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冕堂：史论并重研究明清史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8日第748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冕堂耕耘明清史几十年，先后完成了多部专著，每一部都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在某一领域的优秀成果。

5月31日恰逢黄冕堂先生91岁生日，老寿星在女儿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幸遇杨向奎 爱书成痴

1924年，黄冕堂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佃农家庭。1948年，“高考”后的黄冕堂被三所名校录取，因向往解放区，他选择了山东大学。“当时负责录取工作的山大中文系主任杨向奎，即我后来的恩师，认可我的古汉语成绩，认为我是可造之材，这也成为我选择山大的重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学术气氛浓厚，聚集了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等著名历史学学者，有着“八马同槽”的美誉。“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终生受用的治学方法和教学经验。”退休后的黄冕堂还常常感念授业恩师们对他的教导，发表了十多篇记叙先师的文章。

在熟悉的人眼里，黄冕堂是名副其实的“书痴”。老伴刘宜春回忆说，新婚第二天晚饭后，丈夫就不见了踪影，直到半夜黄冕堂回来后，才知道他是依习惯看书去了。青年时的黄冕堂有两个愿望，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拥有自己的书库。第一个愿望，他不懈努力了36年；第二个愿望，黄冕堂夫妻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共建了一个拥有5万多册图书的家庭书库。刘宜春感慨，他们虽没多少物质享受，却有着最大的精神财富。

退休后的黄冕堂坚持每天阅读、记笔记。在他近日阅读的《山东大学校史》一书中，记者看到书眉夹着密密麻麻的便签，书中随处可见他画注的笔记。

博极群书 足迹半天下

黄冕堂深受导师杨向奎的影响，强调治史必须注重对史料的搜集、阅读和使用。在他看来，只有基于大量的史料阅读，文章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经得起推敲或辩驳。

黄冕堂家中书房累积了一摞一摞的读书笔记。1972—1974年，他被遴选参加孔府档案的整理，这让他如鱼得水。“从1980开始，我用了连续8年时间，带领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抄档案，阅档7000卷，摘抄资料300万字，其中200万字出自我的手笔。”

虽重视书本文献的阅读，黄冕堂却并未满足于从书斋中获得知识。“我认为，书分两种：一是有文字的，一是无文字的。”他举例说，不少古书文字，若无实际见闻，往往理解不透。就连司马迁、郑樵、顾炎武等大师都博极群书，又足迹半天下，与“田夫野叟”、“老兵退卒”叙谈，网罗散佚的“文集”、“文册”、“志乘”等。“这些优秀的史学传统，应该继承。”

史论并重 专注明清经济史

黄冕堂将自己做学问的特点总结为六个“并重”：理论与史料并重；史籍与近著并重；精读与博览并重；继承与创新并重；书本学习与社会调查并重；学与习并重。

过去史学界围绕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争论很久，有人主张理论统帅史料，以论带史；有人主张论从史出。在黄冕堂看来，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史论并重，史论结合。

在同辈学者中，黄冕堂不仅以阅档无数的勤勉著称，在对档案的比勘分析、灵活运用方面，他更是进行了科学与创新的探索。“史料是死的，如何运用分析却是活的。”黄冕堂的治学成就集中反映在《明史管见》、《清史治要》、《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黄冕堂晚学集》、《朱元璋评传》这5部学术专著以及30余篇论文中。当代清史学家周远廉曾评价黄冕堂的《清史治要》，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冕堂同志在剖析清代的农业佃租关系、实物分租制、货币地租、农业雇佣关系等等重大的经济史问题时，综合其他文献，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一个上万字的专题论述所包含的信息容量，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劳动，显然要比一般借助其他文献资料的论文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