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一】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

The Vicos Project, 1952

   摘 要：全球化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人类社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推动了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应用人类学的快速发展。本文梳理了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重点对其最新发展动向进行了评述，从研究方法和主题，从学科界定、地位和要求等方面揭示了西方应用人类学的新变化。

关键词：人类学　西方应用人类学　最新发展

   全球化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人类社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社会福利、社会公平、卫生、环境、贫困等，由此推动了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应用人类学的快速发展。在西方，应用人类学家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其学科特长，通过帮助政府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使应用人类学得到了新的发展，其研究价值及学科地位也获得广泛认可。本文对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尤其对其最新发展和变化进行了评述，为国内应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概况和最新动向

（一）发展概况

学界一般认为，应用人类学的起源与人类学的起源同步。有些学者把应用人类学的源头追溯到西方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亦即西方人类学的产生时期），指出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在地中海一带为其政府收集邻国民族的资料，供其制定外交政策使用。

我国学者石奕龙指出，应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中晚期。首先，应用人类学实践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殖民主义扩张的需求；其次，在实践基础上，应用思想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来；最后，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的名称也最早于1896年由美国人类学家布林顿（Daniel G. Brinton）在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时的演讲中提出。石奕龙进一步把应用人类学发展历程分成四个阶段：形成时期（？—1914）、发展初期（1915—1938）、扩展时期（1939—1970）和决策时期（1971—至今）。第一阶段结束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也有变化；第二阶段，应用人类学的主要工作是从事殖民地行政管理；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止于1970年，应用人类学家扮演的角色和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应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第四阶段，应用人类学范围继续扩大，覆盖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注重学术圈外不同层次和不同场合的政策研究的“新应用人类学”开始出现。

笔者基本同意石奕龙的划分法，但更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早在1940年，美国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就同政府高层官员开会讨论，如果美国参战怎样才能维持国民士气等问题。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受政府聘请收集敌国和盟国资料，为其海外作战的士兵提供人类学基本知识的培训。据统计，二战中超过95%的美国人类学家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珍珠港事件后，玛格丽特·米德受聘负责领导国家研究会下属的饮食习惯委员会。她所领导的小组为政府制定紧急状况下食品定量配给计划出谋划策，评估美国公众对援助盟国的态度，研究敌国国情等。玛格丽特·米德还研究驻扎在英国的一百多万美国士兵给英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重点研究美国士兵和英国平民及军人的价值观的冲突，为改善与盟国的关系献计献策。此间，美国人类学家受政府战争再安置部的委托，调查了西海岸日本人强制收容所引发的问题。随着战争形势的进展，美国政府到大学设立研究机构，雇用人类学家来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军人如何对待盟军占领区的德国人、日本人。二战后，很多人类学家回到大学校园。学院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进入繁荣期，但应用人类学在美国并没有凋零。在太平洋岛屿托管地，人类学家受聘研究再安置、经济恶化、住房等方面的问题。美国开始实施“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吸纳应用人类学家，用他们知识和技能从事国际发展、国际援助和评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

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多国公司和全球经济的兴起，应用人类学家有了更多就业机会。人类学家的工作重点不再是研究某一文化，而是用他们所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和方法去满足雇主的特殊要求，如帮雇主了解工作场所或劳动组织，调查市场和顾客的需求等情况。这一时期，很多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和农业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雇用人类学家从事不同的工作，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社会需求的评估以及项目的社会影响调查等。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由此扩大到农业（Agriculture）、社区行动（Community Action）、文化资源管理（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发展政策和实践（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灾害研究（Disaster Research）、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教育和学校（Education and Schools）、环境（Environment）、卫生和药品（Health and Medicine）、工业和商业（Industry and Business）、土地使用和土地认领（Land Use and Land Claims）、媒体和广播（Media and Broadcasting）、军事（Military）、政策制定（Policy Making）、水资源开发（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等方面。

（二）最新动向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全球化相悖的发展趋势，如地方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这给应用人类学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他们对传统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与更广泛的人群对话。从国内到国外，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机构到私营企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都能见到应用人类学家的身影。此时，全球范围内，人类学的应用或实践呈现出三个特征：重心向当代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转移；采用参与式和合作式的方法；更侧重政策制定和政治影响的研究。

2008年，美国人类学者萨蒂什·南比亚（Satish Kedia）撰文分析推动应用人类学发展的因素，指出外部力量的转变（特别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人口变化、特大自然灾害频发等）所带来的问题，给人类学家制造了新的工作环境和就业机会。人类学内部的变化（主要是更多地同其他社会科学合作，在理论和方法上相互借鉴与补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变成更加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改变了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状况的传统方法。由此，应用人类学得以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综合性学科。它汇集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处理人类在不同环境中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同时，应用人类学仍然保持了传统人类学最核心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强调地方知识的重要性，深入分析所研究问题的内部结构，关心环境和文化以及国计民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关注小型社区，坚持详细了解现存的资料，关注文化的不同处，欣赏不同看法，承认制度的复杂性等。另外，应用人类学的未来需建立在发展不同领域理论和实际工作方法上，并使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联系。无论今天和将来，应用人类学家必须承认研究对象的伙伴关系地位，必须在紧缩的研究计划内工作，必须用后现代术语（postmodern terms）和当代哲学预设（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premises）来设计研究计划。

二、西方应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与主题的新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新变化

应用人类学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实用学科，它的研究课题多不是由应用人类学家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决定的，而是由雇主需求来定。应用人类学这一特性使得应用人类学家必须掌握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更多使用定量方法和高科技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GIS）来收集资料，多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者奈洛尔（Larry L. Naylor）从四个方面总结了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实践方式：（1）咨询方式（Consultative Approach）。人类学者是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顾问、评估专家和独立研究人员，起“跨文化中间人”、“翻译”、“研究项目组织者”的作用。（2）研究和发展方式（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该方法把人类学者和行政官员结合在一起，人类学者除发挥通常研究者的作用外，还获有干预社区发展的权力。经典案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1951开始的维柯斯计划（Vicos Project）。（3）行动方式（Action Approach），也被称为参与式干预或行动人类学。强调研究与行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干预中学习。（4）索赔诉讼方式（Claims Litigation Approach）。通过研究，为政府或印第安部落的诉讼出庭作证，直接或间接改变政府政策。

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通过田野调查，对特定的民族文化做系统的民族志（Ethnography）描述和分析。田野工作要求人类学家学会当地的语言，掌握采访、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收集并分析现存资料的能力，而撰写民族志需成年累月地观察和收集资料才能完成。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常常要求在短时间内结项，这使得许多应用人类学家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做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主流群体，相互之间无语言障碍，同时他们对研究对象所在的社区和生活方式也较为熟悉。另外，不同于经典民族志方法，应用人类学家不会对所研究群体或社区做全面了解（holistic view），他们只需把精力集中在预定好的问题上。应用人类学家还定期到研究点采访，观察变化，监督研究项目的进程，随时进行参与观察研究对象的活动。

20世纪70年代，应用人类学中推出了一些快速研究法，最常用的是快速人类学评估法（rapid anthropological assessment），也被称为快速评估法（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s）。快速评估法通常是由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完成，常常还需要研究对象的积极参与。快速评估法主要依靠定性手法收集材料，很多方法和手段类似或等同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重要的是，采用快速评估法可以使当地的价值观和对现实的认识得到重视。快速评估法收集材料的方式包括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小组采访（group interview）、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s interviewing）、绘图（mapping）、空中摄影（aerial photographs）、小组散步（group walks）、图表、量化、小组阅读卫星图像、模拟游戏、角色演出、快速侦测术（sondeo techniques）、小队调查（small team investigations）、连锁采访中虚拟选择主要信息（imaginative selection of key information as in chain-interviews）、研究对象的自我评估（subjects'self-assessments）、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决策制定模型（decision-making modeling）、分类与排序（sorting a 38 39323 38 15288 0 0 3084 0 0:00:12 0:00:04 0:00:08 3084nd ranking）、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和民族绘图（ethnocartography）等。

应用人类学研究中，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s interviewing）常取代民族志的深入采访（in-depth interviewing），以便快速经济地收集材料。用焦点小组访谈，研究人员能够在短时间里得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反馈。焦点访谈小组一般由6至12名拥有共同地位、兴趣、特征或对某事相同认识的人组成，在采访人的指导下，讨论某一或某些问题，分享意见。焦点小组访谈被广泛用于从调查人的反馈来制定假设，帮助评估不同研究场所和对象，帮助为以后进行普查或采访而设计问题，帮助对以前的研究结果征求意见。尽管焦点小组访谈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资料，但它也有缺陷。小组讨论所在的环境和其他因素，如男女混合组、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场地或不同的时间，都可能影响讨论结果。采访人的能力也会对焦点小组访谈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是参与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它要求研究人员和社区或群体合作，通过集体行动为社区或群体成员谋利益。所有人员共同努力开展分析、教育或调查活动，采取措施改变现状。参与行动研究所需时间较长，目前流行于北美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广泛用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项目上，如社区发展、社会工作、公共卫生、教育和幼儿看护等。参与行动研究的倡导者和最受项目影响的群体，在分析他们的现实状况和采取行动改变他们的状况上最有发言权，提倡鼓励被社会边缘化、被剥削的人们自己开展研究，以制定自己的政策。类似的研究方法还有快速农村评估法（rural rapid appraisal）、参与研究式评估法（participatory research appraisal）。

此外，应用人类学研究还越来越多地采用多方检证法（triangulation）。多方检证法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是指用几个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多方检证法综合使用定性方法（如参与观察、焦点小组访谈和个人采访）和定量方法（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和成绩测试），比独立使用某种方法能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广受应用人类学研究的青睐。

（二）研究主题的新变化

回顾发表过的与应用人类学相关的最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应用人类学研究主题的最新变化。美国人类学者梅利莎·倢克（Melissa Checker）找出了2008年主流媒体出版发表的与应用人类学相关的学术论著，发现数量非常庞大。根据与当年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关系，她把2008年应用人类学研究论著归纳为六大主题。

1. 战争与和平。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曾邀请一些人类学家参加美国国防部的项目。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也引起人类学者对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研究（如复员军人健康问题研究、战区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研究、维和部队情况介绍和研究等）的兴趣。

2. 气候变化。人类学家一直关注当前气候变化危机，并努力寻求解决办法。认为人类学研究气候变化在于构建全球气候变化对当地影响的文化模式，重点应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人文因素。

3. 自然、工业和发展引发的灾害及恢复。2008年，人类学家记录了许多社区同自然、工业和发展引发的灾害做抗争并被逼迁移的事件，为政府提供了加强这些社区今后抗灾能力的具体措施。

4. 人权。2008年，医学人类学家研究了人体器官走私、艾滋病医治等方面存在的人权问题。

5. 健康差距（Health Disparities）。一些医学人类学家采取公共干预措施，来应对各种健康差距和危机，如关注非法移民的健康等问题。

6. 种族平等。调查种族不平等仍然是最让人类学家受人尊敬的工作。在2008年，人类学家寻求新的方法，在公共场所推动种族理解。如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美国几大城市巡回展出的种族项目（该项目获得美国博物馆协会2008年优秀展出奖），从三个方面（历史、科学和生活经历）来展现美国社会的种族差异，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三、西方应用人类学学科界定、地位和要求的新变化

（一）学科界定、地位的新变化

在西方人类学界，应用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一直存在较大争论。就其名称而言，就有“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or practicing anthropology）、“行动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action）、“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人类学工程学”（anthropological engineering）、“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等多种。

尽管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名称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但其在人类学界的地位是随194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建立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而确立的。实践人类学的名字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1929年以“Practical Anthropology”（实践人类学）为题目做的讲演，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践人类学才迅速成长起来。美国人类学协会1983年成立全国人类学实践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支持和推动实践人类学家的工作。1978年应用人类学学会出版杂志《实践人类学》（Practicing Anthropology）前，实践人类学一词并不常用。应用人类学和实践人类学是否有区别存在争议，因为两者都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通过影响政策和实践，推动社会变迁。有学者认为两者无区别，可以互用；有学者认为实践比应用包括的范围更广，因为它包含所有非学院人类学工作；有学者认为实践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的一部分；有学者主张应用人类学主要关心生产能够对他人有用的知识，而实践人类学是在社会科学调查外直接从事干预工作，目的在于让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有用和容易得到。可见，有关二者的区别，没有统一答案。上述的应用人类学学会和全国人类学实践协会的会员相互重叠，常常一起工作，说明两者间区别很模糊。 2000年2月，美国成立了实践和应用人类学项目联合会（The Consortium of 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对所有开设应用和实践人类学教育课程的学校开放，推动应用人类学的学生、教师和从业者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除名称有争议外，应用人类学在人类学中的学科地位也长期存在争论。多年来，“纯”（pure）和“应用”（applied）、“实践”（practice）和“学院”（academia）、“实践”（practical）和“理论”（theoretical）是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应用人类学“根本不是人类学”；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用人类学应该被看成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同其他四个分支享有同等的地位；还有些学者不承认“纯”和“应用”人类学的区别，认为应用人类学包括在纯人类学中，没有必要划分出“应用人类学”，或认为全球化的结果形成一种新的全球人类学模式，模糊了（但没有消灭）学院（“纯”）和非学院人类学实践的区别。

2006年玛丽埃塔·巴坝（MarietaL. Baba）和卡洛琳·希尔（Carole E. Hill）在其文章《“应用人类学”是什么？全球实践的遭遇》中，详细回顾了“纯”理论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是如何在英国、美国发生分离的。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的人类学家没有其他资助来源，他们努力说服殖民官员为其田野工作提供经费。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大力推广人类学的实用价值，提倡民族志可成为处理殖民地问题的工具。其主要目的在于为获取研究经费做推销，一旦经费到手，人类学家们很可能继续从事基础研究，并认为殖民政府能够从他们的研究中找到所需信息。由此导致了人类学知识生产中出现的两层模式（two-tier model）结构，为后来理论和实践分离提供了基础。两层模式的第一层留给独立的“纯”理论，第二层是给短期衍生的“应用”研究。理论家被殖民主义者排斥在第二层外，而在第二层工作的人类学者也不能选择到第一层工作。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矛盾的。人类学所处的环境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至少政府需要那些仿佛在认真仔细做研究的知识分子为其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政策提供面具。同时，学院人类学一直在争取成为不同于殖民官员、传教士和旅游者的独立自主的学问。随着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瓦解，应用人类学在政治上失宠，而学院人类学不再使用应用名字。美国在殖民时期和二战时期，没有“纯”和“应用”人类学的明确区分。学院职位很少，理论人类学不发达，多数人类学者没有能让他们到国外做田野调查的资金，而是受美国政府雇佣做与管理内部殖民地（印第安社区）相关的应用工作。在美国，最早使用“应用人类学”名字的印第安事务办公室，在20世纪30年代成立了一个应用人类学小组，研究印第安人保留地资源退化问题。当时，美国人类学被称为能为美国土著政策做贡献的实用学科，尽管其许多工作是描述性的，对政策制定影响较小。1941年5月，一群知名学者，如格列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鲁思·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等，在哈佛成立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利用人类学的知识去解决社会问题，使科学和实用、理论和实践得以结合。二战后美国人类学者带头使应用人类学制度化。随之，“纯”和“应用”人类学在美国出现分裂。（1）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大学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加，对“纯”（学院）人类学的需求暴涨，理论发展空前高涨，理论人类学的地位随之上升；（2）到60和70年代，美国许多社会科学家认识到他们的研究无法完全客观和价值中立，由此美国人类学界把“纯”人类学立为首选，把应用或实践人类学打入危险、可疑和“不道德”的另类，普遍认为“真正”的人类学家做民族志田野工作，必须离开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在学术、道德和政治上歧视受政府或国际援助组织雇佣的人类学者。应用人类学在美国被当成“二类”（second-rate）对待，甚至认为不配拥有人类学者的称号；（3）到70和80年代，美国大学工作市场萎缩，许多新毕业的人类学博士找不到学院工作。同时，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新的联邦立法增加了对人类学的需求，国际“发展”政策的确立，资本主义寻求新的海外市场），应用人类学市场需求的逐步增加，使应用人类学定义发生微妙变化。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重构了美国应用人类学。美国应用人类学学会缔造者们的理想已很难实现，人类学理论与实践无法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合作伙伴。在英国出现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也在美国出现了。

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学术地位在二战后跌入谷底，到80年代初才出现改观，其标志是美国人类学协会在1983年成立全国人类学实践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90年代中期后，尽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已失去势头，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放弃争辩，在学院研究和实际干预间寻求中间地位，为人类学提供新的视角、研究题目和批判性的干预。

到上个世纪末，人类学在处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中的作用得到肯定，人类学家在校外岗位上的工作受到重视。应用和实践人类学很明显已逐渐融入到人类学学科主流之中。美国的人类学系，如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认定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社会意义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研究生博士论文涉及的主题，在20年前可能会被看成是“应用”的，而现在却很平常地被认定为主流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今天应用人类学与学院人类学的区别，比过去50年间的任何时候，更难以看到或更无意义。乔治·福斯特曾预测应用人类学的发展，认为它将来会获得“发展成熟的分支学科”的地位。

进入21世纪，应用人类学在西方得到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得到承认，许多新版人类学教科书把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学科。据统计，美国现有40所大学授应用人类学学位（从学士到博士）。十余个应用人类学组织，如应用人类学学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全国实践人类学协会（Nationa l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实践、应用和公共利益人类学委员会（Committeeon Practicing,Applied,and 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实践和应用人类项目学联合会（TheConsortium of 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等，每年举办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应用人类学面临的问题。

（二）学科要求的新变化

应用人类学的最新发展，对人类学人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上，一位合格人类学家必须拥有仔细记录、关注细节、阅读分析、很快适应陌生环境、批判性思维等能力。当代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重参与的特性和应用人类学家、雇主及所研究社区间的关系，要求人类学家除拥有传统技能外，还须培养外交、合作、口语和书写能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这样才能确保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各级政府官员、公司经理和普通百姓的交流沟通，使项目顺利完成。应用人类学研究项目时间短和任务重的特征，使人类学家必须掌握定量研究方法，拥有设计、收集和统计分析问卷的能力。此外，应用人类学家还应参加专业学术组织，出席学术会议，树立其在应用人类学领域的地位，跟上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

亚历山大·埃文（AlexanderErvin）在其新版《应用人类学：当代实践的方法与理论》书中，用了一章来谈论应用人类学家需要的技能，认为它应包括灵活性（flexibil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合作能力（coping skills）、社交能力（social skills）、足智多谋（resourcefulness）、认识自身偏见（knowing one' s biases）、“侧面”思维和创新思考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lateral” or innovative thinking）、关注社会正义和献身公共服务（focuson social justice and a commitment to public service）、交流、解释、调解和当中间人（communication， interpretation， mediation，and being a broker）、了解复杂社会的组织和其影响（knowledge of organizations and influence in complex societies）、建立在牢固和多样的基础上的方法技能（firm and varied foundations in methodological skills）、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broa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地域或文化区域的专长（specializationin regions or cultural areas）、获取第二专业领域的技术知识（developing technical knowledge in a second domain）、成为关注政策的通用性应用社会科学家（becoming a generalized applied social scientist with a focus onpolicy）、创造新的研究领域（creating new niches）等方面。

面对技能要求变化，西方大学里的人类学系也开发出新的课程，培养新一代应用人类学家。新的课程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培养模式所开设的课程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一代应用人类学者接受普通人类学的研究生课程，当时认为人类学传统的观察力和技能就能满足人类学实践的需要。而新的课程设置的依据，则在于有效的人类学实践需要特殊的知识和技能。许多课程是专门为学生在学校外工作而开设的。

美国实践和应用人类学项目联合会在其网站上登载有1995年制定的实践人类学培训课指南。指南分七个部分，即研究机构指南，课程指南，实习指南，学生评估指南，教师员工指南，设备指南，项目描述指南。课程指南鼓励为不同学生和不同计划开设不同的课程，明确指出应用人类学培训是通过课程、辅导、实践经历（如实习）和论文来完成。应用人类学教学的内容应包括五个方面：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分析、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人类学理论（包括人类学理论史和各种具体理论范畴，如文化生态学、组织行为学、经济人类学、性别研究等）、相关联领域（如教育、商业、医学、环境、农学等）、专业实践（包括职业道德实践、实践人类学者工作场所的性质、知识理论的应用、与委托人和资助人的交流、研究和行动的预备方案、人类学应用和实践史、人类学实践的法律环境等）、实习课、实习和/或论文设计。实习指南强调实践经历应从头到尾贯穿学生整个学习计划中。所有学生在培训期间，应有实质性的实践经历，需要到应用人类学者会遇到的问题的领域内进行正规实习，应有履行主要职业职能的机会。实习应安排在学生完成一些课程后、获得学位前，应该与培训目标紧密相连，应促使学生进一步发展职业人类学家的知识、技能、敏感性和利用人类学的知识和技能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习时间的长短应与它的教学作用相适应，实习计划的行政支持应当充分和稳定，应该有实习运作的经费预算。在实习前、实习期间和实习后，应该与实习生和实习接待单位人事官员联系，以安排、监督和评估实习。应该仔细挑选实习地，避免到与职业道德相冲突的场所实习。与社区成员、组织或公司人事官员和其他学科人员的合作工作应该是实习的一部分，学生今后将有能力同这些人打交道。学生应汇报实习进展，实习结束提交书面实习报告或论文。另外，还要对实习经历做评估，同时应保存学生的实习记录（包括学生的实习工作情况、评估材料等）。尽管该培训指南制定于1995年，但迄今仍是美国大学人类学系制定应用人类学专业计划的重要指南。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人类学系成立于1974年，1984年开始招收应用人类学硕士生，2007年开始招收应用人类学博士生，是全美公认的最优秀的应用人类学专业之一。其研究生项目介绍明确指出本系的重点是应用人类学，立志于开发和应用人类学知识、理论和方法来为解决人类问题、决策制定和在不同职业环境中从事人类学实践服务。传统的四个人类学分支学科（考古、体质、文化和社会、语言人类学）为该系教学和研究提供理论和应用基础。该系师生重点研究领域为环境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nvironment）、健康人类学（anthropologyof health）和遗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eritage），但学生也可选择研究农业发展、自然资源管理、旅游和遗产开发、社区发展、文化和环境保护、发展与文化和性别问题等领域。该系应用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42学分的课程（其中18个学分为核心基础课）和12个学分的实习课。实习计划必须得到学术指导委员会的批准，必须在系学术讨论会上陈述实习结果才能毕业。该系指定的核心基础课是应用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定性研究方法、社会/文化理论的发展、最新应用体质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应用人类学量化和统计、有关人类过去的人类学理论。实习课分为实习准备（3个学分）、实习实践（6个学分）和实习分析（3个学分）。该系设有田野学校（field schools）和文化资源管理夏季学院（Summer Institute in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供学生实习选用。在完成基础课和实习课后，该系鼓励学生到其他系去选修与自己专长相关的课程。

四、结　语

纵观西方应用人类学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为殖民统治效力、为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服务到关注国计民生的发展历程。概言之，西方应用人类学近年来最大的变化有四点。其一，它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强调多学科的合作来研究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二，应用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中立的旁观者，到价值介入的行动者，到平等伙伴关系的文化中介人；其三，努力寻求在理论上的突破，强调理论、实践和应用的结合，为基础人类学研究做出贡献；其四，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内容覆盖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研究地域多种多样，从农村到城市，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这些变化充分体现应用人类学在西方校园内和社会上的作用日益扩大，学术地位进一步加强。

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快速发展，值得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借鉴。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文化发生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都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另外，全球化产生的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给我国边疆安全带来新的考验。边疆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些都急需大量应用人类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但我国高校至今没有应用人类学专业，没有应用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甚至没有完整的应用人类学教学计划、职业道德标准，严重与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脱轨。我们应迎头赶上，建立系统的应用人类学学科体系（包括应用人类学专业、学位点、学生培养计划、全国性和区域性学术组织等），使中国的应用人类学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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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86-96页。

作者：陈刚，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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