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危机：一场金融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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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峰
香港资深媒体人，《亚洲财经》副总编辑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明显，未来更多潜在金融风险可能引爆，如果公权力继续无所作为，令受害者只能自力救济，可能金融风险将向社会危机转移。
面对现代金融业，中国政府始终无法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出于官僚集团的保守，“管”比“放”更容易接受。因此，中国金融业整体并不是很活跃。但近年来也时常有“创新”出现。
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为了挽救实体经济的下滑，需要金融创新来促进市场成长；另一方面，各类新式金融技巧，在官僚集团还没有明白过来之前，已经先斩后奏野蛮生长。所以，诸如小额信贷公司、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和互联网点对点借贷平台（P2P）等，这几年在中国蓬勃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民众的生活。
但是，蓬勃发展的背后却也有暗流涌动。小额信贷公司引爆的民间集资纠纷，最近一年多以来已经遍地开花。《亚洲财经》在今年上半年曾连续报道过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案件，几乎每一起案件都牵涉甚广、引发当地社会震动。
这是自2008年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以来，以合法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影子银行”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而现在，随着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出现的兑付危机，可能意味着另外一波危机也开始爆发，各式打着“创新”旗号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将要现出原形，露出真实面貌。
根据监测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生意社”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6月，中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总量已突破1100家，其中仅2014年注册挂牌的就超过90家。这些被命名为“交易所”或“交易中心”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所交易的品种有有色金属、农副产品、能源、钢铁等等。
其中，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是有色金融类别中最大的一家。此前在2011年，国务院出于担忧各类交易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下了3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收回对期货交易的审批权，成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系会议”；2012年，再度下发37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查处了“湖南维财”和“金乡大蒜”两家交易场所。但是，国务院的清理整顿并没有阻止各类民间交易所的疯长。
目前令全国22万余人的投资者“受难”、损失420亿人民币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在2012年的整顿中也安然过关。“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于2011年2月16日，由于规划中连接东南亚的泛亚铁路，昆明被视为“泛亚（洲）次区域中心地带”，所以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大力推广“泛亚大金融”概念。
2010年昆明曾出版《昆明泛亚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提出了各项金融规划，目前除了有色金属交易所，昆明还建有“泛亚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作为政治明星的仇和，已于2015年3月受到中纪委调查。有人称“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崩盘与仇和的落马有关，但《亚洲财经》调查后，并没有发现二者有必然联系。不过，曾先后在山西和上海等地从事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交易的“泛亚”老板单九良，在连续遭遇挫折之后，2010年开始突然布局昆明，并用了“泛亚”的名字，显然是准确把握住了云南政府的心态和节奏。
“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成功，与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7月8日，在泛亚发布公告限制委托，兑换危机正式公开化之前，单九良的合作伙伴、香港金融大亨、红筹之父梁伯韬访问昆明，与云南金融办主任刘光溪会谈。刘光溪说：“泛亚直接为国家纳税3.6亿元，为国家间接纳税6.7亿，总计近11亿，哪一个创新民营企业会有如此强的能力……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泛亚。”
中国的金融归“一行三会”所领导，也就是中央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一行三会”在地方上又有自己的排出机构“一行三局”与地方的“金融办”合作监管地方金融。2014年11月13日，由中国证监会垂直管理的云南证监局，在证监会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一篇《云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加快清理整顿收尾》，指出“（云南）部分交易场所仍然存在违规行为，特别是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风险巨大”。但据网络媒体《界面》最近的报道，“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当时云南省政府向证监会发函，撤了那篇稿件”。泛亚的危机暂时被压了下去。
泛亚允许投资者交易14种有色金属，号称世界最大的有色金属现货交易平台，据一位大宗商品从业者对《亚洲财经》介绍，泛亚平台上的有色金属，要比市场价贵30%左右，所以泛亚本身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交易平台。泛亚平台上可见的交易，大多只能是来自于内部的对敲。稀有金属铟是泛亚交易所最核心的交易产品，在2014年，铟的市场价格只有人民币500元左右，但在泛亚网站，铟的价格却是700元。而且，铟的需求量，每年中国只需要20顿，但根据泛亚公开的数据，他们已经收了3600顿。
因此，业内人士认为，泛亚交易所，在复杂的金融术语和交易结构背后，实际上是完全不介入真实市场的“庞氏骗局”。在泛亚问题曝光之前，也曾有众多专家学者吹捧“泛亚模式”。2014年11月2日，梁伯韬在中国战略金属企业家峰会上说：“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是一个很成功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梁伯韬目前依然担任泛亚原班人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意马国际（00585）的非执行董事。除梁伯韬之外，陈全训、茅于轼、芮成钢、仇和等也曾为泛亚站台。
由于泛亚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只能依靠后来的投资者所投入的资金，来支付前期投入者的收益。渤海证券研究员楼晟接受《亚洲财经》访问时表示，泛亚的问题之所以会在2015年爆发，是因为2015年上半年股市大热，泛亚年收益率高达13.7%的理财产品“日金宝”遭遇赎回热潮，引发资金链紧张，兑换危机爆发，结果走向崩盘。
在金融“创新”没有出问题之前，各级官员都愿意与之建立关系。但一旦出问题，则纷纷撇清。泛亚投资款无法兑换之际，投资者发现，自己甚至投诉无门。
《南华早报》报道说，昆明市金融办表示，因为国发办（2012）37号文件，昆明市政府颁布的《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自然废止，从2012年5月以后，昆明市金融办不再对泛亚进行监管。之后具体哪个部门监管，他们也不清楚。而有投资者在昆明公安局报案时，该部门拒绝立案，理由是“上面不让查，查了泛亚就得死，所以不能查”。由此可见，在表面一片繁荣的金融创新背后，存在巨大的监管错位和混乱。
为了鼓励金融创新，国务院将部分金融审批权下放到地方金融办。但因为金融是一个极其复杂和专业的行业，并不一定所有的地方金融办都能充分理解。所以一些投机者，甚至纯粹的骗子，便把目光盯上了地方政府，做一个“局”，以税收、就业或创新等理由，将政府诱入局中。
同时，投机者又以高昂的回报预期，把投资者吸引过来。政府的权威性与普通投资者的钱财，又称为做局者所借助的“资源”，用来说服那些还站在局外的人。高明的做局者，还会通过复杂的交易结构，转移自己应付的法律责任。一位金融从业者对《亚洲财经》表示，做这样一个“局”，前期投入大约要用到3到4个亿。
可以说，这类正在引发金融风险的所谓金融创新的“局”，之所以能够长趋直入、蓬勃发展，一方面在于投机者对金融的理解远胜于地方的金融监管者；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存在大量任其宰割、缺少分辨能力以及分辨机会的投资者。22万泛亚的投资者，以及最近一年多以来大量崩盘的小额信贷公司的投资者们，莫不如此。这些投资者之所以没有分辨能力和分辨机会，则又需回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话题。
中国政府的改革处于“危机驱动”。除非遇到类似2008年的危机，否则政府无意积极进取地推动金融改革，以至于，中国民间参与金融的机会很少。没有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财富只能通过银行储蓄来增值。因此中国银行积累了庞大的储蓄资金。房地产和股市，也会成为一些有能力的投资者的选择。但是中国股市风险巨大，今年的股灾据说已经让几十万的中产阶级受到洗劫，房地产的门槛则太高。这个时候，一些口耳相传的投资机会，对普通民众有很大诱惑力。这就给了“泛亚”这类机构机会。
其实，“庞氏骗局”不是从“泛亚”开始。几年以前的“万里大造林”、“蚁力神养殖”等等，都曾让数以十万计的投资者损失惨重。只不过，过去的“庞氏骗局”更喜欢借助于宏大叙事，比如“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蚁力神养殖，扶贫致富”等紧跟政策口吻来进行推广。而现在的“庞氏骗局”，更多利用金融创新的由头，引入似是而非的金融名词，诸如“交易所”、“大宗商品”、“资产质押”、“仓单代持”等等，让投资者以为，自己真的是在进行金融交易。破解泛亚危机背后的金融乱局，显然需要政府部门提升监管能力，推动金融改革，放宽正规的投资机会。而不是担心“一放就乱”，但却在遭遇困境时，机会主义地想着用“创新”来应付。
8月22日，泛亚董事长单九良，在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被泛亚的受害者围堵。几十号人将单押送到浦东公安局，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单九良在现场颜面扫地。尽管这并没有真正推进案件处理，单九良于24小时之内已被释放。但是受害者自己动手，而不是信赖公权力的救助，对于建设21世纪法治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明显，未来更多潜在的金融风险可能引爆，如果公权力继续无所作为，令受害者只能自力救济，可能金融风险将向社会危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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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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