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武 | 越南视角：辛亥革命世界意义新认知

摘要：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既体现了其时代性、革命性、民族性，又体现了中国这个传统大国的影响力，显示出中国对周边国家长达数千年影响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惯性力。辛亥革命大大促进了亚洲民族的觉醒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在越南尤为明显，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传统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是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救国和现代化进程中深受落后国家尤其是落后的周边传统大国影响的典型案例，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  越南  世界意义

前言

长期以来，学界对辛亥革命世界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弱且多是述而不论，很少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这是对这场世界革命运动研究的明显不足。本文试以越南为视角论述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从中国与越南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友谊和现实国情等方面对其分析，并提出新的认知。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亚洲民族觉醒的发展顶点，[1](p29)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借助世界潮流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社会进步运动。这场运动及其理论，引起世界关注，如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民生主义》的前半部分被国外译成法文，刊载于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7月13日，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独立杂志》将其讲话的前半部分译成英文刊出。7月15日又被从法文译成俄文，刊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上，[2](p461)同时刊出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民粹主义》，文中对孙高度赞扬，“孙中山的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3](p427)因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其革命思想影响着世界。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认识到反帝斗争和发动工农的重要性，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大《宣言》通过后，孙发表了《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的演说：“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此次我们通过的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至于对外的责任，又要反对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4](p125-126)孙在晚年发表的“大亚洲主义”的讲话为亚洲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遍接受。他宣传“亚洲全部的民族联络起来，然后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5](p403)他提出了为被压迫民族“打不平”、“以王道为基础”、“对西方霸道的文化，亦即‘求一切民众和平、平等、解放的文化’”，并把这种文化作为“大亚洲主义”的核心问题。[5](p407)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及其建立的同盟会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对20世纪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极大。这些影响在越南尤为明显、直接而深刻。笔者现以越南为例来简单论述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辛亥革命对越南的影响

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孙中山常年奔波海外，足迹踏遍亚、欧及北美洲。尤其是越南，几乎成了孙先生在20世纪头10年里革命活动的基地。据越南史学家杨中国统计，此时期孙中山到越南5次，[6]时间最短的一次是两个星期，最长的达1年多。[7](p70)孙中山的足迹、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给越南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极大地推动了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1.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对越南的影响。

1905年，越南华侨在西贡堤岸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该组织除了援助广东、广西和云南的革命活动外，还在越南南部宣传革命和三民主义思想。[8](p49)1907年3月，孙中山公开在河内成立中国同盟会住所，并以越南为根据地配合越南的民主爱国力量组织兵力，在中越边境策划和领导了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等4次起义。为达到起义的目的，孙积极召集越南的起义力量，并与许多越南的爱国者建立了联系，如黄花探、河内东京义塾里的士大夫阮权等，以商量配合作战的事宜。孙还亲自到太平与陈庭立巡抚会面。[7](p70)在共同努力下，孙召集到几千人的力量，起义得以进行。

组织如此规模的武装起义，耗资达10多万元，孙中山积极争取越南志士，特别是在越华侨的募捐和支持。在堤岸和西贡，黄景南等人倾其所有财产用于帮助起义军招募士兵及各项活动支出。[7](p70)据陈良老人回忆，在西贡，一个晚上“就募集到三万五千元”。[9](p34)在西贡的大商家如李卓锋、滕积秋、马培生等每人都捐助上万元。孙中山评价说：“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事情。”[10](p234)孙在越南的影响还集中体现在和潘佩珠领导的越南革命党之间的友谊上。

潘佩珠是近代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进派的领袖，他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主张是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法国殖民者的统治，组织并领导了越南维新会、东游运动和越南光复会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30年间越南民族革命的灵魂。[11](p135)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给潘佩珠所领导的越南革命以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从潘佩珠东游运动失败(1908年)后到被法国密探绑架(1925年)前，越南革命党的几乎所有革命活动都是在中国革命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的，越南光复会成立后，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活动的。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成为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大后方。[12](p358)

早在1907年，孙中山、黄兴在越南河内向“东京义塾”的创办人表示“一旦灭清复汉大事告成，不论越南兄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中国革命党人都将给予”。[13](p138)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党人以后正是这样做的。1912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潘佩珠从广州到南京，受到孙中山的盛情接待。孙邀潘参加了第一次国会参议会旁听，随后委托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长的黄兴与潘具体商谈援越事宜。黄兴坦诚地告诉潘“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事谋即尚属太早，仅所能为诸君之法，送派留学生入我国学堂或入我国军营，储备人材，以待时机”。[12](p359)黄兴又专门把粤督胡汉民介绍给潘佩珠，并嘱胡安排越南留华学生事宜。不久后，大批越南进步青年进入了中国国民政府开办的各类院校学习，其学费生活费全由国民政府承担。对此，潘十分感慨地说：“若我党者，入北京士官学校，入广西陆军学校，入广东军官学校，教之、养之、保全之，毫无所吝。华人对我，其感情不亦厚乎！”[12](p359)当潘从南京返回广州途经上海时，又受到都督陈其美的热情接待和慷慨资助，陈一次赠给潘银元4000元和军用炸弹30颗。潘十分感动地表示“陈君之恩，实刻骨不能忘也！”[12](p360)

1924年6月，越南革命青年范鸿泰在广州用炸弹暗杀法驻印度支那总督梅兰，失败后投江殉国，此事在国际上引起震动。法国政府向中国抗议，要中国政府就收容凶手一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广东政府严词拒绝，孙中山发表声明：“余未闻有越南人，即使有人，亦皆好人，无一凶手。”[13](p149)这种坚定的支持，令越南革命者感激涕零。广州人民不顾法国当局的干涉，将其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对面的二望岗，并立墓碑，刻有《越南范烈士墓记》。1925年孙中山逝世，越南举国哀痛，潘佩珠悲戚不已，写下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14](p432)

2.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对越南的影响。

孙中山的事业和与越南人民结下的友谊，使他在越南人民心中赢得巨大声望，也使越南人民对其抱有极大的期望。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越南人民欢欣鼓舞，越南河内有许多人家悬挂孙中山先生的像，如同对自己的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一样崇拜，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并把越南革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15](p240)越南的革命党人更加振奋，他们在维新运动被镇压后的革命处于低潮时看到了新的希望，潘佩珠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非常兴奋，他在《自传》中描述当时的心情时写道：“喜猎故态，又怦怦然心动。”[12](p357)《狱中书》写道：“今闻中华革命军兴，大不胜铜鸣钟应之感。”[16]潘当时在泰国，立即写了《联亚刍言》一书，阐明了亚洲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败西方帝国主义的道理，而且希望能重返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笔者认为，潘的《联亚刍言》和后来孙发表的“大亚洲主义”的讲话是相通的。

1912年初，潘佩珠又来到广州，其他越南革命者也“接踵于粤城”，两三个月内就达一百多人。[13](p143)广州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以潘佩珠为首的越南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又得以蓬勃发展，并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大力相助。1912年2月，潘佩珠召集维新会会员到中国广州召开会议，此次大会通过决议，取消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该会规定其宗旨为：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会员们选举阮疆柢为会长，潘佩珠为副会长，下设三个部：总务部、评议部、执行部。显然，越南光复会的宗旨和组织形式都仿照了中国同盟会。[17](p28)越南“越南光复会”，总部设在中国广东，中国革命党人苏少楼任其副总理，另外还有很多中国革命党人参加，为该会提供了人力支持，壮大了其力量。另外，中国革命党人和广州人民为越南光复会在广州的活动提供了各种条件。光复会活动的所有款项，皆赖热情之粤人捐赠。[13](p144)为推动越南革命的发展，在孙中山的关心和同盟会的支持下，1912年8月，中越革命者在广州共同组织了一个援越抗法的组织“振华兴亚会”，很快发展会员两百多人，其中有些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和广州普通老百姓。该会提出：“振华兴亚，而第一发放之炮声，首在越南。”该会决定，在越南组织光复军，发动起义；在中国组织援越军“从边境突入，以策应内陆起义的光复军。”[13](p146)显然，越南革命者受中国“武昌首义、全国各省纷起响应”的辛亥革命战略模式的影响。越南光复会会员在国内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在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潘佩珠在中国通过蔡元培先生接触到苏俄使馆人员。在中国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影响下，潘认识到“现时代风潮，已经趋于世界革命之倾向”。他决心跟上形势，召开会议筹划将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其组织形式和章程内容都仿效中国国民党。再加上1924年6月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的炸弹声，终于使潘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非以多数低阶级着手不为功，多数低阶级则工人与农民也”。[18](p252)1924年底，潘与胡志明接触，并接受胡的建议，准备进一步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使越南国民党真正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不幸的是，1925年6月潘在上海被法国密探绑架，被押回越南，终身监禁，他没能亲自实现这一计划。

3.“三民主义”对越南的影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为越南革命者普遍接受并在越南全国迅速传播。孙中山逝世后，他的革命思想和事业仍给越南人民和爱国组织以极大的影响。越南国民党的前身南同书社成立于1926年，南同书社里的小资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追随者。[7](p71)最先在南同书社编撰和出版的书刊就有《中华革命党首领——孙中山的生平和学说》。在序言中，编者写道：“我们编撰这本书是因为怀有一种崇拜英雄的心。英雄的灵魂未死，英雄的事业犹存，把英雄介绍给人们，让人们知道‘这样的英雄！英雄就是这样！’那是谁？那是谁？问四亿中国人，他们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孙中山先生。”[10](p387-388)南通书社还计划编译和出版孙中山杰作的越文版本。但之后南同书社被法国殖民当局命令关闭，此计划没能实现。[7](p71)除南同书社外，当时一些报纸也刊登许多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文章，特别是顺化出版的《民生报》从1927年11月底到1928年6月初连续54期刊登“孙文的三民主义”的越文版本。[7](p71)

1927年，信仰三民主义的越南革命者终于在河内成立了“越南国民党”，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进行世界革命，联合殖民地被压迫民族。[19](p142)1929年2月越南国民党业已修改的党章规定：“a、大力推进民族革命；b、建立一个直接的共和集团；c、帮助被压迫的各民族。安沛起义爆发前，越南国民党制定的最后行动纲领还清楚提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以及党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20](p121-122)越南国民党的最后目的是：“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成立共和政府，实现民族自由权，为越南资本主义发展打通道路。”[7](p72)这些显然效仿了中国国民党的章程、宗旨和新三民主义。

尽管胡志明生前未能有机会和孙中山见面，但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和革命思想却给胡志明以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从青年时期阮爱国——胡志明出国寻求救国道路，到后来领导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内建设，贯穿始终。

1926年11月，正在中国广州进行革命活动的阮爱国(胡志明)写下题为《越南特派员的中国见闻》的文章，寄回越南刊发。文章论述了由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所取得的最初胜利；谈到人民对孙中山的感情时写到“人民的热情证明了中国人民多么敬爱这位已故的伟大领袖，因为他激发人们矢志不移，自我从目前不可辩驳的外交压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21](p358)1927年阮爱国在广州又写了《第二次纪念孙逸仙的祭日》的文章寄回越南刊发。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国的功绩：“如今，全国人民都无比崇敬和怀念孙逸仙博士——革命领袖、国民党组织者和民族国家的创立者……”、“他不辞劳苦地工作，使伟大中华得以脱胎换骨，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一生贡献给全民族事业的伟大胜利……”[7](p73)胡志明还根据自己对孙中山思想的理解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感受，把三民主义概括成“民族主义：全民族独立；民权主义：人民自由；民生主义：人民享受幸福”，并肯定这是越南所需要的，越南民族所要求的。[7](p73)1945年8月，越南成立新政权，胡志明把“独立—自由—幸福”三个概念制定为新越南的纲领，认为这正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三大原则，也是越南革命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1948年6月发表的《爱国竞赛号召书》中，胡志明号召全民开展爱国竞赛，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他说这就是大革命家孙中山已经提出的“三民主义”。另外，胡志明还经常勉励自己“努力做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22](p870)

    结论与分析

综上，辛亥革命极大影响着越南，尽管它没能救中国，甚至在中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却在越南备受崇拜并积极借鉴，极大推动着越南革命。笔者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的最明显例证。

除越南外，辛亥革命在朝鲜、印度以至整个亚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年轻革命志士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45年6月，苏加诺在印尼“独立准备调查会”上说：“……在1918年，感谢真主！另外一个人提醒了我，这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尔斯教给我的世界主义(世界人道主义)。我的心从那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23](p14)负责宣传工作的印度革命党人建斯曾在东京、上海等处屡次会晤孙中山，他十分崇拜孙中山，说他是一位“亚细亚的精神领袖”，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24](p71)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表过伊朗、土耳其革命的评论文章，从中吸取经验。《民报》还大量转载印度自主自产运动中的文章，其主编章太炎还同印度革命者钵逻罕和保什有交往，尤其是他提出并成立的“亚洲和亲”会(东亚亡国同盟会)对整个亚洲尤其是周边国家影响极大。因此，辛亥革命是和整个亚洲革命运动有密切联系的。[1](p29)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故，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大大促进了亚洲民族的觉醒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是一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有着极大的世界意义。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对亚洲尤其是对周边国家影响如此大有以下原因：一、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发生的每件大事都深深地影响着周边国家；二、近代以来，亚洲多数国家都有着相似或相同的遭遇、命运，并抵抗着共同的敌人，有着相似或相同的国情和革命任务等；三、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的革命性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适用性；四、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品质，和对亚洲各受压迫民族的同情与帮助。

    新认知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既体现了其时代性、革命性、民族性，又体现了中国这个传统大国的影响力，显示出中国对周边国家长达数千年影响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惯性力。以孙中山和潘佩珠为代表的中越战斗友谊，不仅加强了两国间已固有的传统友谊，还为中越友谊赋予了新的内涵，增添了新的情感，开启了中越新形势下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中越革命友谊，为毛泽东和胡志明时代的革命友谊开启了先河；中越革命友谊是中越传统友谊的继续和深化，是中越传统友谊的进一步升级，使得中越间传统的兄弟之情上升为“同志加兄弟”，传统的“同文、同种”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上升为“同文、同种、共患难、共战斗”的革命友谊。辛亥革命也使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传统友谊得到了类似的升华。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产生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政治运动，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所体现的革命学说及建国方案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宝贵遗产，其合理内核在现在和未来都有珍贵的借鉴价值。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表明，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受发达国家的影响，而且受落后国家尤其是周边传统大国的影响，而后者往往被忽视。笔者认为，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国家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原文参看《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