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再反思

我们的基础研究“卡”在全民对科学的崇尚、普及和认识上。

文3000字|阅读约8分钟

• 作者 | 赵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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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问”，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 ）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我做了很多年科研了，从1998年来复旦大学，已经过去了25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总是在想，我们如何解决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整个基础科学研究高度重视，他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提出，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我们面临的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其实基础研究都不保密，我们所有的成果都会发表论文，基础研究唯一的表达就是论文。牛顿力学谁都可以学，并不神秘，中学生学了三个月就能把牛顿力学学明白了，那他就比牛顿高明了？显然不是。那么，我们的基础研究到底是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是卡在全民对科学的崇尚，对科学的普及，对科学的认识上。

01

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外来词，这个词是从日语中引入的。最早是日本科学启蒙大师福泽谕吉翻译成“科学”的。至于他为什么把Science这样一个词翻译成“科学”，则无从可考。

康有为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从日语中借用了这个概念的人，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之后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广泛流传。

“科学”两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出现过，但指的是“科举之学”“分科之学”。在古代比较接近现代“科学”概念的，是“格物致知”，我们通过对物体的研究，得到知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人们用“赛先生”来指称科学，“赛先生”是Science的昵称，但是它们都没有“科学”一词那样深入人心，被广泛使用。

有些人说科学是科学家从事的事业；也有人说科学就是对的、正确的、真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我们经常说科学的方法，可能只是好的方法而已，这是对科学比较肤浅的理解。科学是知识、是真理，不是一般零散的知识，而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对于自然、社会规律完整、理性的认识才是科学，纯“科学”不是生产力，科学的技术是生产力。

我们经常说“科技”，其实科学和技术一定要分开，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科学的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在英语里是Technology，源自拉丁文Technicus（专家，能手）。技术是改造自然的手段和方法，是利用知识改造自然的过程，科学是不能改造自然的，因为我们只是发现它的规律。

02

回溯与展望

如果回溯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太多科学元素。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是往“地下瞅”。中国的哲学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农耕时代，我们曾经引领了世界很多年，但现在不再是农耕时代。在机械化的工业时代，那就要创造机械，要跟自然去打交道，所以我们要摒弃传统文化当中制约我们发展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因为现代科学的基础就建立在此之上。

回应李约瑟之问，科学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萌芽？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中国完全可以在封闭的农耕环境下自给自足，所以我们一直抑商，中华民族偏重集体协作、国家主义。

在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时候，李约瑟说，在中国人眼里自然并不是没有秩序，而是这种秩序不是由一个理性的人所定下的，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关注人事人伦。

举例说，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技术著作是1637年的《天工开物》，里面有化学、农业、冶金业、造纸等知识，我们的炼铜术比欧洲早了700年，虽然书籍里面记录了完整的方法，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能炼出铜，没人去追究这个关键的“为什么”。古代中华民族能工巧匠人才辈出，但是古代少有科学家，理性的翅膀一旦拴上了应用的铅砣，那它永远飞不了。我们所有的古代发现都是马上能拿去应用的，不再去追问为什么。

现代科学自我们近代从西方引入后一直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春天。我国的基础研究起步非常晚，我们对“科学”内涵的理解还非常浅薄。早年像钱学森、屠呦呦的研究领域都比较尖端，但长期的、比较连续的科研发展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后。

如果我们对照日本的历史，会发现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科技改革，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日本人才真正在世界科技史上有所作为。像量子力学、化学的进展，要到1950年前后才有所突破，耗时至少70年。以日本为例，是想说明我们要给基础科研一点时间，急是急不来的。

我以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制，我们需要的科学发展的时间可能要更长。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强调全民科学意识，科普非常重要。科学意识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传统的文化体系有所冲击，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03

执着科学

对我来说，科学就是科学，我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一定是抛开应用层面的功利考虑的。化学是最接近应用的科学，化学创造的这些材料都非常鼓励应用。

目前在科研转换成应用方面，我有几个项目在推进。我把介孔材料做成了有机-无机复合的纳米微球，从而可以改进印刷电路板的绝缘性（降低介电常数）。最早这篇论文发表在2004年的《先进材料》上，2014年有公司看到论文找到我，说现在非常缺高质量的低介电的印刷电路板。简单来说，就是把印刷电路板的介电性降低（低介电材料），每吨2万元人民币的环氧树脂，通过添加不到20%的相关介孔氧化硅纳米微球材料，可以达到现在价值每吨100万元的聚酰亚胺的材料的效果。从2万元到100万元，科学在其中点石成金，实现了价值的飞跃。

我们在实验室里制作，效果非常好，但是从小样到有一个完善的产品并能量产，我们碰到了诸多需要克服的技术问题，从2014年到现在又花了七八年时间。所以，从2004年的论文发表到投产，耗时将近二十年。就公司运营来说，我一般不参与公司的管理，我参与的公司中，董事长、总经理都不是我，因为我并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我管财务，就乱套了。但是我的科学技术研发能力是有保证的，在公司我只负责技术的部分。

企业管理是综合的学科，我们搞科学的就执着一点，写论文的时候“一点成文”，阐释清楚规律就好。做企业则完全不同，一个技术要变成产品，买不着原料肯定生产不了，还有销售营销等，是一个全链条的事业，一个环节不成，技术再好也不行。

企业的管理不仅要懂资本的运作，还要懂人的管理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参与企业，我只是做技术支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执念。科学家们创业当然没问题，但是想两个身份兼顾，则困难重重。

作者简介：赵东元，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介观结构材料协会主席，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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