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恩强||新考据学派的治学取向

20世纪上半叶，学界主流是注重专精的研究。从大的范围划分，史学界可分为新考据学派和史观学派。在治学取向上，新考据学派注重专精的专题研究，史观学派注重通论性的研究。在具体的治学实践中，前者重视考据、实证，以材料和事实说话；后者强调史观的意义，以理论统领史实，注重寻找历史规律，反对做琐碎的考据。

实际上，也有不少学者主张专精与博通相结合，既反对纯粹的考据，也反对无史实的空论。在新考据学派看来，专精与博通是相辅相成的，专精要以博通为前提和基础，博通是为了能专精，二者不可或缺。因此，在治学取向上，他们注重在博通、通识的前提下，做专而精的专题研究。

新考据派学人治学极为重视材料的搜集和考订，著述以材料丰富、考证精详、方法缜密、结论精确而著称，与此相应，在治学取向上，则重视考据、提倡专精研究。

陈垣治史最重深入的专题研究。谈起博与专的关系，他说：“只博不专，难于有成；只专不博，学则不通。要先博后约，才能使学识成为金字塔形。”因此，他是在博的基础上求精。所以，陈垣做专精的研究自然就重视考据、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搜集材料更要“竭泽而渔”。他不但能够充分掌握资料，而且又善于鉴别资料的价值、真伪。而且他写文章朴实无华。此外，他写好文章后总是先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陈垣还教导学生不要轻易发表文章，他自己发表文章就很慎重。

陈寅恪治史极重考证，他的历史考证不在为考证而考证，而在以考证求得史实。故有人称他的考证主要着重于内考证，即事证。也就是在考证出事物的真伪与是非以后，强调要作出信而有征的解释。在博学与专精之间，陈平原认为，就志趣与性格而言，胡适倾向于“通人”；而就训练与才情而论，胡适更接近于“专家”。就胡适一生的学术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博而不通、专而不精，胡适说他自己有“考据癖”，推崇清代学者的考据，治学方法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科学方法到后期强调“勤、谨、和、缓”的四字治学习惯，都体现了他治学重证据、求实证的取向。胡适治学主张小题大做，注重证据。他认为“科学的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也教导学生不要做空论性的文章，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就曾受其教益。罗尔纲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看见后写信责备他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罗尔纲后来研究太平天国史就非常注意对史事的考辨。

本文作者董恩强

明末清初之学博而不精，乾嘉之学精而不博。在傅斯年看来，以后学术的发展，应综合二者之所长，在博通中求得专精。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指出：“沈曾植少年即通清初及乾嘉之学，中年又治近代新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因此，沈氏治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王国维的学术受其影响很大。梁启超说，王国维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傅斯年也主张考据、小题大做。他说：“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

新考据学派治学注重专精的考据，以建设客观的史学，因此他们一般不谈史观、不涉史论、不重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倡导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考据学派与史观学派因治学宗旨、治学方法与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且政治态度有别，因此两派形成尖锐的对立。

史观派重在寻求原因和规律，构建中国社会历史的系统。由于史观派不注重史料的整理考辨，因此有学者指出，“马克斯辈所发见的方法，其实都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历史学的”，社会学者对于材料的要求，只取其共通现象而不顾它的特殊之点。而历史学者则不求共通现象。对于把唯物史观当作普遍的真理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两派的对立，主要是由于双方政见和学术取向的不同所致。相对而言，顾颉刚在新考据学派中是不排斥唯物史观的一位。他对唯物史观的看法也可反映出两派治学取向的差别。他认为考据与史观的关系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1939年秋，顾颉刚曾对研究生谈到考据与史观的关系：“考据以确定事实，史观以发抒理论。考据为下学，史观为上达。非下学无以奠其基，非上达无以发其用。”针对史观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顾颉刚写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的“结论”部分说：古代史的材料从来不曾好好整理过。近年研究社会史的人们，写作的时间又是那么短促，不得不跳脱了审查史料阶段，古人随口编造的东西又活跃于现代史学的园地，作者只要拣用一段便于自己援用的文字，便可说古代的事实是如此的；或者用了新观念附会一段旧文字，加以曲解。在顾颉刚看来，研究社会史的人走的不是一条研究的正道，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审查史料的阶段，其结果可能是史料随着史观转。

傅斯年以建设科学的客观史学为职志。他非常重视由史料求史实，反对史观和空论。傅斯年说：“历史学不是著史，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与傅斯年一样，陈寅恪也反对疏通、贯通，因为这样做的话，著者在有意无意中会加入自己的主观解释。因此，对古人的学说加以解释时尤需小心，否则易流于穿凿附会、以自己的思想代替古人的思想。显然，陈寅恪的主张是针对胡适而发的。

新考据派学人主张作专精的研究，同时也强调博学通识，而且他们并不反对在专精研究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作贯通的研究，撰写中国通史，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中说：“萦绕于父亲胸中的一项大事业，是编成一部中国通史。”

相比于新考据学派注重考据和专精研究的治学取向，唯物史观派则更强调史观的价值、贯通的意义和服务现实的功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现实政治服务。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标准，来衡量评判胡适等人的史学思想、观点与方法。翦伯赞对胡适治史的方法予以了批评。他说：“近来实验主义者倡为点点滴滴研究中国史之议，实际上，这是乾嘉学派的旧方法”。他认为，即使是胡适所倡导的祖孙的方法一种粗淡的方法，中国的实验主义者也没有应用起来。翦伯赞还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批评说“历史怀疑主义者”（指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所谓“史料缺乏”，所谓“无信不征”，这都不过是他们用以拒绝研究中国古史的一种托辞，更彻底地说，他们不愿意在中国历史的开端，写上一个他们所不愿意的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可以看出，翦伯赞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理论去评判疑古派的古史观。因此，在唯物史观派看来，胡适、顾颉刚等新考据派学人所做的工作是史料学工作，而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他们是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至多只能是考订史料，将单个的历史事实弄清楚，如果要他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历史规律，对历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所以他们写不出一部通史来。这些批评也不无道理，的确揭示了新考据学派在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探寻客观历史规律正是新考据派所反对的，唯物史观派眼中的“不足”却正是新考据派所坚持的“正当”。史观学派由于过分强调理论和史观的指导统领意义、提倡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以论带史，不重视整理史料、考证史实，偏离了史学求真求实的真义，因此结论难以落实，以致被讥为沙上建塔，此一情况值得我们当今的史学研究者警醒与反思。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载《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3期；

摘自《郑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原文约14000字。

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