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洵先生学习明清史

李洵先生

第一次见到李洵先生是在1978年秋季。那时我是一个二十五岁的七七级大学生，下过乡，作为工农兵学员上过两年中专后有两年工作经历。李先生已经年近花甲，文革后期和许多老教师一样，下放到“五七干校”，这时刚刚返回长春并恢复了教师资格。当时还有一些老先生虽然从干校返回城市，却没有马上恢复教师资格。他和薛虹、陈作荣老师很快就开始在学生中选人，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明清史学习小组。赵毅、冷冬、我，还有另外三四个人，是这个小组的基本成员。

学习小组的人都算是同学中基础较好的，但大都是文革期间自学的底子，没有真正的根基，对学术研究的理路都是茫然无知。当时主要是读先生布置的一些书，隔一段时间到一起进行讨论，李、薛二先生时时做些点评。因为不能理解先生学术的高深之处，所以那几年先生说过的话，后来印象都变得模糊，记忆中留下的，主要是向先生请益时的一些情节。

记得那时系里几位老教师在家门上贴了门禁揭帖，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本人时间有限，需得专心科研，来访者恕不接待。他们痛惜文革十年岁月蹉跎，如今恢复工作却年事已高，珍惜光阴，想要在晚年集中精力做些学术研究的事情。对于这种做法，有些人赞叹其潜心学术，也有人说老先生放不下师道尊严。我却不曾多想，想找先生聊时就到他家里去，先生也总是放下手里的事情，和我交谈，仿佛门禁与我无关。其间有一次去时，赶上先生用饭，他放下碗筷就和我聊起来，许久方竟。几年以后，我才在回想往事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当时不晓事理，不能体谅先生，还曾用半文言写了一篇短文，说到先生师道，有吐酺之德。那篇短文在师生中一度颇为流传，可惜后来失落了。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先生指导的，内容是从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看宣德时期江南的社会流动性。就主题而言，这是先生当时最关注的明中前期社会结构变化问题的一部分。但我只是就文本做分析，其他文献涉及不多，也没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度，这是学力不足所致。后来理解到，先生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在基本理路上是当时的主流研究视角，即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命运为主线索，但多数研究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集中关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基本从经济方面看问题，李先生则在注意雇佣劳动关系之外，把十五世纪的流民问题视为理解明清社会变迁的关键，这就多了一重社会史的视角。从经济、社会双重视角来考虑问题，明清社会大变迁的发生，要略早于东南地区资本雇佣关系大量证据呈现的时间，其样貌也更宏阔，更具有立体性。李先生在这方面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后来师弟牛建强——现在是河南大学教授，以明代流民为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发表了专著和许多论文，成为在这个方面领悟先生学术思想最深而且能将之发展丰富的专家。

先生讳洵，字仲实，人如其名，宁静平和，端正严谨，平时不会猜度别人心意说话，也很少夸奖学生。我在本科时期呈交先生而获得表扬的只有一篇习作，是写中国历史上的行会的。当时其实是仔细阅读了傅筑夫先生的一部打印的经济史论稿，对其中所讲行会问题发生兴趣，就把他引用的文献尽量查找再看，又看了一些关于西方行会的研究著作和有关明清会馆、公所的碑刻资料，综合起来之后，在一些角度尝试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先生认为文章透露出一些梳理问题的能力，但指出文献不能靠追查，而要有系统的原始文献根基。因为文章的新意只是在议论中，原始文献没有自己的新发现，后来只在东北师大学生论文集上刊登，没有正式发表。

考取研究生之后，逐渐体味了先生学术的一些特点。先生在治学和培养学生中，都注重明清断代史的整体性，同时强调通史意识。他把明清时代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多方面特色的特殊时代，曾说过，研究明清史仅有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不够，要有与这个特殊时代相适应的专门的方法论，应该用一种“明清学”的意识来思考明清史。这些话，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已经完全领悟，更不能对先生说到的“明清学”做出清晰的阐释，但从未忘记尽量体察其中深意来做自己的研究。因为如此，我后来对世界史、中国通史、史学理论都保持关注，这对我研究明清史产生了扩展视野和深化思考的作用。

在明清史领域本身，我则基本坚持断代治史的原则，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各方面的问题交错关联地考虑，大的判断，总要综合各个侧面的情况说话。断代治史是许多老辈学者的路数，在很大程度上趋于社会科学化的当下史坛，是一种传统色彩偏浓的理路。很多很有成就的明清史学者，紧紧抓住专门线索或采用某一相关学科的专门方法来研究。我也能看到这类社会科学化和专门史化的明清史研究有许多长处，但是却依然留恋断代治史的概念。一是因为这是先生的心法，另外也由于治史之法本来无需拘于一格，方法、视角有不同，才可以相互补充。断代治史的优点，主要在于对一个特定时代有整体的概念。有人可能会认为，朝代是以政治统治为框架的，断代治史容易过分强调王朝统治作为历史演变的支配线索。其实这种可能发生的偏差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来控制。这些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史学，都有为了克服以往的过度强调政治问题而把政治问题研究等同于旧式或者过时的研究的倾向。我则一直有所保留。研究政治问题与单纯研究政治问题，以及主张政治决定论，这是三种不同的观念。研究政治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中国史研究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的政治史中还有太多重大问题没有得到深刻透彻的阐述，明清政治史研究空间甚大，未来必有空前厚重的成果出现，而且政治史与其他线索的历史如能结合研究，就不会拘泥于国家权力支配和政治支配的阐释；单纯研究政治史可以是一个学者选择的治学路径，从术业有专精的意义上说，与一个学者选择研究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看研究得是否坚实深入；主张政治决定论才是一种偏差。李先生从来不是政治决定论者，我也不是。

明清史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任何人穷一生精力也无法尽读，所以要形成明清历史的整体概念，仅有些意识远远不够，必须要辨识出一些最基本的文献，做比较系统、细致的阅读。先生不要求我们在读书其间很早选出研究的具体题目，也没有布置我们专攻的具体方向。研究生前两年，我们多数时间用来研读文献，从《明史》、《明会典》、《明史纪事本末》、《国榷》这些内容通贯的基本文献入手，扩展到笔记、奏疏、档案等其他门类。先生授课，一类是带着我们讨论明清政治史、经济史的基本问题，另一类是和我们一起对一些文献进行精细研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是《明史•食货志》，一是《明夷待访录》。那时先生花费多年完成的《明史食货志校注》即将出版，他带着我们对该志逐句分析，使我们对明代经济史形成了基本的了解，也提出了许多明清经济史领域还没有研究清楚的重要问题。我的以明末财政危机为题的硕士论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选题和完成的。这篇文章主张明末财政危机不仅是王朝衰落期都会发生的统治危机，而且是中国帝制后期经济结构深刻变化与传统国家运行模式之间矛盾造成的危机，体现出一些具有时代特异性的变化。该文的核心部分，在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就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对我后来的学术进步，是很大的鼓励。

其中的基本见解，我至今坚持。当时先生还负责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明代经济史部分一批词条。我们帮助先生做资料长编，并撰写一些词条草稿。我分工的是货币部分，由此形成了对明代货币制度的基本理解，积累了一个很大的相关资料长编。在此基础上，我才能完成并发表《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一文。《明夷待访录》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是明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而且涉及大量明代制度史问题。在先生的课堂上，我体悟出原始文献的精细阅读与一般的“读过”是有巨大差别的，并对这一文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稍后，骆兆平先生在《文献》上公布了新发现的《留书》——《明夷待访录》编定时因为回避时忌而摘出单独存留的部分文稿。我因为在对《明夷待访录》研读时形成的问题意识，很快撰写并发表了《黄宗羲思想三议——读<留书>札记》，这其实是国内外关于《留书》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后来我自己带研究生的时候，也多次开设《<明夷待访录>讲读》这门课程。去年，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邀我为他主编的《国学新读本》丛书写《<明夷待访录>注说》，把我多年讲读这部文献的心得综合地呈现在该书之中，现在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等待付梓。

为了拓展我们的学术见识，1983年早春时光，先生与陈作荣先生一起，带领赵毅、冷冬和我三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到北京、江南拜访名家，走访明清历史文化遗迹。这对于我们这几个在北方长大的青年人说来，有特别的意义。昔日的历史无法亲历，但可以从遗迹中感悟一些书本上读不到的东西，建立一些直接的关联感。而且，北方辽阔旷荡，其人心性，也易偏于疏朗而乏精致，江南山水精雅温婉，别有一种心境陶冶的意味，投射到治学，对追求的境界，也有启迪。

明清史研究相对兴起较晚，当时的许多名家是现代明清史研究的拓荒者，向他们求教时间自然有限，但片刻交谈也可以约略感受大家气象风采，于后来的进步裨益良多。我们拜访了人大清史所的戴逸、王思治、马汝珩、王顺义、郭松义先生，人大档案系的韦庆远先生、北大许大龄先生、社会科学院商鸿逵先生、南京大学洪焕椿、罗仑先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沈嘉荣、季士家先生、杭州大学徐明德先生、苏州大学吴奈夫先生等等，并且在此行期间旁听了在无锡举行的明史学会年会，在会上见到了当时明史界几位声望隆重的学者，包括王毓銓、伍丹戈、南炳文等，以及当时许多活跃的明史学者。其间利用可能的机缘，与他们攀谈，再将心得与先生交流印证，不仅澄清了一些疑点，而且明史学界在自己的心中，也清晰明朗起来，此后再读那些学者的论著时，竟然感觉晓畅了许多。也是在此行期间，结识了柏桦、范金民、夏维中等同龄的学友，成为终生的朋友。

后来，我又代替先生，领着我的师弟、妹赵中男、罗冬阳、侯明重走这一放学路线，他们也觉得受益不浅。这些年来，已经不兴访学，但我在东北师大每年至少要举办一次学术会议，除了共同研讨一些问题，也为了让东北师大的研究生增加与研究有素的学者直接交流的机会，其中有心者，从中收获也很多。

毕业之后，赵毅和我留校工作，冷冬南下广东。我的妻子、女儿在那时来到长春。东北师大条件很差，给我这个新留校的青年教师提供的是学生宿舍楼地下室层的一间房。这一层没有学生住，基本空置，黑暗潮湿，零落地住着几户工人家庭。冬天暖气不足，在室内架起一个铁炉烧煤取暖、做饭，热气上来，在冰冷的墙上挂满水珠，高高在上的东向扁窗在上午才能透过一缕阳光，不久就只剩下微弱散射的明亮。

我下过乡，肯吃苦，但每当打着手电到走廊去找出去玩耍的女儿时，心中不免五味杂陈。我们读书的那些年，先生从来不到学生宿舍去，某天却和师母一起来地下室看望我们，给我们许多安慰和鼓励。好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升迁到了地面上一间18平米的筒子楼房间里，感觉重回人间。不久之后，东北师大成立明清史研究所，先生为所长，命我为秘书，协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我不黯人情世故，没有在这个岗位做什么能够记住的事情，主要依旧专注于学术研究。当时有些锋锐，写了一本名为《千秋功罪——君主与中国政治》的小册子，又因为追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根源，在史学理论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写了些论文。

当时，李先生在负责东北师大中国史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题目大约是“明清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参加该项目的研究工作，但有时与我们讨论他对这一课题的思考。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并没有公认统一的界定。一种取义，是将之作当时通常采用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指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另外，也可以偏重社会学含义，指所有社会群体、阶层一起构成的社会组织方式。此外，也可以偏重广义政治学概念，指权力的社会配置格局。

我在那之后不久出国，没有当面听到先生对这一课题的系统阐述。但他对这一课题的注意，促使我后来不断思考这一问题。我在后来的研究中是采用广义方式，即将前面所说三者综合起来的方式，来把握社会结构的。在这种视角下，我主张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这与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其演进的趋势不是发达的西式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而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这与先生思考的路径已经有许多差别，这里不能用简略的方式说清，等到专书出版之后，由大家来评价吧。我不敢声称自己完全继承了先生对明清社会结构的思想，但他对于明清社会结构的关注本身，却是我一直研究这个问题的起因。那些年，我和赵毅还参加了先生与赵德贵老师一起主持的《钦定八旗通志》校点工作，我负责礼仪部分，受到了校勘文献方面的锻炼。当时研究经费缺乏，出版补贴更难以筹措充足，所以这部文献在我们交稿大约20年后得以出版时，我们这几位当时刚近中年的参与者都已年届半百，而李先生竟在那之前数年去世，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书的出版。

先生1995年去世时，我正在加拿大撰写博士论文。当时奖学金已经停止，需要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业，没有能够赶回为先生送行，引为终生憾事。不过，其先一年，我回国省亲，去看望先生，当时他亲自下厨，为我和同去的赵毅、赵中男做了一桌饭菜，席间嘱我学成回国，因有一诺，我也在1999年底回到东北师大，算是没有食言。先生故去之后，赵毅、冷冬、罗冬阳、牛建强、李渡、胡凡、赵中男、张明富、我及其他几位先生的学生，都一直努力治学，也培养了一些做出成绩的年轻学者。

先生与世无争，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与当下的主流学者颇不相同。如今他的塑像端正地矗立在东北师大校园中，默默地向着东方，不知所望者何，所思者何。

（作者赵轶峰系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