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权利，看不到的教育
编者按
过去，高考常被称作“最公平”的竞赛，参加者都要经过统一的测试，凭借客观的分数选择不同的去向。但是，还有一部分视力障碍者却被遗忘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直到2014年，中国才诞生了第一份盲文高考试卷。4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视障残障者孙涛讲述了他的经历和行动。他和同伴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权利。
孙涛，视障残障者，残障权利研究者、倡导者
全文2000余字，读完约需4分钟
时间回到2005年。那年我高中毕业。那年的6月初，我整日在家乡的大街上无趣地晃荡。那几天有的大街似乎格外热闹，总有铁门外围着一群中年人，关注着铁门里的一举一动，可就是进不去。我也进不去，因为那些考场里没有属于我的试卷，我看不见他们的试卷上印的是什么，就像他们看不见我在考场外无趣地晃荡一样。
2013年高考那天，当诸多媒体关注高考报名人数已连续五年下降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在问教育部：你们历史上在高考中一共提供过多少份盲文试卷？
前不久，我参观了南京夫子庙边上的江南贡院。这是科举制度时代南方最著名的考场。在那里，我听说，科举制度被老外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近代以来中国人各方面都在学西方，唯独考试制度是西方人学中国。
科举制度被废止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在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考试制度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孙中山提出“五权分立”，民国据此专设考试院，这一做法在台湾沿用至今。在大陆，除了文革期间，以高考和公考为代表的考试制度，是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主要途径。
我猜想，在座的各位当中的大多数，对现今国内的考试制度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批判。我今天站在这里，也不是为了赞颂我国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的优越性。我只是想要表达，在批判考试制度似乎成为当今教育界一种政治正确的时候，有一群人，考试离他们的世界却依然遥远。
就像我们在鞋店里试了一双又一双，对鞋子的外观、材质、做工、脚感百般挑剔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个人，然后店员冷冷对他说：“你来干什么？你没有穿鞋的资格。”
我曾经就是一个被认为没有穿鞋资格的人。
时间回到2005年。那年我高中毕业。那年的6月初，我整日在家乡的大街上无趣地晃荡。那几天有的大街似乎格外热闹，总有铁门外围着一群中年人，关注着铁门里的一举一动，可就是进不去。我也进不去，因为那些考场里没有属于我的试卷，我看不见他们的试卷上印的是什么，就像他们看不见我在考场外无趣地晃荡一样。
无趣地晃荡着的，并不仅仅是看不见试卷的我，可能还有听不见的他，坐轮椅的他，是瓷娃娃的他，得了乙肝的他……对于当时的我们，即使走进考场，即使拿到试卷，即使得了高分，还有更大的阻碍——体检不合格——要么被学校拒收，要么只能选择极少数专为我们安排的学校或专业。
▲ 2009年10月，盲人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新书籍。 © xinhuanet
在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和其他同龄人一起参加高考，甚至没有一个权威消息明确告知我不能。我只是从一个又一个家人、老师、朋友，特别是同样看不见的学长那里知道，我没有参加这场考试的资格。这个认识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不断被强化，以至于在曾经的二十多年里，我和绝大多数没有考试资格的人一样，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当性，就像一百多年前绝大多数清朝人没有怀疑过皇帝统治的正当性一样。
几年以后，当我终于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我开始反思我所经历的教育——不是应试教育的枯燥，不是分数竞争的激烈，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而是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左右的身体上的差异，我们就必须被隔离在普通教育体系之外，我们就被剥夺了感受那些枯燥、那些激烈、那些残酷的机会和权利。
可是，想明白了又怎样呢？我的学生生涯已然结束，有没有权利考试，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到了那些曾经异口同声告诉我说没有资格参加高考的老师和学长。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些，哪怕是一小部分，告诉我高考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会像皇帝的子民那样逆来顺受吗？
不会。因为我想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追求平等和自我实现的欲望和力量。
往事不可追，但我或许可以做些什么，让来者不再有我这般感叹。
2013年高考那天，当诸多媒体关注高考报名人数已连续五年下降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在问教育部：你们历史上在高考中一共提供过多少份盲文试卷？
四个月之后，在西单一条胡同里，教育部门前时常聚集的外地户籍学生家长旁边，出现了残障人士的身影。
两个月后的高考报名期间，一名考生因为申请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被拒绝报名，当地招办给出的理由是“不让你报名是对你负责”。一周后事件像娱乐新闻般戏剧性反转，考生报名成功。
2014年6月，中国诞生历史上第一份盲文高考试卷。
2015年4月，教育部发文称，可在高考中为各类残障考生提供包括盲文试卷在内的共计12项合理便利措施。2016年，有数千名残障考生受益于此。
▲ 2015年6月6日，视障考生王香君(左)在母亲的陪伴下，在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高考考点查看考场信息。 © news.cn
而高考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不必要限制，早在2013年就已取消。这一改变同样缘于关注教育公平的民间人士的不懈倡导。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我们争取的并不是额外的优待与照顾，更不是可怜和施舍。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展示能力和参与竞争的机会，仅此而已。至于我们能不能考得上，能不能学得会，能不能毕业，能不能就业，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像谁也无法保证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定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失去了这个机会，那我们只能从小就生活在看得见人生天花板的无望与无助里，并且将这种无望与无助传递给我们的后来人。那注定是一群生命的悲哀，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我期待这种悲哀永远被历史陈锋，尽管这还是一个期待。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仍然要面对高考体检制度复杂苛刻的限制，我的学弟学妹用盲文试卷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申请刚刚被教育部门拒绝，就读师范学校的聋人学生正在为考取普通话等级证书苦恼不已，因为五官不端正而体检不合格的幼儿园教师不得不为了工作与教育局对簿公堂。
尽管如此，我还是满怀期待。
我期待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不管他身体上有什么不同，他都能获得自己需要的教育。
我期待有一天，残障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起，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学习，而不是被隔离在单独的学校，或者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
我期待有一天，选拔人才不再附加高高的门槛，身体的差异不再成为我们被淘汰和被拒绝的理由。
我期待有一天，我们的人生不会从小就被设定了天花板，我们每个人都平等享有追逐梦想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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