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 | 垃圾分类，上下游需协同推进（强烈推荐）

导读

长期以来，垃圾分类的努力，多强调改变社区居民意识这一环节。而面对垃圾围城的危机，单纯地从垃圾分类的上游着手，显然已是不足。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垃圾分类上下游的协同推进。

8月12日，由零废弃联盟、自然之友、北京零废弃、时尚环保联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等9家机构共同发起的“北京垃圾分类市民论坛（夏季）”，在朝阳区潘家园创享空间环保生活体验馆举办，有包括学者、企业家、社会组织工作者在内的70余位关注垃圾管理的北京市民参与了本次论坛，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首都的垃圾分类工作。

这是继4月份“北京垃圾分类市民论坛（春季）”成功举办后，上述民间机构第二次组织类似的活动。本次论坛的主题设定为“垃圾分了类，该找谁？”主要分成三个板块进行研讨，即“上游呼唤下游”、“垃圾分了类，找我吧”、“分类与回收的相互匹配”。

上游的声音：下游在哪里？

“垃圾在社区分类之后，该找谁？我们得先问问能找谁！”，“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模式，在垃圾分类上，已经江郎才尽了。改变，必须从体制变革开始”，北京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研究员张丽曼说。

张丽曼 研究员 组长

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 社区服务专家组 

据张丽曼观察，垃圾分类后应该给谁，首先要有个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标准是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当前，北京市民垃圾分类后能够给的，且能够做到“三化”处理的回收部门，是回收可再生垃圾的个人，民营环保企业和部分环保国企，投放到分类垃圾箱的绝大多数垃圾还免不了混收、混装、混运、混埋、混烧。国有环保企业虽然设备现代化，但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行，补贴花完了，就停机。一方面有大量的可回收垃圾需要分类处理，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现代化设备在闲置。所以，她主张打破国企对垃圾回收处理的垄断，构建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居民以及拾荒者个人等组成的，能够覆盖垃圾分类回收、分类装运、分类处理的多元合作“三化”处理体制。

在论坛第一板块，来自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刘华与蓝色光标传播集团的夏志卫，则分别介绍了他们机构办公区域的垃圾分类经验，详细向公众展示了在上游细致分类后，寻找下游处理的难题与经验，进一步说明了垃圾分类上下游紧密衔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之后，两位也与现场市民交流了办公室垃圾分类的诸多细节。

刘华  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左一）

夏志卫 助理总裁  蓝色光标传播集团（左三）

下游的现状：存在哪些途径？

在“垃圾分了类，找我吧”的板块，来自北京环卫集团的副总工程师卫潘明与该集团旗下微环境管理有限公司（e资源）的孙璎部长，分别从下游处理的角度，为市民介绍了北京市最大的国有垃圾收运、处理企业目前的服务现状。

卫潘明通过网络连线，与现场与会者进行了交流。在大致介绍了北京市垃圾分类的总体实施方案后，他详细解释了厨余垃圾的类型、具体分类方法等，以及居民分类方式对后端收集处理可产生的影响。至于北京地区的厨余垃圾下游处理设施，目前已有南宫、阿苏卫、董村、怀柔等6家专门处理单位，但其问题在于布局不均衡，还需进一步优化。

随后，现场朋友提出了有关下游处理的几个问题，包括厨余垃圾混杂塑料袋的处理方式、非试点社区的垃圾收运现状、餐饮单位餐厨垃圾处理情况等。据卫潘明介绍，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可对混合垃圾进行预处理，筛分出塑料袋和其他杂质；对于非试点小区，垃圾分类后还缺乏有效下游对接，需经市／区城管委同意后，拨出相应费用才能解决；在餐厨垃圾上，收运服务已经下放到区里，但相关政策还有待完善，目前的收运范围仅限2008年北京奥运签约餐饮企业。

现场连线北京环卫集团的副总工程师卫潘明

孙璎部长说，相比过去单一强调社区垃圾源头分类，今年以来已有多项政策条文，具体指导垃圾分类链条下游的有序建设。从宏观看来，垃圾分类整个链条“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还是具有很大的挑战。其一，这些工作耗时耗力，利润微薄，具有经济性与公益性的双重功能挑战；其二，垃圾分类涉及众多社群，具有社会性、反复性与长期性。目前，在解决垃圾问题与再生资源回收上，存在国营、民营、个体等多种探索模式，创新方式也层出不穷，如积分制、物业合作制等。只要做到规范回收，每种模式都值得被肯定与研究。

孙璎  运营部长

北京微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目前，e资源作为北京地区的垃圾分类下游企业，负责收集、运输、再分类与处理，其运转模式也在不断探索中，通过统一物流、可再生资源车等方式，优化产业链，但运转中的人力成本，仍是该模式的一大挑战。对于垃圾分类的未来发展，孙部长认为，建立链条、分步骤实施、将企业人力成本问题纳入到分类方案中，是非常关键的。

王自新  总经理

北京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有限公司

来自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有限公司的王自新，则从自身经历的角度，介绍了废旧电池处理设想。王自新介绍，中国已成为电池第一大生产、消费国家，而电池的回收率不到1%，大部分的电池都进入到垃圾填埋场中。90年代时候，因为中国无法处理废旧电池，外国专家需将其使用后的电池带回欧洲的事情，引起国人关注，并掀起废旧电池分类的宣传高潮，但纵观发展过程，目前仍不存在完整的废旧电池处理链条。王自新认为，要切实地解决废旧电池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宣传＋回收处理＋政策”的产业链，真正让其形成独立的处理流水线，避免电池进入生活垃圾中被填埋或焚烧。

目前，王自新的探索尝试中，运用互联网技术，社区推广环节已经基本成型。在技术层面，由他所研发的废旧电池智能回收机已通过专利申请。王自新预计，如果新处理设施能顺利建成，年处理废旧电池可达2000吨。届时，他将有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为企业提供收费专业服务。

刘学颂 常务副总经理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在第二板块中，来自盈创回收的刘学颂也分享了其公司的下游处理理念。在盈创看来，垃圾分类上下游的有机结合运转，需要合理的顶层设计。盈创所倡导推行的“押金回收制度”，则是一种解决思路，即在商品定价中纳入垃圾处理的费用，让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之中，以退还押金的方式鼓励消费者在商品末端进行分类，并与下游对接。北京餐厨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姜红成，则介绍了他们企业通过收集、处理果蔬垃圾，制成酵素、洗涤用品，盈利经营的模式经验，为垃圾下游的处理，打开了新的思路。

姜红成  董事长

北京餐厨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连接上下游

在论坛最后一个板块，分享嘉宾主要针对垃圾的前端分类与后端回收利用的相互匹配，提出了各自思考。北京零废弃研究员陈立雯，基于其丰富的调研素材，对比了以往基本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可再生资源体系与民间拾荒体系。在她的观察中，日益远离我们的拾荒体系，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立雯介绍说，北京一直存在自下而上建立的民间废物回收体系，这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高效买卖网络，绝非一般刻板印象中的脏、乱、差的低端行业。民间的垃圾收集者，如拾荒老人、穿街三轮与固定摊位，会收集来大量的垃圾，随后在市场进行分类与交换。受市场刺激，回收物在进入这些大型市场后，分类与处理可以做到非常精细化的程度。这一产业以劳动密集为特征，在2014年有20多万从业者。该体系在北京的回收处理能力可达37%。

陈立雯 研究员

北京零废弃

然而，民间拾荒这一体系在目前受到重创。受经济下行与城市规划的影响，北京市的拾荒者，有一半左右已经流失。2000年后，大型废品回收市场逐渐被拆掉撤离，目前仅存一家。与此对应，受市场、劳力等影响，废品价格在去年创历史最低，致使许多回收物直接被丢弃。这样，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回收物处理体系，在前端与后端，都已瓦解。而取而代之的政府所搭建的回收体系与模式，却仍然无法高效运转。

陈立雯建议说，在两网融合的背景之下，首先，北京可考虑吸纳原有拾荒队伍进入可回收体系之中，使其成为主力军，但在编制与人事上，有待进一步斟酌；第二，应加快建设废品回收的中端设施，给该链条提供交易、分类的空间；第三，北京垃圾的后端处理，是否还应运至京外这一问题，应受到重视，得到论证。

在第三板块中，绿源信达环境科技发展公司的程学松，也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垃圾分类，路在何方”。以房山区的垃圾分类现状为例，程学松展示了垃圾分类各个环节所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垃圾分类的难题，不在于宣传与居民素质，而在于一个有力的体制，全面覆盖到各个社区，一体化管理各个环节，让垃圾成为可有效利用的资源。

程学松 北京绿源信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论坛最后的总结中，北京零废弃的毛达指出，近期媒体报道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垃圾分类的实施意见》已经编制完成，据此文件，到2020年，北京将基本形成“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从论坛嘉宾的发言内容看，在越来越多的单位、社区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分类的情况下，后端分类运输和资源化利用环节可能愈发成为阻碍整个垃圾分类体系建成的瓶颈，这也说明此次论坛的议题是真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毛达 北京零废弃发起人

毛达还引述了一段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对媒体的讲话：“每个区都要建设再生资源集散中心，并纳入市政基础设施用地保障，‘疏解功能不能把这一块拿出来开刀。’”这说明，市政府对于垃圾分类上下游衔接、匹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对于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我们积极地拭目以待。

撰稿/阿蓉   审阅 /毛达   责编/田祖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