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一旦形成利益集团，收入分配改革将难以实现
贫富差距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为了刺激经济，各国采取了各类措施——减税、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一些措施导致社会差距扩大。但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超过大部分国家。
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效果为何不及预期？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怎样才能打破代际传递的影响？南都观察采访了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全文34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财产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对收入差距的调解变得越来越困难。
贫富悬殊、社会地位差异，会演变成一个长期固化的过程，甚至代际传递。如果人们不但感到自己前途无望，对下一代的前途也看不到希望，社会认同感就会越来越小，甚至推及对司法制度或政权不满，这是发展中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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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仍居高位，中国属于高度不平等国家
2016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数字越大，反映贫富收入差距越大。
2013年，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之后每年公布一次。2008年的0.491是最高的，之后便逐年下降，今年是近十年的最低点。但这仍然是一个偏高的数值。
有人认为官方数据存在低估，因为部分高收入人群不太容易统计进来，缺少高收入样本。即使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是准确的，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偏高的水平。
从基尼系数看，我们可以算是高度不平等国家了，和巴西、墨西哥在一个梯队。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收入差距都比中国小，它们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再分配的力度比较大。在亚洲，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的基尼系数可能比中国高一些，日本、韩国都比中国要小得多。
▲ 2014年世界银行基尼系数世界地图。 © data: worldbank.org / pic: M Tracy Hunter @wikipedia.org
▲ 部分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conomist.com、the world factbook、worldbank.org、OECD）
美国的基尼系数与中国相近，在0.4以上，同样可能也存在低估的问题。美国的富人确实很富，但穷人不是那么多。中国正好相反，富人相对少一些，但是穷人很多。此外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很高，我们相对低得多。
▌收入分配改革效果不如预期
中国政府这几年通过扶贫、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帮助低收入人群。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大家期待很高，但是近两年看，改革并没有实现预期，其中原因有很多。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经济增长在降速，相应地，政府收入也下降了，可用于再分配的资金变少了。
二是政府还是把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更重要的一个目标，一定程度上轻视了收入分配公平。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没有很快地落实，可能是因为在发展和公平的问题上，还处于两难抉择的阶段。
三是从发展理念上来看，这一届政府更多把重心放在了精准扶贫上。扶贫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效果并不如预想。因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更多还要关注全部人群 ，包括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比收入差距更严重的是财产差距
贫富差距除了收入差距，还体现在财产差距上。我们研究过，财产差距在2002-2010 年期间急剧扩大，速度远超收入差距。这一趋势不但在全国范围如此，在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也同样如此。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形成完全竞争，要素市场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扭曲，带有很强的政府干预和行业垄断色彩。这就造成了有权势的人可以利用关系，通过要素市场寻租，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非法获益。
第二，由于房价涨幅过大，有房人和无房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扩大。尤其是一线城市，有房家庭的财富随着房价迅速增长，加剧了财产不平等。
第三，贪腐也导致了财产差距扩大。
财产差距扩大和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过去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大家财产都很少，即使有差距，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也可以有效调节。现在不同了，财产在收入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收入中来自财产的部分占比重高的群体和占比重低的群体，财产差距会越来越大。财产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对收入差距的调解变得越来越困难。
可以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是有缺陷的，没有完全建立起比较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和制度，导致整个利益的分配严重失衡。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收入分配改革将难以实现
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一定阶段，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城乡产业结构变化等，整个经济结构会发生转变，收入差距会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但这一假定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比较完善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上。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存在，收入差距会在发展早期慢慢扩大，然后形成很多利益集团。
▲ 倒U曲线（inverted U curve）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库兹涅茨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对整个经济活动便有很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如果它影响到决策，尤其是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差距就很难缩小。
过去三十年，经济整体是在增长，但人们从中受益的程度大不相同。低收入人群获益比高收入人群小得多。
在改革早期，低收入人群也感觉到社会在变化，经济向好，人口流动就业和教育机会都在增加，因此怀有希望。但一段时间后，收入流动性受阻，个人努力对增加收入的作用越来越小，低收入人群会觉得越来越看不到希望。即使受过很好的教育，也很难改变社会地位，来自父辈的资源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个人的职业选择、收入和财富积累。
这种贫富悬殊、社会地位差异，会演变成一个长期固化的过程，甚至代际传递。如果人们不但感到自己前途无望，对下一代的前途也看不到希望，社会认同感就会越来越小，甚至推及对司法制度或政权不满，这是发展中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过去，我们收入在增长，收入差距在扩大。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可以部分抵消差距扩大的负面效应。现在经济增长还保持在中高速度，就业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老百姓虽然有不满，但还能看到自身生活状态的改善。但以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出现失业问题，收入分配的状态不改变，就很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甚至带来社会的动乱。
打破代际传递的影响，让社会底层看到更多的上升空间，是我们当前政策所缺少的。我们一方面要调节收入分配，另外一方面也要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初次分配，应该注重要素市场公平竞争
调节收入分配，一方面要解决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增加再分配的调节力度。
现在初次分配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要素市场本身。市场扭曲、市场垄断、市场歧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资本市场缺少竞争性，导致垄断，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很容易受到负面影响。
此外，劳动力市场中还存在很多歧视，农村户口、外地户口、性别、年龄……这些会对所谓的低素质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造成很大伤害。
农村土地市场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土地市场基本由国家垄断，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能使用权，很难从中获益。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通过房产来获得收益，这也是我们国家农民收入低的一个原因。
所以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进一步改革要素市场，使其完全竞争，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垄断、分割。这样劳动报酬的份额就会不断上升，农民能够从土地当中获得更多收益，收入就会大幅度增加。
▌再分配，应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再分配领域，我们最近几年也在不断建立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再分配力度还是远远不够。我们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非常有限。国外调节财富分配的两个主要手段，是财产税和遗产税。我们讨论了很多年，迟迟没有推进，主要还是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
在转移支付方面，我们国家真正的现金转移支付包括低保和补贴，这在整个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非常有限。
▌公平和效率可能并不是一个矛盾状态
过去我们讨论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往往更多从分配结果上看待公平，认为收入差距越小越公平，把公平混淆于平均化、均等化，
但公平更多是一个价值取向，不一定以收入差距的大小作为标准，而应该用分配的合理性来考量。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认为分配机制相对合理，那么这就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公平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往往不会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和效率之间，可能并不是一个矛盾状态，甚至可能相互促进。比如在一个单位里，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薪酬很合理，都会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城乡差距在缩小，但各自内部问题依然严峻
现在城乡差距从统计数据来看是有所缩小，到农村去看一看，确实比以前有改善。但问题依然存在。
农民收入有所增加，温饱基本能解决，但农村发展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现在农村人口以老弱病残为主，经济结构还是小经济为主体。从长期来看，没有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没有外来资本进入，发展问题依然很大。
很多地方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以行政指令加以限制，比如不允许开发当地的矿产、林业资源。这当然是从全局的角度保护，但也剥夺了当地人发展的权利，承担代价的是当地居民。所以现在缺少一个代价分摊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应该花钱，把资源保护的代价承担下来。
而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内部问题也会越来越明显。可能慢慢分成城市原住民和外来流动人口两个阶层，很难融合。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战略、社区文化等各方面，很少有给这两个人群融合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来比收入分配更重要的不平等，可能是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现在农民工大部分是第一代，忍受力很强。但是下一代农民工子女还能接受这种状态吗？这可能是将来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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