起来，虽然贾谊本人很崇拜商鞅，同时也认为这样的变法，是为了”蹶六国，兼天下“，是不得已之举，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变法使得百姓”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这种两千年前的户籍档案，集中体现了大一统王朝对“编户齐民”的渴望，只有所有的百姓都成为一个个原子，相互不沾，政府才能最便利地驱使他们。在政府统治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皇权会退而求其次，利用小家庭来维持社会基层秩序，但一旦政治能力充足，那么，天然的本性便会促使它把矛头指向民间社会最后的天然组织堡垒——家庭，父母兄弟反目成仇、“大义灭亲”、高唱“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因而成为一种风尚。
那么，下面就到了最重要的问题：现在的汉人虽有十二亿，但经过了这一切后，他们的组织资源到底还剩多少呢？
对这个，当然没法给出一个量化的“武力值”，但是，却可以从现实事件中大致反映出来。前一段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的拉面风云，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麻雀型案例。这个在微博上拥有四亿阅读量的事件，最起码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四等汉介入其中，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杵在拉面店前的几十个绿绿获得了完胜。汉人除了嘴炮之外，根本无法形成有凝聚力的实际行动。有人认为，有此结果，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拉偏架，但其实地方政府之所以对绿绿纵容，对汉人强悍，乃是从一次次互动中得出了经验：绿绿是有组织的，有如鬣狗，作为狮子，你能咬它，但别的鬣狗会聚集围攻你，打压起来成本太高，但四等汉，则如羚羊，咬了一只，其他的只会坐视，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偏袒绿绿，正乃是经济理性人的正确选择。
拉面风云在7月21日以“调解”结局，阿里兰面乖乖摘掉招牌上的“兰州”和“牛肉”，除了砸店之外，绿绿的要求全部达成。在此之后仅十余天，山西大同这位店主的拉面店同样遇到了围堵，他也同样选择了发微博求助，但这一次，当四等汉开始关注此事并声援他时，他立即删除微博，撇清关系，还反手打了四等汉一个狠狠的耳光，以此向神族献媚。这种行为，固然令人气愤，但如果冷静思考，也是同样符合经济理性人的行为逻辑的。拉面风云，发生在最发达的大都会上海，经营完全合法合规，还吸引了四等汉四亿阅读量，但这一切最后还是被几十个“矗立如丰碑”的绿绿打的落花流水。有了这个活生生的前车之鉴，这位店主和以后的神族店主，又何必在乎四等汉这种屁用不顶的声援呢？又怎么敢依靠四等汉的支持来背叛“神族”呢？
而相比四等汉的散沙一片，我们来看看绿绿的团结力。
首先，容许我们引用“现任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阿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副会长、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明良的一段话：
“伊斯兰教不光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制度，他不仅规范人与真主之间的关系，也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穆斯林而言，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教指导俗，俗体现教，教俗一体，难解难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前景》，P114）
马教授，毕竟又是研究所所长，又是伊协副会长，说话自然水平很高，短短几十个字，就提供了理解绿教特性的一把黄金钥匙。众所周知，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是一个基本出世的宗教，一心想着的就是如何脱离这个苦难世界。基督教，算是一个半出世的宗教。耶稣一面说，你们这些使徒是世界的光和盐，要在世间传播福音，另一面又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绿教则不同。绿教自诩为一个“两世吉庆”的宗教。它的教规，其实，对天堂，说的较少，对人世间说的反而更多。绿教的六大权威圣训集，动辄近万条，对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几乎都要涉及、都要管制。
六大权威圣训集中最权威的《布哈里圣训》，权威性仅次于古兰经，共有99章，7000多条，囊括了婚姻、服饰、耕种、水利、借贷、雇佣、遗失物、施舍、税务、先买权、预购、冻结财产、破产、担保、债务转拨、诉讼、合伙、典当抵押、馈赠、遗赠、遗嘱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于女性在经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中都有数十条圣训予以规定。
为什么绿绿动辄喊着要教法治国?因为这些教法确确实实能够将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事无巨细地管着。这就是所谓“伊斯兰教不光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制度，他不仅规范人与真主之间的关系，也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弱小时，这就是一种值得保护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强大时，这就将成为全部人都该遵从的“社会制度”。】
绿经和圣训的这些繁琐之极的规定，固然会很烦人，甚至吓跑一些不够“虔诚”的“火狱之居民”，但是却有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它们为绿绿发展出强大的组织性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基础。绿经和圣训就是一套严密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则，与之相配合，阿訇和清真寺就是统一的组织纽带和核心据点。有思想、有规则、有组织、有据点，这不就是一支隐形的军队吗？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四等汉，能比么，敢比么？
;面对土耳其军队的军事政变，埃尔多安向宗教势力发出求援与号召，动员了大量穆斯林对军队实施阻击，并获得最终胜利，从而印证和实践了他十几年前所演说的：“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
而更为可怕的乃是，这一切还都是内嵌在绿教徒的日常生活中的，所以，只要你承认绿教是一种宗教，那么你就对此束手无策。你能不让他们去读经学圣训？那你眼里还有没有民族政策了？！你敢不让他们去清真寺拜阿訇？那你眼里还有没有信仰自由了？！这就是所谓“对穆斯林而言，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教指导俗，俗体现教，教俗一体，难解难分”。可以说，除非我们有勇气断然地采取彻底措施，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阻止绿绿在所谓的“正常生活”中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自我组织、自我操练、自我净化。
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繁琐教义，每日多次的礼拜和各种禁忌、规范，使得绿教在日常生活中便能不断训练信徒的纪律性、组织性，并使他们在一次次的集体体验中不断强化认同感、凝聚力。即使在75年，意识形态狂热达到顶点的时期，虽然汉人民间自组织已经几乎完全被摧毁，但他们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坚实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组织，在沙甸，1974年，当地人便直接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各领导，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在未得回音后，当工作队按照在汉地的风格，雷厉风行地禁止礼拜、把斋，很快便引发了当地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在明末，汉人和满人的人口比例，大约300：1，而现在全国的绿绿，根据官方统计，已达两千多万，而根据第三方的调查估算，则有近四千万，如此的话，汉对绿的人口比就将近40：1，相比满汉人口比，已超出7倍多。
在明朝末年，当时的天朝上国之民，对区区数十万的满洲人充满了鄙夷，称之为“建州奴”，但是在不久之后，当满清铁骑南下，扫过扬州时，“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扬州十日记》）
对一个民族而言，最可怕的危机，不是由政治正确而引发的圣母病，因为这是可以通过残酷的事实来逐步教育的，所以这只是“想不想”的问题，真正不可救药的，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中，总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敌人缺乏警惕性，放弃预先的自我动员，这种“自大症”，将使这个民族在危机到来时，毫无准备，难以组织有效反抗，而这是“能不能”的问题，所以残酷的事实，此时已不能惊醒，而只能恐吓住这个失败的民族。
老欧洲的问题，在于他们面对难民问题时不接地气的愚蠢。而我们在看大戏时，一面嘲笑他们的愚蠢，另一面又用居高临下的态度鄙夷难民的宗教愚昧。仿佛我们才是真正充满了智慧的高冷者。
相对于老欧洲，我们确实很聪明，我们不会接受难民的。但是，老欧洲既然现在愿意基于理念、不计利害地接受难民，那么，明天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基于理念，不计利害地清洗异族呢？两极相通，基于理念的，一旦翻脸，更为可怕。
相比于绿绿，我们自然也很聪明，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为了“信仰”去当炮灰的，我们早看透了那些虚假的主义了，我们可是理智的个人主义者噢。但是，当这些高贵智者的正当权益被强権者所侵害，送给别人了，他们会反抗么？不不不，作为聪明的个人主义者，怎么能鸡蛋碰石头呢。那么，如果大家呼吁一起来组团施压，争取公平，可不可以呢？不不不，你们这是要让我当民族主义炮灰啊，我可是理智而高贵的个人主义者。那么，请问：这种聪明而高贵的个人主义，和猪狗的本能反应又有什么区别呢？正是因为这样猪狗不如的聪明的个人主义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才往往输的一败涂地。扬州城里的富豪，很聪明很高贵，绝对不受“民族主义”之类的蛊惑，在破城之前，一毛不拔，然而清兵入城，并不因为他们是高贵又理智的个人主义者就放过他们，相反，作为不受民族主义蛊惑的汉族人，他们最后却依然“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扬州十日记》的作者因此咬牙切齿地称这场屠杀是“扬人自导之”也。而城外那些愚昧的大老粗建州奴们，却正因为傻乎乎地听话，所以能够攻城略地，奸淫掳掠、予取予求。且不论族群整体利益，就算只是从个人利害上来说，到底谁才是真的聪明，谁才是真的愚昧呢？
不要光顾着嘲笑老欧洲，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愚蠢，而是更可怕的无力。不要因为所谓愚昧而轻视绿绿，因为我们的“精明”，恰恰是我们最无法克服的致命伤。而我们真正该做的，乃是真正清醒起来、紧迫起来，弄清我们民族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为什么成其为我们，然后围绕这个“根”，团结起来，成长起来，为将要到来的一切战斗做好准备。
绿绿们，宁愿为了一个记载于异国文字中的所谓创造了他们的真神去恩赞去进攻去牺牲，甚至背叛先祖的血脉与文明，而我们呢，我们能百分之百地确定，我们的先祖在这片土地上用数千年的鲜血和最悠久的文明养育了我们，如果我们对此却不屑感恩不敢战斗不能捍卫，而是只会在那里故作高冷、自作聪明，那么，请问：我们被灭亡，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无典可稽何仁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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