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专题】李银兵、甘代军|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摘  要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 中国大陆；民族志；人类学

作者简介 李银兵，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甘代军，遵义医学院人文医学中心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转自：“历史与民族志”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近十年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学科之一的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识、认可和认同，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单就作为人类学学科两大标志之一的民族志而言，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在理论反思上，《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著，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的翻译出版，不仅是对前期翻译出版的民族志理论批判作品《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著，王铭铭等译，三联书店，1988)的一个呼应和延续，也开启了像《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天真的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著，何颖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卞思梅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等深刻而又真实的民族志理论反思作品的翻译出版，更是引发了中国大陆学者们对民族志书写理论相关问题的不断争鸣。在实践成果上，随着田野调查范围、对象、方法及目标等不断深入，学者们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不断丰富。就中国知网统计，以民族志为主题的期刊和学位论文，近十年(2006—2016)期刊论文高达2604篇、硕博士学位论文高达694篇。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仅就2006—2007年，公开出版的人类学专著和译注就有40多部，这些作品大多涉及民族志相关内容。[1]在学术交流上，近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学术会议不外乎是2009年在昆明召开了以“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世界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大会，本次大会有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人员4300多人。大会共组织165场学术专题研讨，其中从笔者参加的科技人类学学术专题研讨会来看，学者们就提交了学术论文60余篇。这次会议在中国的召开，不仅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志书写的内涵和外延。2014年4月，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织的民族志理论和范式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会人员囊括了最近几年来活跃在中国民族志相关研究上的知名学者。“会议提交论文17篇，有16位学者在会上报告了论文，围绕当代科学民族志、互经验文化志、线索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常人民族志、村民日志、体性民族志等民族志理论类型，民族志理论相关问题，以及民族志方法论展开深入探讨与反思。”[2]可以说，本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对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的一次总结，更是开启了今后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在对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取得的成就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力图去发现民族志研究繁荣发展背后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而为中国民族志书写及其人类学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以就教于大家。

一、理论层面：对民族志书写的批判与反思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积极地开展对民族志书写的批判与反思，产生了众多民族志理论反思的成果。当然，这股批判与反思热潮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多方面的缘由。笔者认为主要缘由为：一是关注国外人类学争议和丑闻；二是翻译引介人类学反思作品和经典民族志。正是在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和研究中，中国大陆民族志批判与反思意识应运而生。具体而言，引发这股热潮的直接原因是两部在1986年相继出版的民族志反思作品《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和《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而这两部作品直面的人类学现实又是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直到现在还远未结束的人类学界存在的一系列争论和丑闻。比如，德里克·弗里曼试图揭露玛格丽特·米德在研究萨摩亚人青春期时的故作天真，为人类学制造恶作剧和尴尬而引发出的学术争议；加纳纳思·奥贝塞克里批判马歇尔·萨林斯在夏威夷群岛上有关库克船长被谋杀的叙述中的角色定位及引发出萨林斯的反驳问题；大卫·斯图尔揭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丽格伯塔·孟珠以自传体方式写出的纪实性作品《我，丽格伯塔·孟珠》的表述真实性问题；帕特里克·蒂尔尼对拿破仑·沙尼翁对原住民雅诺玛玛族所写的民族志及所做的生物医学研究，给雅诺玛玛族人所带去的伤害的揭露和批判。因此，可以说西方人类学界掀起的这股批判浪潮是中国大陆人类学界进行民族志反思之源。当然，中国学界除了对于引发这股热潮的两部反思作品进行翻译引介之外，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对于西方民族志作品翻译出版的热潮。翻译外国经典民族志名著本身就是一项研究，而且是研究中最为基础的部分。2006年以来，《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洁净与危险》《乌鸦印度安人》《制造同意》《献给祖先的猪》等一系列经典民族志的翻译出版，也为大陆民族志反思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2006年以前，学界对于民族志批判与反思的成果不多，鲜见的成果基本集中在由高丙中主持的《思想战线》专栏“民族志经验研究”栏目中，其研究主题主要是关注对象的知识生产到自我的知识生产的转向。本研究产生了不同主题的六篇论文，形成了高丙中所说的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3 ]可以说这次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民族志经验反思的先河。而在此之前，高丙中还从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科学民族志入手，指出学界关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文本和其田野调查真实间的关系，无非就是去反思科学民族志的相关问题，以此来指导今天的民族志书写。[4]总之，在民族志研究的相关学术背景、研究基础上，有关民族志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研究成果，近十年来在中国大陆不断涌现，这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于民族志的相关研究。

在对民族志真实性的批判与反思上，陈庆德等认为民族志真实问题本质上是认识论问题。民族志在认识论上遇到的各种复杂关系，告诉我们只有在不同文本叙事的理论假设追问中，在民族志作者不断追求、批判与反思中，民族志文本真实叙事才能达到。[5]彭兆荣认为民族志的“真实性”历来就是民族志研究的核心问题。他通过“经”和“纬”的方式去回答了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不同时期民族志反映真实性的特点以及民族志在不同语境下的真实性样态三个问题。[6 ]他说道：“对民族志叙事和‘写文化’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某一种表述方式，甚至超越了某一个学科的樊篱和学科所遵循的原则范畴，而成为对叙事范式的认知与厘清。[ 7]针对不同的时期和民族志传统，彭兆荣认为应该有不同的民族志表达方式。因此，民族志文本是建立在科学和文学基础上的叙事。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又通过对话式方式，从民族志修辞、范式等多方面去思考民族志的“真实性”和“主观性”问题。[8]刘珩则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和康拉德这两个民族志作者去比较文学文本和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认为反思人类学作者对于民族志书写具有过于多愁善感的批判情节，指出任何对于文本的批判与反思必须建立在对经验描述的基础上。[9 ]这就是说，对事实描述和求真意识始终是民族志的“生命线”。田甲丙从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自反性入手，认为后现代民族志和传统民族志真实性有所不同，有一种向文学领域真实性靠拢的可能性。[10]而杨磊在《民族志合法性争夺》一文中也表达了由于对于文本的合法性争夺，使得民族志真实性观念发生了变化，后现代民族志有转向文学民族志化趋向。[11]陈兴贵认为田野、他者和文本是构成了民族志三大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民族志的真实性。因而，他指出民族志的真实性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素养，而且应该把民族志看成是研究者的一次体验，不要过于纠缠民族志内容和研究者行为之间的一致性。[12]李银兵在《对民族志品质问题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学界对科学民族志的探索经历了三次反思。面对第三次反思，他提出了民族志科学的标准，即“硬核”与“保护带”连接起来的书写范式。[13]在《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历程分析》一文中，他对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及后现代民族志三个阶段的民族志真实性问题进行了纵向梳理，认为民族志求真是随着时代进步而在不断进步。[14]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又从民族志危机人手，探析了民族志书写危机出现的缘由和实质，指出现阶段人类学界建构新的民族志书写过程中呈现出的矛盾态势，最后认为实践民族志是民族志求真至善的应有范式、公共人类学则是民族志书写价值的应该路径。[15]总之，在民族志真实性问题上，王铭铭认为当代民族志经历了传统本体论对真实客观性的追求，到辨析认识者的知识之本质，最后发展到了今天新的本体论阶段。这个阶段既要关注“对象世界的客观化”，又要重视这种客观化背后的伦理价值。

除了民族志真实性问题受到学界重视之外，在对民族志批评与反思过程中，民族志的价值性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思考。近十年来，学界直接论述民族志价值相关的文章不多，涉及范围也较为狭小，主要关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展现的伦理价值和把民族志书写作为一种方法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李银兵认为民族志的人性化经历了业余民族志的非人性化、科学民族志的准人性化及后现代民族志的人性化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民族志的人性化不仅是哲学人类学的问题，也是文化人类学基本理念问题。[17]朱靖江从“土著影像”与后殖民时代的视角人手去分析“纳瓦霍人电影计划”，指出影像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文化殖民霸权，进而使影视人类学这一边缘学科在一定意义上拥有了“学术正当性”。[18]罗红光指出当代中国影像民族志的思想性、科学性及伦理性，共同搭起了镜头两端主体的公共平台。民族志伦理关怀主要是指认识论上的基本立场，是其在草根性和人民性上的体现。[19]周大鸣等认为，21世纪，人类学应该更加关注学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来实现学科对公众的公共关怀。因此，他们呼吁建立一门公共人类学的学科，并把其和中国文化及实践有机结合起来。[20]无独有偶，李家驹从当代公共人类学应用实践人手，探析了人类学回归到对人类的人文和社会关怀上、从公众中来到公众去的知识生产过程为中国人类学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21]同时，在民族志价值取向上，有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建构。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把实践民族志和历史民族志相统一的科学民族志，它能超越意识形态纷争，能为民族志求真和政治文化多元化服务，是探索人类和谐发展的创新途经。[22]以上几位作者都从人类学的公共性和公正性视角人手，去关注人类学知识生产及其价值相关问题，这和理解民族志书写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此外，也有极少数学者关注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对其他学科和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比如，蒋颖荣认为民族伦理学囿于一般伦理学的框架，很难显示民族文化多元化的优势和特点。要建构与民族伦理学相匹配的方法体系，则需引人民族志方法，给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带去方法论上的变革。[23]而徐黎丽等则认为民族志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至少存在五个方面的价值：“基层视野不可或缺；通过文本记录中国基层各族民众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并保护传承下去；反映中国当代基层各族民众生活的困难及困难中隐藏的问题；比较分析国内、国外民族志个案和理论观点，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将对策不断提升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24]

基于时代特征、代表人物、理论源流及现实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笔者认为中国大陆近十年来针对民族志书写所进行的批判与反思，基本上围绕着民族志书写的两个关键点——真实性和价值性而进行。也就是说，大陆学者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去探寻民族志求真至善的方法和路径。在民族志真实性的相关研究上，大多数研究看到了真实性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很多学者也指出，民族志真实性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系统问题，因而学界应结合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背景、文本范式及复杂场域等多方面因素去考虑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同时，不少学者结合民族志历史和现实，提出了民族志达致真实性的路径和方法。这些观点都是十分可取的，对于确定民族志书写的基础和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对民族志书写的价值研究上，更多的学者在对传统民族志书写上展示出来的西方文化殖民霸权、西方中心及主观主义等价值取向进行无情批判的同时，则更多地在关注民族志书写的当代价值及其价值实现问题。人民性、公共性、公众性、平等性、人文性等成了当代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价值诉求，而实现这些价值的范式和方法在于公共人类学的建立的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二、操作层面：对民族志书写方法的多维探索

美国人类学家赫兹菲尔德把“人类学清晰地界定为理论的实践”[25]25，而中国学者庄孔韶则认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属性是实践”[26]252。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本身就是人类学的应有之义。近十年来，学界不仅在哲学层面上对民族志书写进行了诸多批判与反思，也在理论实践上对于求真至善民族志建构作了诸多探索，从操作层面上为民族志书写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马林诺夫斯基创设的科学民族志研究范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质疑，因而在反思人类学大背景下，国内外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民族志作品。借助西方这股民族志反思热潮和国内外相关民族志作品，大陆学者在近十年来提出了诸多的民族志书写范式。朱炳祥在对科学民族志、解释民族志及后现代民族志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主体民族志这一新的民族志范式。他认为主体民族志的提出，不是用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对所有范式意义的根本性颠覆，能充分表达对不同民族志主体和作品的相对真理性的认可。[27]后来，朱炳祥接连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三篇有关主体民族志的文章，特别是在一篇反映大理白族宗教信仰“裸呈”的文章中，他把个案和主体民族志主张有机结合，彰显了三重主体思想，以此去消解民族志书写危机。[28]朱靖江、罗红光、邓启耀等学者提出影像民族志，并结合民族志作品及相关案例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析。比如，邓启耀以对白族村落影像视觉为出发点，很好地看到了影像民族志理论在实施中应该注意到的文化节点，进而把影像民族志推进了一大步。[29]张连海认为随着知觉现象学的发展，身体研究已从身体观研究转向了身体感研究。感官人类学不仅涉及身体观，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因此，他从感官人类学的起点、基础、实践及表征等几个方面，对感官民族志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说。[30]蒋逸民把自我民族志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首先在学界提出来。他认为自我民族志是把自我和文化相联系起来的自传式个人叙事，是个人和自我问题研究的首选工具。他看到了这种民族志范式的优点，但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31]赵旭东从社会学研究已经从视角聚焦转向线索追溯入手，在比较两种民族志范式的异同中认为，线索民族志把人和物结合，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民族志觉悟，是一种新的民族志叙事范式。[32]民族志本质上就是书写的产物，这种书写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因而，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田野与书写、主体与客体、大传统与小传统等各种关系交织，因而解决好民族志书写中的各种关系，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王铭铭从民族志的词源人手，认为最好把“文化”认为是一种人文关系的总体状态。相应地，对民族志书写及其民族志作者而言，只有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下才能觉知自我，回归自我。[33]正如王铭铭所说的那样，“自己想做的是一种‘关系的民族志’，而不是整体的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我认为，要造就一种真正现实的人类学，我们的民族志研究要更注重对关系的研究，这个意义上的‘关系’绝非本土民俗中的‘关系’，而是一种结合了主位观和客位观、民族志与民族学方法的论述。‘关系’可以从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及前后关系去看[34]379-380。李银兵则从民族志内部存在的三对主要关系：主体与客体、范式的一与多、民族志历史与现实价值诉求，对王铭铭提出的关系民族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35]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民族志本身就兼具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于一体，其本质特征在于把握好民族志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实践不仅具有弥合两者关系的属性，而且也能体现人类学的特点。因此，学界应该建立一种实践民族志的书写范式，去应对当前的民族志表述危机。[36]此外，学界还提出了诸如体性民族志、在线民族志、建制民族志、虚拟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等民族志书写范式。

自从库恩首提“范式”以来，范式一直就是作为一种方法、一种理论在使用。但民族志方法除了范式之外，还有其他更为丰富和具体的意义。近十年来，学界除了对民族志范式进行不断探索之外，还针对民族志书写危机提出了许多细致而极具操作意义的方法。

首先，学者关注民族志的中国方法。何星亮从民族志发展历程人手，重点去关怀中国特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应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一是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二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三是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文学研究范式相结合，四是历时性研究范式、共时性研究范式和互动性研究范式相结合，形成新的研究范式”[37]。蔡华基于自己的田野经验，从实践和认识论两个维度与克利福德在“民族志作者能否认识异文化”问题上展开对话，得出只要民族志方法使用得当，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民族志作者能够认识异文化。[38]

其次，主张民族志文学化趋向明显。在西方反思人类学的刺激下，大陆学界对民族志书写文学化趋向的研究兴起。彭兆荣、徐新建、杨利慧、王杰文、刘珩等学者在此方面都进行过研究。他们要表达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民族志是科学和诗学、人类学和文学、真实和虚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辩证统一关系组成的产物。比如，李立认为民族志可以采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表达主体的人文事实、心里事实及内心意义等。[39]而王倩更是大胆地认为“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40]。

再次，在不同类型个案中思考民族志方法。大陆学者除了对民族志方法进行总体把握之外，还积极地参与到民族志方法具体运用的研究中。分析涉及的个案不仅包括外国民族志作者和作品，也有把中国某个区域的某个方面和某个研究领域作为个案的情形。比如，高丙中对《纳文》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十分推崇，原因在于这两部作品都不是传统民族志作品。在方法论上，两部作品都以反思的方法看到了民族志作者的田野经历和心灵的磨炼。高丙中甚至认为贝森特的《纳文》“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作描述的对象，民族志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能够达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在完整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说明民族志研究的心智条件”[41]。张连海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三次民族志实践经历，去论述现实民族志方法的源起。他认为是理论背景的延续、实践过程的“遭遇”及对象特殊性等因素，促使了马林诺夫斯基改变田野作业方法，进而形成了田野和理论相结合的现实民族志方法。[42]张丽梅等认为田野中的主客体关系始终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真正的民族志要有主客互动、切实伦理要求，不存在“走近历史田野”，也没有“历史民族志”之说。[43]龙晓燕把中国西南不同时期书写的傣族民族志作为分析文本，认为民族志发展历史在傣族民族志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在此基础上，她对傣族民族志进行了辩证认识，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丰富了人们对于民族志方法的认识。[44]朱高艳等看到了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知识建构中的运用作用，同时也分析了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知识建构论下的合法性、建构性及动力性难题。[45]此外，大陆学界还从宗教、经济、边疆等视野人手，分析民族志方法在其中的运用性及面临的困难等。

总之，近十年来，学界在民族志书写方法上做了诸多探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学术效应。比如，通过参与民族志相关问题的探析，使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得到了促进；使大陆学者融人世界人类学学术议题之中，提升了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地位；为后续中国人类学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研究方法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民族志方法引领下的中国人类学，未来必将得到长足进步。

三、视野范围：对民族志书写外延的不断拓展

随着民族志书写范围和视野的扩大，人类学这门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学科的基础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夯实。具体来说，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在海外民族志、民族志书写类型及书写领域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

中国大陆的海外民族志从无到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得到了发展。在理论层面上，诸多学者充分认识到研究海外民族志的意义，因而在海外民族志概念解析、海外民族志与世界社会关系、海外民族志发展态势以及海外民族志方法上都有所涉及。2013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上，来自全国的知名学者对中国开展海外民族志进行了多维视角探析，最后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王延中认为开展海外民族志势在必行，且民族志要有中国特色，要大力支持海外民族志研究等。[46]又如高丙中从海外民族志与世界性关系人手，分析了中国特色的“海外民族志”概念，指明了“世界性社会”是海外民族志的支持性概念，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目的在于在“世界人类学群”中确定自己的位置。[47]再如包智明认为海外民族志是相对于中国人类学而言的中国特色的说法，随着21世纪初一大批成果在中国的出现，海外民族志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48]刘明则通过回顾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海外民族志相关成果，进一步去讨论中国2l世纪初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海外民族志也是时代发展的诉求，具有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对话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以及为国际关系和经济发展等思想领域提供人类学维度思考的现实意义”[49]。刘朝晖和杨春宇分别从海外民族志田野调查与文本表述川、海外民族志田野中的“越界”现象[51]进行分析，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到海外民族志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并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应对海外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措施。在实践层面上，海外民族志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有对美国人、法国人等发达国家群体及文化的研究，也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边疆跨境民族的研究，这些都大大拓展了中国民族志书写空间。张金岭、吴晓萍、李荣荣、黎相宜、杨春宇、周建新、周大鸣等学者分别在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过田野调查，取得了中国人类学对发达国家民族与地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周大鸣对柏林中国移民的生存现状、移民目的、社会结构、移民政策等进行了细致调查，进而对移民和移民地管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52]而在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中，以云南、广西的学者为主。何明、高志英、郑一省、郝国强、龚浩群、段颖、吴晓黎等是其中的代表。比如，高志英通过对跨境民族缅甸傈僳族的研究，看到了地域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间的强弱关系，并指出了调协跨境民族与当地社会关系的措施。[53]海外民族志除了对发达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族群及其文化的研究之外，一部分学者研究范围还涉及了非洲、中亚及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研究。比如，郭占峰对中非农业经济体系的研究、钟鸣对马达加斯加伊麦利那人翻尸仪式调查、徐薇对非洲博茨瓦纳叶伊AA土会研究以及丁宏对北极民族志的考察等。[54]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丁宏对北极民族志的考察，是她长期以来对东干人、中亚五国民族文化研究的延续。可以说她对海外民族志，特别是中亚、东北亚民族志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总之，正如有学者指出，海外民族志的开展为我们收集海外第一手资料，丰富了文化类型；为学科提供了“他者”的个案和经验事实；丰富了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想象力。[54]

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不仅在研究视野上得到了拓展，在研究范围和类型上也得到了不断加宽。中国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少数民族文化及社会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民族学研究范围是一致的。但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范围和类型得到了不断释放。在民族志研究范围上，学界在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研究范围开始触及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相关领域。相应地，一大批与都市发展、灾害治理、疾病防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汉人社区等相关的民族志不断涌现。比如，近几年来，以周大鸣为核心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在沿海各大城市广泛开展都市人类学研究，形成了诸多的都市民族志作品，使得都市民族志雏形及研究范式开始浮出水面。杨小柳则认为整体观的延续和拓展是都市民族志范式构建的方法论基础，在多重整体观下的都市民族志坚持了人类学研究旨趣，也具有与其他学科实践的独特性。[55]又如，随着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彭文斌、李永祥、刘志扬、杨志文、张曦等一大批学者在灾害定义、灾害防御及应对、灾害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出现了诸多以灾害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张曦从灾害表象人手去分析自然灾害背后的多重关系，进而延展到对书写灾害表象和内在逻辑的灾害民族志的分析。[56]彭文斌在不断翻译引介国外灾害人类学成果的同时，还对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述评。他指出学界对于灾害类型研究呈现多样性，但系统的研究还是出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灾害人类学涉及面广，因此研究应该从综合性和多元化视角进行。[57]总之，这些研究都对中国灾害民族志的书写起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作用。

在民族志书写类型上，随着生态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旅游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兴起，中国大陆民族志也呈现出学科交叉的科际融合局面。这种局面既丰富了民族志内容，也大大奠定了人类学学科的基础性地位。比如，庄孔韶通过对广西、云南不同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个案描述，说明了地方性知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有效性。[58]王建新指出“宗教民族志研究的成长是国内宗教研究纵深拓展的标志，对中国宗教理论的建构、国内相关领域的国际接轨以及对策应用研究都有重大的推进作用”[59]。张佩国把人类学研究触角深人去对明清时期徽州的风水和坟业关系研究中，指出自清朝光绪十八年开始，风水和坟业形成了一个实践整体，而以往的风水象征和社会史都难以做出明确的解释。[60]

从以上论述和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和以往相比，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民族志在研究视野、范围及类型上都有了质的飞越。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民族志书写视野、范围和类型的不断增大，民族志实践中也会随之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海外民族志的经费来源、田野时间；公共人类学与民族志地方性知识间的关系处理；民族志书写和一般书写的区别和联系等。但不管如何，我们相信民族志在范围、视野上的拓展，这对民族志书写和人类学学科发展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四、困难与突破：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毋庸置疑，从人类学学科发展史去看，近十年可以说是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大陆发展繁荣的阶段，民族志研究也如沐浴春风，研究势头喜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民族志研究进一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首先，民族志书写有被泛化、神化及丑化的危险。如今，人类学在中国大陆成了一门显学，其独特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书写给其他学科和相关领域的学者带去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方法和视角，但也存在其他学科和人类学学科杂糅在一起，进而泛化、神化、丑化民族志书写的危险。比如，很多学者没有一点人类学学科基础，但是在其研究成果中，纷纷打上“人类学”“民族志”字眼，如此鱼目混珠，则会消解民族志书写的真正本质；还有一些学者力图把人类学变成一门通识学科，因而建议淡化人类学学科意识。笔者认为这不仅会销蚀人类学学科特点，甚至会导致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灭亡；还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学科是殖民侵略的产物，是为殖民利益服务的，因此，他们认为这门学科和现代社会发展是格格不入的。面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人类学学科和民族志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任何对于人类学学科泛化、神化、丑化的观点，都会直接给民族志书写带来困难。

其次，民族志范式杂糅现象严重。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者提出的民族志书写范式不下十种，诸如主体民族志、影像民族志、关系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实践民族志等等。面对着如此众多的范式现象，学界应该进一步去关注不同范式及范式与民族志方法间关系。既要看到范式间的区别．也要看到范式间的联系；既要把握范式的体系化特点，又要看到一般民族志方法的优点等。在对范式的辩证认识上，真正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而提取一个让学界得以共识的民族志范式来，以达于民族志书写的正规化、标准化及专业化。不然，范式多元化、杂糅化的后果则会使民族志书写抽象化、肤浅化、复杂化等问题出现。

再次，民族志书写根基不稳不深现象严重。一般来说，民族志本质上是“写”文化，而在“写”文化过程中就会涉及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为什么写?怎么写?写什么?写后有啥效果?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本身就对民族志作者的学科素质和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众所周知，人类学学科作为外来舶来品，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就那么短短几十年，甚至还由于特殊原因，使得学科建设曾一度被中断。再加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吃饭温饱问题才是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这就使得以研究人文、社会见长的人类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潜力。同时，学科自身建设的不完善，师资水平、就业环境、培养方案等都是制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桎梏。这一切原因直接导致的后果则是民族志书写者在诸多方面的不足，比如：对理论的把握不全不深、学科基础和意识单薄、田野调查时间难以得到保证、多学科研究能力欠缺等。虽然今天人类学学科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制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困难还存在，还在影响着民族志书写的根基，且民族志书写根基不稳不深现象还十分严重。

针对在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方面人手去加强民族志研究。首先，强化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来说，诸多的学者提出了诸多的原则和标准，但笔者认为民族志书写主要与田野调查、文化整体、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比较法等因素有关。只要真正做到把田野调查作为书写基础和前提、把文化整体(整体观)作为书写内容、把文化描述(求真)和文化批评(求善)作为书写目标及把文化比较作为推动书写进步的动力，一个求真至善的民族志才会成为可能。同时，在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中，要充分认识库恩“范式”理论的先导作用，进而去分析民族志书写中哪些部分属于必须存在的“硬核”要素，哪些部分属于起着辅助作用的“保护带”成分。这样，“硬核”和“保护带”相结合，既能坚持民族志书写的一般标准，也能彰显民族志书写的灵活性。原则性和灵动性相结合，才能不断推动民族志书写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强化民族志书写的创新意识。中国人类学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要走一条不断创新发展之路，因此创新是人类学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人类学界还在走模仿西方人类学的老路，相关成果表现为：在理论上，大陆学者大多采取对西方理论进行阐释、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引荐、简单粗暴地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等方式来“继承”和“延续”西方人类学理论，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类学理论，这直接导致大陆民族志书写的理论创新动力不足。在方法上，以采用人类学传统方法去开展田野调查，进而借鉴西方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书写的学者为多，大陆学者还没有通过借助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在方法论上去开辟中国特色的民族志书写方法。在观点上，大陆民族志书写还没充分体现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及中国力量的威力，还没很好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志书写中还未被广泛宣扬和吸纳。因此，中国大陆民族志书写应该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建构起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志书写方式。

再次，要强化民族志书写的应用意识。民族志书写的目的不仅仅是认识文化、保存文化，在更高意义上说，其目标在于保护文化，进而达到尊重人、理解人，使人和社会在和谐文化中得到发展。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1]因此，民族志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应该加强其自身改变世界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强化民族志书写的应用意识，把民族志智慧运用到譬如艾滋病、贫困、灾害、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去。具体而言，民族志文本应该在全面真实把握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固守民本意识，为解除人们疾苦、促进人类发展提供更多更好更有效的理论基础、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只有这样，民族志书写才能真正促进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应用的不断进步。当前中国建设最大的实际是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明显的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民族志书写的应用意识只有和这两个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最大化地强化中国民族志书写的应用意识，即中国民族志书写应用意识的最大化。

总之，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视野开阔、方法多样、成果丰富，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在取得成绩的背后，我们也要看到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三化”危险、范式杂糅及根基不稳等不足。因此，今后学界应该加强对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的研究。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意识用在田野调查中，去加强和彰显田野调查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基础作用。我们始终相信“关于一个复杂的、有问题的、局部的民族志的图景，难道不可以导向写作和阅读的更精妙更具体的方式、导向互动和历史性的文化新概念，而不是对民族志的放弃?[62]。“民族志不简单是‘田野’，也不是简单的‘写作’，而指人类学基础研究的过程之整体”[34]376。民族志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而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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