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第一天
1961年8月13日，和56年后的今天一样，是个周日，“玫瑰行动”正式启动了。这是柏林墙的第一天，再往后，还有10529天，246个月，近29年。
前一天是周六，柏林天气晴朗，太阳时而被飘着的云朵挡住。之前的大雨已经歇住了。像往常的周末一样，柏林人聚集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公园里和湖边的沙滩上。九年后因“华沙之跪”而瞩目全球的勃兰特(Willy Brandt)彼时正任柏林市长。那天晚上，他在距柏林约400公里外的纽伦堡，总理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
勃兰特的对手阿登纳(Adenauer)也奔波于竞选，他在离西德首都伯恩不远的吕贝克。“我们有义务对处于边界另一边的德国兄弟姐妹说——别惊慌。”阿登纳说，会有那么一天，所有德国人将结束痛苦的分离，重新合而为一。
▌“东西柏林的边界在今早关闭……”
路透社的记者亚当(Adam Kellett-Long)是唯一一个驻扎在东柏林的“西方”记者，东德政府和路透社达成协议，发放证件给亚当，并负责他的办公费用。
他刚受邀参加了周五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针对当前柏林形势中的“复仇主义”倾向，不论东德政府采取什么措施，议会都予以批准——这更像是给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一枚万能章，一张赦罪牌。
▲ 1949年12月，莫斯科，乌布利希（右二）在斯大林的70岁生日宴上。 © epodreczniki.pl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亚当问他的消息源——共产党宣传机构的负责人霍斯特·辛德曼。
“不知道你是不是打算要在这个周末离开。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辛德曼说。
周日凌晨1:00左右，亚当在东柏林的路透办公室，电话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用德语劝他说，“今天晚上不要睡觉”。十多分钟后，电传打字机响了，是华约组织一篇上万字的决议，华约成员国正确保“在整个西柏林的周围建立起可靠的防卫，和有效的控制”。声明还向北约国家保证，华约组织不会触碰通往西柏林的交通线。
亚当在夜幕中驾车开往东柏林边界，汽车被一个手里挥舞着红色信号灯的警察拦住。“恐怕你不能再往前走了，”警察平静地说，“边界关闭了。”
他只能往办公室的方向开，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这个东德士兵最主要的操练场，他又被拦住了。为了让满载士兵和警察的巨大车队通过，手持红色信号灯的警察们阻截了交通，“无休无止的车队似乎永远也走不完”。
“东西柏林的边界在今早关闭……”亚当写了一份紧急报道，全世界新闻社的机器陆续运转起来。
▌“没有人想建一堵墙。”
两个月前的东德政府大楼举办过一场新闻发布会，领导人乌布利希召集了大约300名来自东西柏林的记者。宴会厅在二战时曾被用于招待第三帝国空军部的宾客，舞台的背后，曾经挂着纳粹鹰徽和万字徽的地方，悬上了东德的国徽——铁锤、圆规、麦穗、黑红金三色带。
召集过程有些繁琐。因为早在1952年，乌布利希就切断了柏林城两边的电话线，东德不得不派出一支特别行动队，带着西德硬币和西柏林报纸协会的成员名单，跨过边境线，到西德的公共电话亭，一个一个给记者打电话，发出邀请信息。
新闻发布会上，《法兰克福评论报》的记者问：“主席先生，如您刚才所说，要将西柏林建成一座‘自由的城市’，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德国(东德)将在勃兰登堡门(位于柏林市中心)筑起国境线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在暗示西德人将可能看到我们发动东德首都的建筑工人去建一堵墙。”乌布利希稍作停顿，目光冷峻，“我并不知道东德有任何这方面的意图。我们首都的建筑工人主要在忙于建造公寓和住宅，他们所有的工作都用在了这上面。没有人想建一堵墙。”
彼时整个东德有1700万人口，但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有4770人以难民身份离开东德。若按这样的流出规模，一年会有174万人从东德流出。而西德，人口6000万。
虽然柏林墙建成后看似只有167.8公里长，但跨越城市、郊区、街巷、河流……加之冷战时期复杂的军事背景——同盟国四国对柏林的分区占领——想要平稳的把墙筑起来，几乎没有可能。
▲ 冷战时期德国地图及柏林区域图（图左黄色区域为柏林，右下实线部分为柏林墙范围）。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承担了建造柏林墙的全部责任，他说当时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让东德完全放弃把西柏林并入东德的想法，一是去建一堵墙。他写道：“我与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没能达成圆满协议，后来是我想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和西德大使汉斯(Hans Korll)的一次会面中，他们谈到8月13日凌晨的那次连夜行动，以及行动对东方阵营造成的宣传灾难，赫鲁晓夫说：“我知道，这堵墙是个引起仇恨的东西……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就在7月，3万多最优秀的人才离开了东德……如果我们不赶紧设法阻止东德人大规模外逃，东德经济将崩溃。……修筑隔离墙是唯一可以采用的办法。”
是苏联人帮助形成和设计的方案，并为“玫瑰行动”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军事保障。但是，柏林墙的诞生却是乌布利希不断催促的结果，而且最终是东德人砌起来的。
赫鲁晓夫对汉斯说：“有一天，这座墙将会消失，但那只是在建造它的理由消失的时候。”
▌“边界将实行控制。”
理由从来都很迫切，“玫瑰行动”正式启动了。
8月13日凌晨，东德边境警察鲁迪·梭罗被三声悠长的警笛声惊醒。他在位于柏林以北40公里的伦琴塔尔，头一天下午，苏联的T-34和T-54坦克轰隆隆不停从身边开过，他还看见几列装满东德士兵的火车开往东柏林。看起来不像是演习。
惊醒后的梭罗和其他同事集合在魏茨中尉面前。中尉小心撕开一个上面写着绝密字样的棕色大信封，拿出里面的信纸，念了五分钟，终于切入正题——为了防止西德和西柏林的复仇和好战势力的敌对活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将实行控制，包括大柏林地区的西部边界……
柏林将被一分为二，而梭罗和同事们将为此划出分界线。
“玫瑰行动”开始20分钟后，西柏林法国占领区，警察汉斯·皮特斯看着六辆东德军车驶来。东德士兵下车后，立马分列在大街的两边，手里像是拿着机关枪。两队六个人一组的士兵在大街的便道上，面朝西，或卧倒或蹲下，把架在支架上的机关枪指向皮特斯的方向。在前排士兵的身后，另外两个班的人马在架设铁丝网。他们把成卷的铁丝网展开，再挂在预先架设好的拒马上。东德军队的警戒线完全架设在苏联占领区内，处在划定的分界线后面，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在法国占领区内，皮特斯，这个孤独的西柏林警察，孤独地目睹了一次完美的行动。对面既是敌人也是同胞，他们平静而顺利地封闭了大街。那晚，这样的行动在许多条街道重复上演，一旦边界线固定下来，东德士兵就会把枪口转向东面。
面向他们自己的人民。
凌晨3:00刚过，美国驻西柏林的外交官威廉·理查德·斯迈泽和同事驾车向波茨坦广场开去，东德警察和工人战斗队正在打开第一卷铁丝网。一番交涉后，他们被允许通行，开进了东柏林。
绕东柏林行驶的一小时里，威廉见证了这个城市近乎缜密的警察行动。沿着所有的边界线，警察都在卸下水泥柱和铁丝网，封闭从东通向西的所有街道。在通往西柏林最主要的火车站，警察正在封锁光线昏暗的站台。那些痛苦的旅人，在黑洞洞的大厅里，坐在他们的箱子和包裹上，许多人都在哭泣。
▲ 早期铁丝网状态下的柏林墙。 © stripes.com
▌“大家都同意吗。”
8月12日，晚上8:00左右，柏林城东30公里处的施特劳斯贝格，人民军司令部。东德的人民军司令和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骄傲地站在他的下属军官面前，他们刚看过一场歌颂社会主义战斗力的电影。
战前，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因在反纳粹游行中被判攻击罪而入狱。后来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加入国际纵队、在苏联接受教育和训练，终于在1949年创立了东德武装部队。现在，他要将这支力量用在他自己的人民身上。
站在军方的高级指挥官和高级边防警官面前，霍夫曼交出第一道密封的命令。命令随后逐级向下传达。准备工作早已提前完成，整个周末，数千士兵和警察都被他们的长官留在了兵营和训练基地。
总计8200名警察、3700机动警察部队、12000工人战斗队和4500国家安全人员。他们的后面还有40000名东德士兵，用来防备可能出现的起义。还有原本驻扎在柏林的10000名人民军，和来自萨克森的增援。
在柏林城外约40公里，一个叫“桦树林别墅”的地方曾是纳粹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的狩猎屋，如今成了政府礼宾的场所。政府官员们作为宾客聚集于此。除了要把他们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以便在批准“玫瑰行动”的文件上签字，乌布利希还有一层打算——如果被西方情报部门监视，这也只是一次夏日聚会。
晚上10:00，客人大多酒足饭饱，准备回家。乌布利希已经和他们一起待了六个小时，“我们应该开一个小会了。”他说，终于正式宣布了他的计划——三个小时后，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将被关闭。在场的部长都将签署一项已经印好的法令，允许他授权东德安全部队对“社会主义欧洲与资本主义欧洲之间仍然开放的边界予以适当控制”。
“大家都同意吗。”他说。并满意地看着客人们默默点头。他告诉客人们，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和他自己的家人一样，在行动没有完全展开之前，不能离开。但是，他补充道，有足够多的食物和酒在等着他们消受。
一个清凉晴朗的夏夜。
▌“把一切反抗扼杀在摇篮里。”
天色渐明，礼拜日，柏林墙的第一天。
经过一晚的布置，东德警察梭罗的一个同事，对于自己参与破坏人们正常生活感到极度羞愧，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在晨曦中越过铁丝网，投向了西边的世界。半年后，梭罗也逃到了西德。作为一个逃兵，他此后遭受国家安全部门的追杀，明确地逃过了一次暗杀和一次绑架。
▲ 1961年8月15日，世界上最著名的翻墙者之一，Hans Conrad Schumann。那年他19岁，在柏林墙执勤，仅仅开工三日的柏林墙只是一道低矮的铁丝网。在听到西侧民众“过来！”的呼喊之后，他跃过铁丝网，坐上了一辆在旁边等待的西柏林警车，飞驰而去。 © Peter Leibing
早上6:00，“玫瑰行动”的另一位负责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开车沿着边界行驶，他在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安全事务，乌布利希的得力助手、继任者。他扫视着眼前的细节，监督警察检查下水道的入口，防止人们从那里逃跑，确保巡逻艇对水路的控制。他把剩下的军队都派到火车站了，那里有一些旅客需要应付。
在此之前，他整夜都在表扬遇到的指挥官，只偶尔在细微处修正一二。到凌晨4:00，最关键的阶段已经顺利完成，他才放心回办公室。
▲ “兄弟之吻”是柏林墙上最著名的涂鸦之一，内容即是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亲吻前东德最高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
美军驻柏林指挥官小艾伦·莱特纳经过一整天的信息收集、核实，陆续向大西洋对岸发回报告，终于在当晚10点左右，他做了进一步的电报报告。他强调了东德巨大的军事调动，以及苏军的重要支援。他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人民显示，任何不服从的行为都将受到坚决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恐吓住人民，从而把一切反抗扼杀在摇篮里”。
封锁边境后的第11天，24岁的君特·利特芬决定游过约30米宽的水域，游向西德。8月13日以前，和其他5万名“边境穿越者”一样，他白天去西德工作。他给一些著名的舞台演员当裁缝，挣的是西德的马克——硬通货。然后，再以五比一的汇率将钱兑换成东德货币。
在那个特别的周末，他在西柏林参加了一场喜宴，在午夜时分乘着高架轻轨回家。那晚他什么也没注意到。更早一段时间，他已经在西柏林一条大街上租了间工作室。但是为了不被东德警察怀疑，他和兄弟用两辆不同的汽车，小批量地把家里的东西往西德运送，甚至用拆分零件的方式把他最珍贵的新式缝纫机也偷运出去了。
他从广播中得知了柏林墙的第一天，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就像1953年那次。几天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几天后，他和兄弟骑车去勘察地形，发现大部分的拒马和铁丝网都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3米高的水泥和灰浆砌成的墙。他决定冒险逃跑。
电视台在播放8月13日之后成功越境的案件，那时候大约有150个东德人通过运河游向西边，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一个年轻人开着大众汽车冲破了边界上的铁丝网，撞进了法国占领区。还有一个东柏林人直接从卫兵的手里夺下冲锋枪，带着枪越过了边界。
于是在11天后的周四下午4:00，明晃晃的阳光下，气温25度，他穿着浅棕色的外衣和黑色短裤，跳进了运河温暖的河水里。
近处的桥上正站着一个铁路警察，他看见了君特，并冲着君特喊了五次，让他停下。君特继续往前游。警察向他身边开了两枪示警，子弹在他头前激起水花。继续往前游，离对岸只有10米了。警察开始用冲锋枪扫射，第一颗子弹就击中了君特。
为了躲避，受伤的君特想潜入水底。这时已经有三个警察对他不断地射击。当他浮出水面准备换气，并且举起手臂表示投降时，一颗子弹钻进了他的脖子。
他像石头一样沉下去。
君特成了企图逃离而被射杀的第一个人。那天早晨，警察首次接到命令，可以当场射杀那些企图犯下“逃离共和国”罪的人。第二天，八名秘密警察闯进君特母亲的住宅，他们拆开、划开所有“可能藏有东西”的物品。一个警察对哀号的母亲解释道：“你的儿子被射杀了。他是一个罪犯。”
试图越过墙的人，成了罪人。
参加君特葬礼的有几百人。在8月13日之后，柏林人从震惊开始，经历了悲伤的所有阶段：起先是拒绝接受、不敢相信，继而是愤怒、挫折感，最后是无奈。这样的情绪，起起落落，持续了一万多个日夜。
1982年5月1日，东德《边境法案》正式生效，其中说明，边防军承担“保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不受侵犯，以及防止入侵东德领土等挑衅行为”的任务。如果其他阻击手段未能奏效，作为阻碍越境者的最后手段，使用武器将是合理的。
▲ 1962年8月17日，边界关闭一年后，18岁的Peter Fechter被边界警察开枪击中背部，躺在地上流血一个多小时才死去。这件事情引起西柏林广泛的抗议。 © National Archives
▌“那将是非常幸运的一天。”
8月3日，莫斯科。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又见面了。他们在研究关闭边界的最后细节。再早一个月，他们已经多次详细研究了安全措施和军事部署，赫鲁晓夫说，他们要一起“把柏林用铁环围起来……我们负责造出这样的铁环，你们负责守住它”。
该确定最后的行动时间了，赫鲁晓夫问：“什么时间最合适？选你认为最合适的时间吧，我们随时可以。”
人口外流问题严峻，又担心计划泄露，乌布利希想要尽快行动，于是提议在8月12日至13日的周末夜间。
西方普遍认为13是不吉利的数字，赫鲁晓夫说：“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那将是非常幸运的一天。”
六天后，昂纳克拿着自己又长又精细的检查清单。他要知道，手下是否买够了能环绕整个西柏林的铁丝网。为了避免被怀疑，他的手下先把订单分派给东德一些可靠的进口商，再让他们与不同的英国、西德生产商洽谈。
列宁曾说，“资本家连我们用来吊死他们的绳子都会卖给我们”。这一次，资本家们则以批发价兜售着各种材料，辗转落到东德的共产主义者手上，把他们自己的人民围起来。
至少八年前，乌布利希就有在东西柏林之间修筑隔离墙的打算。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反对这个计划，包括苏联在内，他们担心筑墙会“在柏林人当中引起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在东德驻军的敌视和不满。”
当时赫鲁晓夫认为，应对西德的挑战，更好的办法应该是“用文化和政策改善生活条件，赢得民心”。
八年后，柏林墙进入最后倒计时，昂纳克发现手下之前报告时候提到的材料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这些慢慢补齐的2100根水泥柱、1100公斤金属夹钳、95英寻(约174米)木材、1700公斤连接线、31.9吨金属钢丝、303吨带刺铁丝，终将围成一个封闭而精准的图形，只留下给西柏林的交通通道。阻止东柏林人的出逃。
▲ 铁网前的勃兰登堡门。 © stripes.com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6年说的“铁幕”终于变成了一圈实实在在的围墙，铁网慢慢变成高墙、地雷，甚至自动机枪。
1963年6月26日，柏林墙的第682天，美国总统肯尼迪到西柏林，在演讲中，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据统计，在柏林墙期间，超过10万东柏林人曾尝试越境，其中约有5000人成功(约有600人是边境守卫)，但至少171人在越境过程中身亡。爬铁丝网、打地道、制作并乘坐热气球、攀过相邻的建筑……人们用各种方式越过这道墙。这道墙根本不应该存在。
赫鲁晓夫曾对汉斯·克罗尔说：“有一天，这座墙将会消失，但那只有在建造它的理由消失的时候。”
▌“民主德国开放它的边界。”
柏林墙的开放则因为一次不可挽回的误解，尽管支持它的力量已经撑到了极限。
1989年11月9日，柏林的边界开放。长久以来，人们都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克伦茨(Egon Krenz)为核心的民主德国领导层采取了如此无条件的转向，实在太不可思议。
其实是因为东德一次会议，制定了针对旅行以及所谓永久性移民国外者的临时过渡条例，借此把大批逃亡者用常规铁路运输的方式送到第三国。然而，就在11月9日18:00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之前，已被指定为新闻秘书的京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收到了一张纸条。他在回答一名意大利记者的提问时，令所有人诧异地宣布，民主德国的公民被允许短期出国，并可以立即获得永久性移居国外的护照。
不久后，不同的西德广播台把沙博夫斯基这句烦冗的、中间被许多“呃”打断的详细解释缩短后播出：“根据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的报告，民主德国开放它的边界。”克伦茨后来指出，首先，他们并未开放柏林的通道；其次即便开放，出国者也需要向管理部门递交申请书。
当晚，数以千计的东柏林人晚蜂拥而至，聚集在柏林中部的边界站前。午夜过去不久，所有通往西部的通道都被打开，数千人涌到了西柏林。边界已经开放，“柏林墙已经倒塌”。
▲ 1989年11月10日，市民们穿过边界站。 © Oberst, Klaus
两日后，民主德国的国防部长海因茨·克斯勒尔曾短暂采取了强硬措施，派出了国家人民军的两个团在勃登堡门前列队，以便结束那些“蓄意破坏者”占领并破坏柏林墙的举动，然而，清除柏林墙的工作很快由西德警察部队接手。当晚，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进行了一次“深思熟虑”的谈话。苏方公开表示，不会派遣红军进行干涉。
1973年8月，乌布利希因中风去世，葬于东柏林。1990年6月13日，东德军队正式下令拆除柏林墙。乌布利希所葬之处——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中央公墓——已无所谓东西柏林之分。
从柏林墙的第一天开始数，等到那一天，还有10529天，246个月，近29年。年轻人们都老去了，有的死去了，几代年轻人在墙的两边长大。
主要参考：
〔美〕雷德里克·肯普．柏林1961：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M〕．漓江出版社，2017．
其他参考：
〔德〕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李英．柏林墙倒塌日记〔J〕．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TIME．Berlin: The Wall〔J〕．TIME，Aug. 25, 1961．
Jill Smolowe．East-West Tale of a Sundered City: After 25 years of the Wall, Berliners still long for unity〔J〕．TIME，Aug. 18, 1986．
The Economist．So much gained, so much to lose〔J〕．The Economist，Nov. 5, 2009．
Editor．BERLIN WALL〔OL〕．http://www.history.com/topics/cold-war/berlin-wall，Aug. 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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