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二】英美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之历史、争论与发展
摘 要： 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在英美两国的发展悠久，但是与纯粹人类学（pure anthropology）在发展路线以及学科本质的观点上，却一直存在着对立与互斥。晚近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与涉入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被提出，支持者主张人类学应更广泛地涉入公共议题与公众生活，脱离传统的学科限制。人类学不仅仅是一门“论其”（speaking of）的纯粹理论学科，人类学亦有可能、或应该成为“为其而论”（speaking for），甚至“为其而做”（doing for）的应用学科。
关键词： 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涉入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
Applied Medical Anthropology Program of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在人类学发展的历史中，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一直是一个具有重要贡献，但又富有争议的次学科。支持人类学应走入当代社会、参与公共事务、扩大应用角色的学者，近来年在学术与公共领域中，都呼吁人类学应扩大对于社会的参与，主张积极发展应用人类学。人类学者应处理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以避免整体人类学因失去社会的支持而被边缘化。①甚至有学者主张，“人类学实践”（anthropological practice）早已经被概念化为人类学的第五个次学科（the fifth subdiscipline）。②
但在另一方面，反对人类学走向应用取向的学者则激烈指责应用人类学的声誉欠佳，批评从事者多被视为次等（second-rate）学者。这些批评包括：在道德层面上，应用人类学者在美国常被视为是政治上的反动派（politically reactionary）；在英国，应用人类学更因殖民时期与殖民当局的密切关系而常被称为“殖民主义者人类学”（colonialist anthropology）。③在学术层面上，反对人类学应用取向的学者则指出，诸如应用人类学中的重要概念“倡护”（advocacy）——对于特定人群与议题的支持，不能与既有的人类学传统相容。人类学长期以来以“再现”（representation）为主的学术连贯性，会因对于特定人群的“为其说话”（speaking for）而消融。④
20 世纪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将他们的学术关怀转向于当代社会的紧迫议题。然而，仅以学术社群为对象的人类学书写，对于许多人类学者而言，是远远不够的。⑤从人类学内部的发展来看，理论取向人类学仍为主流且占有支配的地位，但是整体人类学却快速边缘化。James Peacock 便指出，“如果人类学要得到更多的承认与更有价值的认定，它必须完成一些事情，它必须在着重分析的策略之外，投注更多的行动。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寻求批判间二者不应相互排除。”⑥
尽管争议不断，美国人类学会仍于2008 年成立“实践、应用与公共利益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racticing，Applied and PublicInterest Anthropology，Co PAPIA），以展现与服务越来越多在学术界之外，从事实践、应用与公共利益相关工作的人类学者。①这样的发展，印证了某些人类学者的看法，即至少今日的美国人类学界是朝向一个实践的方向发展。②
应用人类学与纯粹人类学（pure anthropology），存在着方法论、知识论与伦理观点上的诸多差异，共同构成人类学的整体。而应用人类学本身，又因其应用性而与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密切结合，在不同时代环境中发展出不同关怀。就区域而言，英美两国的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长久的历史，这与英美两国自19世纪以来便在国际舞台轮流担任强权的角色相关。目前只有美国存在正式的应用人类学学术训练课程，拥有国家与地方的专业的应用人类学组织，以及在各种领域工作的全职应用人类学者。③英美两国的应用人类学故而十分值得借镜。
一、应用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
以推动应用人类学著称的人类学者Johnvan Willigen曾指出，人类学作为一门学术，从它发展之初，便一直存在实务与问题解决的面向，此面向被历史性地称为“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④除了应用人类学外，不同形式的人类学实践也常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包括“实践人类学”（practicing anthropology）、“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研究与发展人类学”（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倡护人类学”（advocacy anthropology）等等。⑤不同的名称虽然各自具有特殊的意义，适用于某些特别的情境，但是总体而言，可以以应用人类学来总括这些不同的分支与取径，其共同点即是“将人类学付诸使用”（putting anthropology to use）； ⑥就内容与定义而言，应用人类学可以分为“研究”与“介入”（intervention）两方面，提供人类学者有效率的行动策略，在尊重社群（community）的自决脉络（context of self-determination）下，协助社群来达成他们的目标。应用与实践人类学者能以过往的经验为有效的指导，来实行介入与研究工作。⑦在此原则下，应用人类学者的目标是解决各种实际问题（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而各种以人类学方式解决问题的活动（various kinds of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olving activities），即应用人类学的各个形式。⑧易言之，应用人类学着重于人类学知识与将此知识使用于人类学之外的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受雇于各种组织的人类学家，他们的工作以改变和增进人类福祉为目的。⑨
对于应用人类学而言，尽管不同学者的工作内容有所差异，但“推动人类学的使用”、“解决实际问题”是共同点。同时，从历史的变迁来看，人类学的应用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密不可分。19 世纪人类学发展之初的殖民时期、两次世界大战、20 世纪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运动与发展主义兴起，不同的时代背景，应用人类学的工作目标也呈现持续的改变。因此，对于应用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性描述，在人类学中累积了许多文本，⑩显示出应用人类学内涵的丰富性与异质性。
二、与殖民历史共依存——英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作为全世界最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将人类学应用于殖民事业的历史至为长久。如世界第一个大学人类学系——牛津大学人类学系，除了对于现代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外，①初期主要的设置目的就是训练殖民地官员，并且开设了某些符合应用人类学概念的课程。②而应用人类学这个名词首次问世，也是发生于牛津大学的课程说明，③说明了英国人类学的发展与人类学知识应用于殖民行政当局间的密切关系。如Adam Kuper 便指出：④
早期英国人类学努力展现它是一门科学（present itself as ascience），希望对于殖民行政当局有所用处。原因甚为明显，殖民政府与利益是（人类学）经济帮助上最大的希望，特别是在人类学尚未获得大学承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的数十年。
David Mills 在"British anthropology at the end of empire"一文中，大量引用传记与对资深人类学者的访问，分析英国人类学的发展与殖民行政当局的关系，指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政府并没有提供社会科学关于非洲研究的固定资助。⑤随着部分殖民地设置了“政府人类学者”（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职务，同时提供针对非洲殖民地应用性研究的经费，⑥20世纪20～30年代，诸如Malinowski与Radcliffe-Brown等重要人类学者，都必须通过强调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处理殖民地问题工具的实践优点，来争取研究经费。⑦虽然这一时期英国人类学者多为功能论者与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意识形态上，都并不情愿协助殖民当局提供对于殖民地社会变迁的理解。人类学者的态度，甚至常被殖民官员批评为“浪漫的反动派”（romantic reactionary）。⑧但处理殖民问题的应用人类学研究，仍让这一时期的英国人类学从殖民当局的资助中受益，逐步奠立理论基础。大英帝国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与殖民当局，基本上是共谋（complicity）与共生（symbiosis）的。⑨
20世纪30～40年代是英国殖民政策重要的转折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的殖民政策有了重要的改变。为了响应其他国家对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孤立与经济上缺乏发展的批评，英国决定推展更为有效的行政计划，来推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1940 年，英国制订了“殖民地发展福利法案”（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CDWA），此法案使得包括人类学在内的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能得到政府稳定的经费支持。⑩在这个法案的资助下，英国成立了“殖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CSSRC），以执行 CD-WA 的要求。这一时期，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的人类学者成为 CD-WA的主要伙伴，包括Malinowski 的重要门生Raymond Firth 与 Audrey Richards 等人类学者，都在该委员会中担任重要的职务，支持CDWA的殖民地重建计划，争取经费让人类学者从事结合科学的与实务的殖民地研究。⑪
尽管当时英国人类学内部的派系竞争非常激烈，诸如Malinowski主张的“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与 Radcliffe-Brown 门人主导的“科学的学术人类学”（scientific academic anthropology）彼此轧倾，①但面对来自殖民当局的资源竞争时，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会（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y，ASA）仍主张“人类学应独占所有殖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适当性”。②
1944 年英国成立新殖民地研究机构“殖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CSSRC），这是第一个负责组织与补助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的英国政府法人机构。对处于萌芽时期的英国人类学学科，扮演着财务支持与协助机构化的关键角色。CSSRC稳定的财务支持，让这一时期英国多所大学得以积极扩张人类学系所，③而主要的博士与博士后研究经费，都来自殖民行政单位。英国人类学能在这一时期快速成长，主要基于CSSRC 肯定人类学成功地实践将“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重塑为科学议题。英国人类学理论的再生产与生命力，得益于殖民当局在政治与财务上对人类学研究议题与田野工作的广泛支持。④
然而，依附殖民政治而发展的英国人类学，特别是应用人类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大英帝国终结，英国人类学学术实践与知识生产的复杂政治关系也随之中断。在殖民时期英国人类学者由实践（殖民研究）而发展出的“专断能力”（monopoly competence）也迅速消失，认同危机至今仍持续影响英国人类学界。⑤另一方面，在终止殖民之后，英国人类学停止了应用工作，实践与学术分离，英国人类学快速地被边缘化，并丧失了它的实用价值。⑥
三、结合科学与实务——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相较于英国人类学的发展与其海外殖民势力兴衰的密切关系，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则较为持续与多元。英国应用人类学与当代社会脱节而孤立于殖民事务，美国应用人类学则一直广泛的参与处理当代社会的问题。⑦John van Willigen将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应用民族学期时”（the applied ethnology stage，1860～1930）、“联邦服务时期”（the federal service stage，1930～1945）、“角色扩张与价值明确时期”（the role of extension，value-explicit stage，1945）、“政策研究时期”（the policy research stage，1970 至今）。依照 van Willigen 的分类，目前人类学的应用，主要包括介入人类学（Intervention Anthropology）与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两大项目与十个次项目： ⑧
介入人类学（Intervention Anthropology）包括：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研究与发展人类学（Research Anthropology）、小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倡护人类学（Advocacy Anthropology ）、文化经济（Cultural Brokerage）和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ing）；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包括：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评价研究（Evaluation Re-search）、科技发展研究（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search）、文化资源评估（Cultural Resource Assessment）。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类学界并没有清楚的“纯粹” 与“应用”之分。⑨一则因为当时理论化的人类学尚未充分发展，而最佳的田野研究机会针对的是印第安人群体。
美国人类学者因而多受雇于政府，在与印第安事务相关的内部殖民机构从事应用研究。①美国脉络下的“应用人类学”一词，最早也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dian Affairs）下设的“应用人类学单位”（Applied Anthropology Unit）。②
历经 20 世纪 30 年代大衰退（Depression）与新政（New Deal），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到高潮，进入John van Willigen所称的“联邦服务时期”。 Margaret Mead 指出在此一时期，95% 的美国人类学者均涉及二战时期的应用工作。③举其要者，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身“策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雇用人类学者从事调查。④
20 世纪20～30 年代美国人类学者对于美国原住民政策与其他公共事务的参与，反映出当时美国人类学界对于当代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具有高度的“从事意愿”（willingness to engage）态度。⑤与此正面态度相呼应，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类学者参与社会调查与战争应用后，美国“应用人类学会”（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SfAA）于 1941年5月在哈佛大学创立，⑥包括 ConradArensburg，Gregory Bate-son，Ruth Benedict，Elliot Chapple，Margaret Mead，George Murdoch，William Foote Whyte 等著名学者都是创始会员。在面对应用与纯科学的关系上，应用人类学会的学者主张将人类学的知识应用于社会问题，目标是结合科学与实务的对象。⑦
相对于人类学者受雇于政府机构或是各种组织，以及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以殖民地为应用与研究的场域，1945 年后，美国掀起了更为激进的应用人类学风潮。“角色扩张与价值明确时期”的应用人类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中出现。它们共同的特色是具有浓厚的发展主义色彩。参与的人类学者主张价值明确（value-explicit），研究者从早期的“研究者—指导者—顾问”（researcher-instructor-consultant）角色，转向直接“介入”（intervention），并与被研究社群发展合作关系的“行动—涉及”（action-involved）角色，⑧完成以社群主导（community-directed）变迁的研究目标。⑨
角色扩张与价值明确时期的应用人类学，虽然主张应用的角色比较激进，但是并不排除人类学的科学性质，“增进科学知识与推动社群福利”是共同的目标。⑩易言之，应用人类学者主张科学研究与知识应用都是人类学的学科目标。而在不同的应用人类学项目中，行动人类学与倡护人类学的理论脉络与诉求目标最为清晰并具代表性。
行动人类学主要的发起者为Sol Tax。相对于较早期的应用人类学，Tax强调社群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概念，指出行动人类者（action anthropologist）的角色应是协助社群进行自由选择下的改变，而避免任何强迫赋予的价值。①Tax的行动人类学源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执行的“福斯计划”（Fox project）。Tax本人于20 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Iowa州针对福斯印第安人（Fox Indian）进行研究，1948 年开始组织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对于福斯印第安人进行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调查，但是很快的研究主题便因福斯印第安社群的社会变迁而转向了“发展”。②对于当时的福斯印第安人而言，来自社会的支持虽然很少，但却为他们创造了很大的自由，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团队在与福斯印第安人充分沟通后，决定提供福斯印第安人期望的一切协助。Tax 对于福斯计划的描述如下：③
我们的行动计划将尽其可能地提供（印第安）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所有可能性。我们必须努力移除所有加诸于印第安人对自我选择的一切限制，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去面对这些选择。我们不会将我们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印第安人身上……我们的计划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是行动的，或是不行动的。同时，这个计划也包括了探索、倾听、学习和给予。
在Tax 的行动人类学中，有若干核心概念是行动与目标的主要准则。其中首先是社群的自决。对于Tax 而言“发生错误的自由”（freedom to make mistakes）是自决的重要精神。透过自决产生的决定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的。但是真正的自决社群必须对于成功与失败都负起责任。④而行动人类学家的工作是去协助完成（社群）自决。行动人类学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避免与拒绝权力。这里所指的权力对象，不只是外在的政府或各种组织，同时也包括行动人类学者自己应避免累积与使用权力（avoid the accumulation and use of power）。⑤行动人类学所依据的不是权威，而是“劝服与教育”。因此“任何计划都只能在社群的自愿参与下实施”。⑥
Gearing 在 "The Face of the Fox"一文回顾福斯计划，认为福斯计划虽未全然成功，但却为美国应用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原型。在行动人类学中，社群的发展目标在社群与研究者紧密而复杂的互动中逐渐呈显，研究的过程主要在于目标的发现与以何种方式达成这些目标。⑦
芝加哥大学
相较于行动人类学，“倡护人类学”的应用模式更激进，在价值的取决上也更清楚与直接。倡护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是合作（collaboration）。这种合作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人类学者与社群的领导者之间，以人类学者的研究技巧与领导者的信息需求为主。⑧倡护人类学是一个在行动中涉及的过程（involve-in-the action process）。倡护人类学者不是直接进行变迁工作的行动者（direct change agent），而是担任社群领导者的辅助者角色。⑨倡护人类学者的工作不经由任何其他的介入组织（intervening agency），与社群的关系是直接而亲密的。⑩它的基本命题有两项，第一个是“人类学研究应该提供被研究者信息，以贡献于社群的发展与增进社群的生活”，第二个是“对于社群的发展与增进最成功与有效的计划，是由具有相关知识能力的社群居民（主动）构思与指导的计划”。⑪在这个假设下，“人类学研究者协助原住民社会行动计划的目标，在于提供数据与解答，借以让他们的努力更有效率。”⑫
van Willigen指出，倡护人类学通常是短期性的研究，它对于被研究者提供的是“直接（direct）、快速（immediate）、地方化（localized）的回馈”。⑬倡护人类学必须能在短期内确认研究的目标，以快速满足社群对于信息的需求，换言之，倡护人类学必须是具有时间效率性的（time－effective）。
也因此，着重于理论的优雅与理论书写，而不是以社群服务为目标的研究，被视为对于社群的倡护工作不具有生产力。①
合作是倡护人类学的核心概念，而合作涉及到分工与权力的分配。倡护人类学者主张研究者与社群运动者（activist）间必须是对称而平等的（symmetrical and coequal），活动者必须参与倡护研究的计划。倡护人类学合作原则不在于民主的价值，而在于社群行动者清楚地理解自己的社群与其需求。②成功的合作应增强社群对于研究计划操作的控制，社群的代表不仅有权力，也必须决定哪些计划与计划相关的方法合适于小区的需求，人类学者则负有提供信息与协助的责任。就研究成果而言，将倡护人类学的研究回馈于社群的活动者与所有社群居民是首要目标，透过传统学术渠道发表则是次要考虑。③倡议人类学的发展，成功地将应用与理论人类学之间的差距予以概念化地展现出来，对于人类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④
除了“介入人类学”这个大范畴外，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应用人类学进入“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时期”，这是当代应用人类学者的另一个重要舞台。相对于介入人类学对于外来机构与权力的排斥，主张与被研究对象建立直接、亲密、平等的互动关系，以政策研究为取向的应用人类学者常站在相对的一方，代表外来的介入机构（intervention agencies）。早期的政策研究多与殖民相关，晚期的政策研究则深受当代发展主义的影响，政策研究主要的研究目标多与发展议题相关，又被称之为“新应用人类学”。⑤
四、为何应用与为谁应用？——应用人类学的争议
长期以来人类学存在着理论/学术/纯粹 vs 应用/实践（theory/academic /pure VS. applied /practice）二元对立式的分类。双方不仅在人类学的方法论、知识论与伦理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与争议，更形成人类学内部的阶序观念，而造成人类学的分裂。⑥占据主流位置的纯粹人类学，对于应用人类学与实践人类学的态度是排斥与低眨的，甚至将应用人类学与实践人类学置放到一个“他者”的领域，并且指责应用人类学与实践人类学是“危险、可疑与不道德的（unethical）”。⑦对于处理与“真实世界”（real world）各种问题的应用人类学学者，无论是不是在学术界工作，都面临知识论、伦理与政治上的歧视，被以“二流”（second-rate）的学者对待，甚至被指责为不配称为人类学者。⑧
这些争议的发生，某些是对于应用人类学工作的误解，或源于学术的基本价值的判定，或是不同学术立场上的根本差异。对于应用人类学争议的回顾与梳理，成为厘清应用人类学本质，发展人类学自身的重要基础。关于这些争议，笔者从下列几点来分析。
（一）纯粹与应用科学的对立
西方科学长期存在纯粹与应用的二元对立的看法，这种分类不只是功能性的，也涉及价值。Enoch Karrer指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将科学分类为纯粹与应用的看法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概念。⑨当时一般认为两者的差异性包括：应用科学被视为是对于科学的销售，而纯科学则不是。应用科学比纯粹科学来的有用处，但是限制很多，纯粹科学比较自由而且没有限制。应用科学是自私的商业行为，纯粹科学则是利他主义。这些差异，让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应用科学没有价值。然而Enoch Karrer在逐一分析后，指出这些关于纯粹与应用科学的看法，事实上根本经不起逻辑的检验。但是却反映出一般社会甚至学术界自身对于纯粹与应用科学间的价值认知，即理论的重要性优于应用。
在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传统中，对于实践与应用的学术领域也一直存在矛盾与轻视的态度。特别是人类学，传统上多致力于部落或是非都市社会的研究，而对于人类学者担任实践者（practitioner）的角色则格外难以接受。但是这种将理论从实践中抽离的现象，是西方社会非常独特的现象，对于许多非西方社会而言，应用与理论二元对立的区分则非常不适当。②而对于人类学而言，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更常显得荒谬，许多人类学者的研究都针对当代社会紧迫的社会经济与结构性议题，同时融合理论并涉及实践。③
应用与理论二元对立，反映在理论人类学对于应用人类学的批评中，首先便是对于应用人类学的反理论批判（atheoretical critique）。④这种批判包括两个意涵：一是批判评应用人类学的书写不使用人类学的理论，二是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对于理论缺乏贡献。关于前者，的确有许多应用性的文件，诸如计划报告或是评估，这种性质的书写集中于大量的数据、固定的研究方法、供政策制定者参考的简明政策建议，理论因而常被隐置。⑤但是更多的应用人类学书写，其实都强调理论与应用结合的重要性，或展现理论如何形塑与使用于应用人类学研究。⑥指责应用人类学不重视理论，其实是一种偏见。关于后者，更涉及到什么才是人类学“理论”的定义讨论。应用人类学重视效能，它的书写常以“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先完成那些条件”为模式，如果人类学对于理论的定义并不排斥这种因果性的联结，那么应用人类学从来就是理论的。⑦
许多事实反证了对于应用人类学的反理论控诉。特别是从许多人类学的新研究领域来看，应用人类学对于开拓人类学新的理论场域有着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跨学科合作、跨文化研究、社会变迁、发展、组织文化等项目中。⑧反过来说，理论人类学则常因为学科既有传统概念的束缚，而限制了新理论场域的发展。
食物与营养人类学的发展便是一个例子。Montomery and Bennett 曾指出，食物、营养和人类的生活与生存密切相关，但是早期相关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得到人类学的重视。推究原因，主要是来自关于学术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的角色认定，限制了人类学在这方面的理论发展。⑨早期的人类学将人类的饮食视为一种“食物习惯”（food habit），而不提出任何的理论质疑，甚至批判将食物习惯纳入正式的人类学研究领域。这种观念阻碍了人类学者投入于营养和食物资源相关的生命政策（vital policy）与社会问题的研究。⑩造成这种人类学理论发展困境的主要因素，就是主流（学术）人类学对于政策取向（policy-oriented）与实践关怀（practical concerns）的忽视。⑪
而以当代人类学的食物与营养研究方向来看，主要成就集中于三个面向，包括与食物相关的人类问题，与营养学、医学、农业、生物、环境等科学建立的跨学科联结，以及相关的政策研究上。①这些工作都属于应用性质的研究，正说明了应用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场域开拓的贡献。
（二）反殖民反发展论述
20世纪60～70 年代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风潮下，人类学被视为是殖民问题的一部分，更甚于解决问题的方法。②面对这种批判，人类学与殖民行政者间的关系，在后殖民社会已被人类学者深刻的反省。③但是这里却出现矛盾，即一方面人类学反省殖民时期与殖民行政机构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指称殖民主义是应用人类学特有的资产（the singular heritage of applied anthropology），而忽略了人类学是一个整体，所有的人类学都承受殖民主义共同的问题之根（problematic roots）。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主义兴起。发展主义源于 18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扩张，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及欧洲某些特殊的知识论相关。⑤它主要的目标是推动经济的成长。⑥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H. Truman）要求解决全球未发展地区的问题，在公开演讲中宣布“更高的生产量是繁荣与和平的保证，而其关键是推动更广泛、更多的现代科学与科技的知识的应用”，⑦该演讲被视为是战后发展主义的揭序。
面对发展主义，笔者认为人类学有三种不同的响应与研究取向。首先，是把发展视为殖民主义延伸的论述来批判，认为发展论述是第一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在文化、经济与政治上的再次剥削，而着重于对发展论述进行病理学式的剖析与批判；⑧或是站在发展的对立面，为真正的原住民与土著观点而努力；⑨其次，着重于第三世界与“未发展国家”对于来自第一世界发展介入（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的反抗形式与过程的研究，⑩或是对未发展地区变迁的描述；⑪第三，以应用人类学为主体，参与协助各种组织对于第三世界与未发展区域的发展与贫穷改善计划。⑫
明显地，理论/学术/纯粹 vs 应用/实践人类学在这里再度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对于发展抱批判态度的学者如Arturo Escobar指出发展论述充满了我族中心主义、自大与天真。⑬当今世界体系下的发展论述，只不过再次展现了西方对于第三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影响。⑭殖民论述是将被殖民对象解释为某种种族意义上的次等人群，借以合理化征服与设立统治机构。发展论述与殖民论述的原则一样，都创造极为有效的机制来生产知识与操作权力，借以控制第三世界。发展论述持续生产新的知识与权力、理论与策略。总而言之，它已成功地完成对于第三世界的统治，以确保能完全控制第三世界。⑮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知识借由各种机构，透过应用计划、会议、跨国顾问服务、地方实践等而产生。
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大学发现，救援贫穷国家脱离穷困是最容易受到注意的经济主题，①因此把贫穷、文盲与饥饿当成赚钱的工业。②而应用人类学参与发展工作与介入，很容易变成民族中心主义式的干预（ethnocentric interference），或自大地认为他者需要这样的发展协助。③反对者主张应用人类学不但会毁坏人类学的名声，还会制造他者对于人类学的愤怒与疏离，④最终还得面对复杂的政治议题与伦理困境。⑤
面对反对者的伦理批评，应用人类学主张支持参与第三世界与未发展地区的发展，认为人类学者若在贫穷等题议上，保持中立就是同意维持现状，⑥也就是接受第一世界继续剥削第三世界，而坐视贫穷与相关问题的发生。较激进者如Roger Bastide 以新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指出，人类学必须承认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西方要对压迫与剥削土著负起责任。在土著寻求自由革命时，应用人类学有责任协助他们。人类学不仅应是一门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更应是一门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来协助被压迫阶级改善生活。⑦Bennett 则对传统的人类学方法论提出批判，指出人类学充斥着冷漠与无人性的研究取径。⑧而对于介入（intervention）的合理性，Bennett则认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架构下，应该由实践者个人来决定该如何来进行相关的工作，同时将伤害降至最低。因此，将伤害最小化是应用人类学最具共识的伦理。⑨而在价值的取舍上，应用人类学更超越传统人类学对于价值的禁忌，不再视“价值中立”（value-free）为根本，反过来强调应用人类学是“价值取向”（value-oriented）与“价值清楚”（value -explicit）的努力。⑩
（三）相对论争议
除了从被介入者的实质利益来讨论人类学对于发展应否介入，以及人类学的介入对于被介入者是否有利的争议外，这项伦理争议的另一面是相对论（relativism）困境的延伸，如Eric Wolf便指出，应用人类学根本就是反文化相对论的。⑪主要的争议是人类学应如何面对原住民的发展变迁与第三世界对于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变迁对于人类学长久以来教条式的相对主义与功能论的冲击与争论。
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最早的教条，美国人类学之父Boas是早期主要提倡者之一，它构成人类学重要的学科价值，但是也引来许多批判。Melville Herskovits 指出，“文化相对论的核心乃来自尊重差异与彼此尊重的社会纪律。对于多种而非单一生活方式的尊重，对于每一文化价值观的肯定。”⑫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悖论，即相对论虽然尊重不同的文化，但是事实上却具有强制的道德性。⑬Boas 对相对论提出的一个标准，（相对论）是一个所有社会都必须遵行的标准。⑭易言之，相对论的相对主张，却有一个“所有社会都必须遵行的标准”的绝对诉求的矛盾，变成是一种道德上不容置疑的信仰，成为人类学者必须接受的道德哲学。⑮
F. Boas有关各种族人权平等的名言
另一方面，功能论也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它主张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与文化，是以满足于该社会存在为主，而有着功能上的需求，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整体，因而各个社会的差异是相对的。容忍不同社会间的差异，成为相对论的核心，①最后导致相对论者对于变迁的保守态度。②
面对发展与发展所导致的变迁，支持相对主义与支持应用发展的两派人类学者在这里有着重大的歧见。主要的争议包括我们对于存在于其他社会的贫穷、暴力、宗教迫害、性别歧视、种族压迫等等议题，有没有介入的责任与权力，或是该持续的容忍？如果要求发展的呼声来自原住民或是第三世界自身，人类学者的角色又该是什么？
持相对论立场的学者认为，发展机构一般都以进步的普遍化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s of progress）为方针，此原则很容易变成以民族中心主义来建构他们所欲加诸发展对象的社会变迁。③如John H. Bodley指出，认为部落民族在接触文明时会排斥自己的文化而要求更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误解。④他主张事实上部落民族宁可不受干预，他们是被迫接受变迁的。工业文明延伸至全世界，给他者的选择只有接受进步。部落居民想要避免变迁之心，远甚于人类学者。⑤易言之，对于部落居民而言，发展是被迫的，是工业文明给予他们的压迫，人类学者的立场，当然该尊重这种拒绝变迁的意愿，尊重这种相对的差异性。
这种部落民族不需要发展的相对论看法，被反对者批判为浪漫的人文主义（romantic humanism）。⑥反对相对论看法批评者指出，事实上多数人类学者的经验显示非西方民族，特别是第三世界，都想要某些程度的改变，而不变迁显然对于他们不利。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愤怒，他们指责人类学者对于变迁的态度是保守的，等于鼓吹未开发国家的屈从。⑦批评者更指称，相对论者因为对于现状的支持，结果在全世界都直接与压迫者挂钩。⑧
五、新瓶旧酒还是另辟蹊径——公共人类学的提出
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或是涉入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⑨是人类学最近的亮点，⑩受到世界各地人类学者的广泛注意与讨论。公共人类的最早提倡者是美国学者Robert Borofsky，他于2000年发表一篇短文"Public An-thropology. WhereTo？What Next？"这篇文章认为，人类学目前已陷入自我设限的学科框限里而难以逃脱，对于人类学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将自己挖出目前的困境中”。他指出人类学者常过于孤立与封闭（isolation and insulation）在世界的问题之外，为了解决人类学过于封闭的问题，Borofsky 主张，“公共人类学应涉入（engages）目前被种种自我设限学科界限（self-impose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之外的更多议题与群众”，“公共人类学应寻求广泛（broad）处理重要的关注，让学科之外的人理解人类学者即便不一定能解决、但是至少也可以重构与缓和（reframing and easing）目前的社会矛盾”。而就知识论与方法论而言，Borofsky 指出公共人类学具有理论与实际两种取向，“就理论取向而言，它具有对于霸权的敏感性，就实际而言，它要处理真实的社会问题”。⑪
看上去公共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的目标与关注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Borofsky 认为，虽然某些人类学者已着手涉入当代重要的问题，诸如权利、健康、暴力、治理与正义等，但是这些问题常被精纯与窄化，而只关联到少数学科之外的人。①就这点而言，对于社会议题关注的“广泛”与否，似乎是Brofskyk主张的公共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的重要差别。然而，广泛与否是一个相对性的议题，怎样程度的广泛才算是广泛，永远有可以争议之处。另一位美国学者Merrill Singer便批评，公共人类学其实是建立在对于应用人类学的忽视之上，同时也难以理解在应用人类学之外创门户的需求究竟为何。②
历经了10多年的争议讨论，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的纠结与差异，似乎并未得到完全的解决，但确定的是，把人类学从传统的学科限制与学术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是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的共识。晚近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支持者的呼声更为激进，如Michal Osterweil指出，被指称为涉入的人类学学术，应于知识论定义上更加理解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而目前的核心工作必须同时透过社会运动与学术来完成。③
六、结语：反思与展望
James Peacock在 "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y（1997）"一文中，指出西方人类学当今的困境与未来的可能性：
展望二十一世纪，人类学的未来，将取决于它对于思想与社会的贡献。人类学给予社会什么，社会就将还诸什么。
学术人类学长期忽视应用人类学已经造成人类学的不良影响，人类学的角色受到太大的限制，人类学者应更关心人类，而不只是学术。
如果人类学要获得承认，必须更重视实务工作。④
虽然争议依旧持续，但随着2008年美国人类学会成立 “实践、应用与公共利益委员会”，似乎在美国这个相对多元与开放的社会，更多学者能正视应用人类学的存在并给予正面的肯定。这符合笔者在本文一开始提出的，印证了某些人类学者的看法，即至少今日的美国人类学界是朝向一个实践的方向发展的。⑤许多人类学者正努力贡献他们的智慧，参与社会的实践工作，增加人类学的可视性，寻求社会更多的支持。
人类学一如其名，是以人为主要关怀核心的学科。但传统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常只关注文化现象，而忽视了人的真实生活，忽视人类学知识如何用于真实的改善人类的生活。人类学者关心知识犹胜于关心人，脱离真实世界的公众生活，低度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应用知识的实践力，人类学者对社会的疏离，结果造成整体社会对于人类学的陌生。
英、美国两国人类学都曾经、或是正在面临因脱离知识实践而被边缘化的危机。在历经长期的应用/纯粹的争论后，美国的人类学界已认知到改变的必要性，如笔者在之前摘引的“人类学如果要生存下去，实践已经不是选项，而是必须做的事情。对于人类学未来的讨论，必须将实践置于中心位置”。⑥
将对于他者理解的知识，贡献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从知识上增加对于人类整体的理解，是传统人类学的基本承诺。而应用人类学则努力将人类学知识，回馈于所研究的他者或本社会，推动人类生活福祉的改进，并在这个目标下开创新的人类学知识生产领域。调和这两种取径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的提出正在于从理念、知识与道德多方面，梳理英美两国应用人类学与纯粹人类学相关的争议，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发展现况。
期待中国人类学界从这些争议与历史中，领悟到改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让人类学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更关键的学术角色。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第40卷，77-88页。
作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特聘教授，马腾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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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人类学之夏】
期数：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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