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 徒
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所以有时，当很多人亢奋得流鼻血时，我却会黯然神伤，甚至潸然泪下。
比如，站在上海的外滩或者新天地，有人看到的是眼前的繁华热闹，我看到的却是曾经的沉重沧桑，乃至太多的血腥和沉冤。
今天要说的，是不少人还不算了解的彭湃，和大家都觉得很熟悉的周恩来，以及将他俩联系起来的叛徒。
彭湃，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在1927年创建了我军的“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就于当年的10月在汕尾市的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早于朱毛的井冈山和瑞金。他撰写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然而，正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引领中国农村暴动的却往往不是贫雇农。彭湃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正因如此，他才得以留学日本，考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看中国革命的领袖们，有几个是出身于他们代言的农民？道理很简单，所谓“饱暖思淫欲”，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是不太可能寻思任何什么“主义”的；即便是被挟裹进革命的风暴，囿于自身的认知水平，往往也不过是枪炮或者炮灰。
1928年11月，彭湃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彭湃与一起被捕的中共高层领导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写信给党中央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演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以前，都努力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同志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
因为彭湃是最早在蒋介石那里“挂号”的几个中共要犯之一，蒋认为彭湃“无药可救”，亲自下令必须将其枪决。当月的月底，彭湃就在上海龙华与上述三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周恩来得知消息，潸然泪下。能让周恩来掉眼泪的个人，在我党的历史上并无几个。他在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撰文：“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
出卖彭湃的叛徒叫白鑫，湖南常德人。
白鑫绝非等闲之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陈赓是同学，在校期间就加入了中共（当时，创办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允许自己的学员、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可谓人类政党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咄咄怪事，也早早就为自己掘好了坟墓）。白鑫随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政治部教导员。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他奉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7年后的上海正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内部很多人胆战心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接二连三地宣布脱党，甚至背叛革命、倒向国民党。刚来上海不久的白鑫不免感到头皮发麻。他表弟也是中共党员，后因脱党而被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杀死，遂心生怨恨，最终叛投了国民党，致使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捕遇害，成为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叛徒之一。
其实，因为是在开秘密军事会议时被捕的，原本应该与会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他应该主持该会。但他因病未能到会，逃过一劫。
“特科”是中共中央驻上海时期的秘密特务组织，相当于美国的FBI和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特务机关，周恩来是创始人。“特科”内部分为情报、组织、行动等部门，其中行动科是核心——也就是当年很轰动的“红队”，专门负责对叛变的共产党人的“打狗”、“锄奸”。周恩来为“红队”定下的规矩是：原则上不对国民党的中高层人员进行暗杀，因为暗杀只能招致国民党更凶狠的反扑杀，这对本身就处于弱势、甚至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讨生活”的中共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
周通过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卧底，很快就确认了出卖彭湃等的叛徒是白鑫。他与“特科”的负责人陈赓、顾顺章商量对策，决议要在白鑫前往南京前将其正法。然而，自知已经暴露的白鑫躲进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的公馆。
必须说，国民党对白鑫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专门为其配备了四名保镖，二十四小时地贴身守护，甚至特意由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放出烟幕弹说，“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但中共“特科”知道，白鑫此时并未到南京。
白鑫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深居简出，中共特科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白鑫启程前往南京，刚出范公馆的大门，就被早已埋伏数日的顾顺章亲率的中共“特科”行动队击毙。三名队员迅速跳上车，消失在夜幕之中，整个“锄奸”行动干脆利落、堪称完美。
顾顺章是上海本地人，在1925年李立三、蔡和森、刘少奇发起的上海“五卅运动”中名气虽然不大，但已经作为一个小头目崭露头角。顾顺章带有些许老上海的流氓脾气，脑袋机灵，但也勇敢无比，很快加入中共。后来，他与陈赓一起去苏联留学，在苏联的特务学校里学到了当时可谓领先世界的各种技能。据说有一段时间，他还当上了鲍罗廷的保镖。
学成归国之后，顾顺章一跃成为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高级特工。“4.12”之后，国民党血腥的清党迫使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随着被铺的共产党越来越多，叛变者也越来越多，拥有多项特务技能的顾顺章就当上了“特科”行动科的科长。
1931年4月，因为另一个党内叛徒的出卖，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被捕前，他刚完成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安全前往鄂豫皖苏区的任务——那时红军还没有长征，也就没有张国焘后来的“另立中央”，所以那时张国焘就是一名位高权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多，而且多数人从个别提及这段历史的影视剧中，接收的是这样的信息：顾顺章花天酒地、野心膨胀、早有反心，所以一被捕就立即叛变了，并且因为其掌握中共中央的大量核心机密，而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最具杀伤力的叛徒”。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顾顺章后来的确曾参与扑杀共产党人，比较出名的有指认出狱中隐姓埋名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使得几乎就要被营救出狱的恽代英被枪决；带着特务亲赴香港，逮捕了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使得蔡不久就被处决于广州。甚至，陈赓也曾落入顾顺章设下的圈套被捕，最后因陈赓曾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而幸免于难。
但是，顾顺章一被捕就叛变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至少存疑值得商榷。
应该说，顾顺章被捕前对中共可谓是忠心耿耿、功勋卓著：中共“特科”的办公地点，就是他的家和他岳父母家！可以说，他是全家都豁出命去了为中共工作；靠着一身真本事，中共中央的核心人员进出上海几乎都由他护送，如果要“卖友求荣”，他早就可以轻松发财了；暗杀了不少叛变的共产党人，暗杀白鑫时就是他第一个冲上去，在数名环伺的保镖的瞬间惊愕中率先开枪，击毙保镖和白鑫本人的（还有说是飞刀的，窃以为不足信）。
这，是不是与我党对其“贪生怕死”的评价过于大相径庭了？
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说他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
公开史料已经承认的信息是，顾在武汉被捕后，对武汉的国民党当局未透露只字情报，只是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尽快安排他见蒋介石，二是从武汉到南京最好不坐船而乘飞机，三是抵达南京前不要给南京发报告知此事。
对于不要给南京发报，既有他是想叛变，知道南京有中共卧底的可能；也有他只是拖延时间，想在中间寻机逃脱的可能。对于不坐船而坐飞机，既有尽快见到蒋介石，预防夜长梦多的可能；也有因为他熟谙中共特科的“手段”，避免自己途中被冤杀的可能。
综合分析判断，顾顺章被捕后即便是有叛变的倾向，也应该是暂时未下定决心，至少在被捕后的前两天，他确实守口如瓶、没有泄露任何情报。他的战略似乎是：如果不能在途中脱逃，那就等到面见蒋介石后，根据蒋的态度和开出的价码，来决定自己是否叛变以及吐出情报的份量。
然而，历史的演绎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武汉国民党当局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没有理会顾顺章的要求，给南京连发六封密电报喜。他们还不以为然地没用飞机，而是用轮船押解顾顺章到南京。
待两天后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最先得到的讯息竟然是血腥、残忍的被灭门噩耗：他的全家被中共中央的“红队”给杀死了，妻子、岳父母等九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顾家长期是“特科”的办公地点，家佣等外围知情人也一个没有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据说，后来从顾家三处住宅里挖掘出了30多具尸体，“死状甚惨”，震动上海乃至全国。
这次行动是周恩来亲自率队执行的。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
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不过，对于顾家的两个未成年人——顾顺章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还是手下留情了，把女孩送人抚养，把小舅子放回了。
不管顾顺章原来打没打算叛变，现在的他也只能和必须叛变了。
由于顾顺章所处的地位极高和特殊，可能危及所有在沪的中共中央首脑——王明、博古、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叶剑英，以及邓颖超、李克农、陈赓……这几乎就是整个中共中央啊！而那时的毛泽东和朱德，还只是一个偏远的赣南山沟里的山大王。
然而，国民党根据顾提供的情报四处搜捕，却一无所获。
原来，因为武汉给南京所发密电的接收人徐恩增恰巧不在南京，才有机会被徐恩增的机要秘书——中共安插的卧底钱壮飞偶然截获，并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通知李克农。而在没有公交化城际列车的1930年代初，送信人又刚巧赶上了当天的最后一趟火车。先找到李克农、再找到陈赓的过程也历尽周折，最后经过周恩来、陈云两天两夜没合眼的紧急运作，中共中央要员得以在国民党搜捕前夕全部撤离上海……
上面的诸多紧凑环节，但凡有一点不是那么“寸”，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重写。
即便如此，中共中央的紧急大逃亡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所以，顾顺章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通缉令”，可谓仅此一例。
顾顺章的叛变仍然极大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
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还是毛泽东，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但由于顾顺章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才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吊诡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周恩来不惜以对无辜者甚至是地下党灭门来保护的党魁（上图），很快就于1931年6月被捕，被捕原因是偷偷去与婚外的情妇会面。他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向忠发不久就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枪杀，行刑前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的前任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1927年被迫辞职，后来被他创建的党开除党籍。
向忠发的继任者是王明，后来成为教科书中的历史罪人。
而顾顺章，既然手上已经沾了共产党的血，又有灭门之恨，再想回到共产党的阵营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后来对国民党也不是特别配合，还曾与指责他不合作的国民党特务拔枪相对，最终于1935年招致杀身之祸，在江苏镇江被处决。
据知情特务回忆，因顾顺章神通广大，为防其逃脱，顾临刑前被用铁链穿琵琶骨，死状甚惨。
据香港凤凰卫视报道：1980年，一名北京的高干来到上海，找到了顾顺章的女儿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当年是顾顺章的同事，以故友的私人名义向她们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当年灭门实属情不得已，为了保护党中央不得不牺牲她们全家；二是尽管顾顺章出卖了一些同志，但组织也知道他并没有彻底与国民党合作，比如没有出卖总书记，后来还暗中向中共传递了一些情报——这也是他被国民党所杀的原因。
高干还带来了一位老人，是当年看着顾顺章的女儿长大、又亲手勒死她亲生母亲的地下党。老人当时老泪纵横，面对顾顺章的女儿只说了一句话：“毛毛，你都这么大了……”
由于保密等原因，此事没有更多细节向外披露，也实在是说不出口——你如何对一个你曾亲昵抱起的小姑娘说，你是怎样杀死她妈妈的？
我想，《无间道》里的黑道警察，也无法体会顾顺章在得知全家被灭门时、出卖恽代英和蔡和森时、被国民党处决时的心境。两党之间的内战，决定了他对国民党既合作又抗拒、对中共无法爱又不能恨的悲剧人生。
几十年间，象顾顺章这样被迫在国、共之间做出抉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选了两次的人，绝大多数都不得善终。心怀共同理想的中华精英儿女，因为不同的“主义”之争，走上了各自的不归路。
不管他（她）当年曾经如何地意气风发、英勇豪迈，也不管他（她）后来曾经怎样地煎熬分裂、痛苦悔恨，在后人回看时，终究都不过是时代大戏中的一段插曲、历史长河中的一点溅沫。
中国，能够不再血流成河吗？
此刻，上海滩正在诡谲地繁华。
天空是一片灰色。
延伸阅读：
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经历
作者：老骥 来源：南方日报
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其父经历坎坷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少年往事 ：“恶毒攻击雷锋”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w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陕西，我们没有联系。
青年王岐山
作者：田亮、李静涛等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们知道，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读完文章，您若有所感所获，不妨随意给编辑打个赏。更多精彩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