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桢：书籍的政治史

書籍的政治史

——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黃　楨

編者按：本文原刊於《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期，作者黃楨爲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微信版省略注釋，引用請參照原文。

一引言

自古及今，許多書籍的命運都與政治密切相關。以書籍的形成、傳播、影響爲綫索，觀察政治情境的演變，不失爲一種可行的研究取徑。在這樣的思路下，本文選擇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下文簡稱“《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下文簡稱“《表注》”）作爲案例，來探討兩晉之際圖書典籍與政治進程之間的互動。目前，專注於兩書的研究尚付闕如，一些基礎性的問題，比如它們成書的具體時間、創作的原因、傳播的過程等等，仍不甚明晰。下文在解答這些問題之外，將著力發掘兩書在石趙與東晉政權中發揮的作用，並爲南北間的制度、文化交流提供新認識。

首先交代一下兩書的基本情况。據《晉書》傅暢本傳記載，傅暢撰有“《公卿故事》九卷”，《隋書·經籍志》錄該書爲“《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是書亡於中唐以後，清人黃奭、王仁俊對此有專門輯錄。《故事》既以“故事”爲名，應彙集有西晉一朝在職官方面的品式章程。從現存佚文來看，書中不僅對晉代所設公卿職位的歷史沿革、執掌、員額有所說明，還詳細整理了朝廷百官所獲俸賜、輿服等待遇，同時又保存有一些代表性官員的事蹟。至於《表注》，《隋書·經籍志》史部職官篇有小注云“梁有徐宣瑜《晉官品》一卷，荀綽《百官表注》十六卷，（中略）亡”，魏徵等人在編纂隋志時已不見此書。不過，一般被認爲成書於隋大業年間的《北堂書鈔》仍多處引用，或許《表注》在隋代還有比較完整的保存。據書名和現存佚文推測，該書應是對西晉“百官表”或“百官簿”一類材料的注解。在注解中，荀綽同樣記述了各官職的歷史沿革、執掌及禮遇，與傅暢的工作相似。但《表注》的卷數幾乎是《故事》的兩倍，內容應當詳贍許多。

百衲本《隋書·經籍志二》末葉書影

《故事》、《表注》在《隋書·經籍志》中均被歸入史部職官篇。觀該篇所收書籍，大致可分爲兩類：一類旨在纂錄“百僚在官之名”（如《晉百官名》），另一類則以百官的執掌、階次、禮秩、銓選爲主要內容。值得注意的是，以《故事》、《表注》爲代表的後者，除了作爲一種史料而存在，在成立之初通常具有很强的經世性。具體來說，荀攸《魏官儀》、干寶《司徒儀》、徐勉《梁選簿》等書本就是當時的制度規定，而那些追述先代官制的著作因記有過去的令典章程，往往作爲一種“成準”、“故事”，對眼下的政務運行和體制改革具有指導作用。關注這一特性，可使我們更深入地發掘此類撰述在政治生活中的意義。下文將有進一步的申論。

二　《故事》《表注》與石趙政治

囿於材料和視角，以往對兩書形成的時間與背景缺乏明確的認識。我們就從這裏談起。《故事》作者傅暢出自魏晉時期位望顯赫的北地傅氏家族，父、祖分別爲傅祗、傅嘏。永嘉五年（311），劉聰軍隊攻陷洛陽、俘虜懷帝，時任司徒的傅祗帶領傅暢及孫輩的傅純、傅粹在盟津、河陰一帶繼續抵抗。不久，傅祗臨陣病死，傅暢等人兵敗被徙往平陽。傅暢在匈奴劉氏政權中事蹟不顯，後來以石勒司馬、參軍的身份再次出現在史料中。《晉書·傅祗傳附傅暢傳》云：

暢字世道。（中略）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秘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叙讃》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330）卒。

《石勒載記》記石勒稱趙王，“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另據《史通·古今正史》，傅暢此時又與徐光、宗歷、郭愔等人奉石勒之命，編纂《上党國記》、《起居注》、《趙書》。

關於傅暢在石趙政權當中的活動，目前僅見以上幾條材料。可以看到，在石勒稱趙王以前，傅暢已經進入石勒軍府。趙國初建，比照中原王朝的慣例，開展些許“文治”措施，傅暢在經學、史學方面的素養得到發揮。更關鍵的是，他在政治上亦介入甚深，本傳稱其“恒居機密”，頗受石勒倚重。得以至此，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諳識朝儀”，這種能力對石趙政權建立、完善憲章儀軌極具幫助。巧合的是，《故事》一書正是以“朝儀”爲主要內容。據此我們推斷，所謂“又爲《公卿故事》九卷”正是在典定朝儀的過程中完成的。能够撰成這樣一部非常系統的官制著作，或許跟他早年供職西晉秘書省，可以廣泛披閱官藏文籍有關，但無論如何，此時編纂《故事》的目的，是爲石勒一朝的制度建設提供規範和參考。

在石趙正權內部，因“諳識朝儀”而身居要位的還有河東裴憲。裴憲爲裴楷之子，早年曾任黃門侍郎、吏部郎、侍中等職，永嘉末王浚承制，用爲尚書。石勒攻滅王浚以後，以賓禮待之，後署爲從事中郎、長樂太守。《晉書·裴憲傳》云：

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

對於傅暢一類的華夏士人在後趙政權中的角色，此段引文有更明確的表述。東晉元帝太興二年（319），石勒稱趙王，裴憲、王波主持了官制、禮制方面的一系列調整，使出身卑微、憑藉軍事能力奪得實權的石勒“擬於王者”，體驗到華夏君主才享有的威儀。此後，石勒“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頗爲陶醉，而裴憲等人亦因此位望攀升，顯於石氏。

通過對傅暢、裴憲的考察可以確認，石勒周圍存在這樣一個士人群體：他們利用自身在官制、禮儀方面的學識，爲石趙政權進行制度設計，轉變著政權風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一群體的另一代表人物——潁川荀綽。荀綽爲荀勖之孫、荀輯之子，永嘉末亦在王浚府內任職。晉愍帝建興二年（314），石勒平幽州，“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裴憲傳》言之甚詳：

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資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帙，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

這段叙述或有誇張、美化的成分，但優禮裴、荀的事實却暗示著石勒集團在政治策略上的深刻變化。此前石勒對於中原士人往往懷有仇視情緒，多所殺戮，現在却轉而拉攏華夏高門，這一舉動被學者視爲石趙與北方士族合作的開端。荀綽同裴憲一道，被石勒帶回襄國、任爲參軍，不過此後史料缺失，難覓具體事蹟。在《隋書·經籍志》中，歸入荀綽名下的著作有《晉後略記》、《晉百官表注》、《古今五言詩美文》數種，在其他文獻中又有《冀州記》、《兗州記》被稱引。這些書籍寫作的具體時間及背景已難以考知，唯有《表注》可以根據上文的分析做出推測。首先可以肯定，荀綽在石勒帳下發揮著與傅暢、裴憲相似的作用，進而我們認爲，這部《表注》同傅暢的《故事》一樣，是在制度建設中形成的參考材料。如此，兩書之間的諸種巧合——均以西晉官制、禮制爲論述對象，作者都出自膏粱勢族之門，永嘉之後又同時貴顯於石趙——才變得易於理解。

透過《故事》、《表注》的綫索有助於加深我們對石趙政治的理解。我們知道，石勒採納張賓“定河朔”之策，進而占據襄國，在石趙歷史上具有决定性意義。石勒因此建立穩定的根據地，並迅速拓展地盤。在攻滅王浚、將劉琨趕出并州以後，石勒又趁劉聰死亡之機殄滅平陽，清除了自己在華北立足的各大威脅。截止稱趙王，在不到七年的時間裏，石勒已直接掌握“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塞垣”的廣大地域。但軍事上的節節勝利並不足以讓石勒高枕無憂，還有更困難的問題擺在他面前：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日漸廣闊的地域，又如何掌握日漸龐大的機構、人員以穩固自身地位？畢竟，作爲軍事基礎的羯人武力在治國方面完全不足倚靠。

這一時期，石勒集團經歷著從軍事組織向較爲成熟政治體的深刻轉變。恰恰在此時，一大批華夏人士正活躍在石趙歷史的前臺。這並非偶然，而是石勒的有意選擇。關於石勒的用人，編號爲P.2586的敦煌“晉史”抄本載：“晉人則程遐、徐光、朱表、韓攬、郭敬、石生、劉徵，舊族見用者：河東裴憲、潁川荀綽、北地傅暢、京兆杜憲、樂安任播、淸河崔淵。”“舊族”與“晉人”在不同層面發揮著作用。除了因出身名門而具有文化上的感召力，“舊族”在制度建設方面的素養也非“晉人”所能企及。這很容易理解，由於父祖均爲魏晉顯宦，他們從小便浸潤於中原的政治文化當中，並且自身也曾在西晉朝廷占據要職，自然對政務運作、禮儀程式有著深刻的體會。“撰朝儀”不過是“舊族”角色呈現在史料中的表像，更準確地說，他們給石趙政權帶來的是一種華夏式的統治技術，在本質上影響著政權面貌。當然，在這些“舊族”心目中，魏晉制度正是最優良的範本。緣於此，整理和介紹典午一朝的官僚體制，是傅暢、荀綽的必然選擇。

“大趙萬歲”瓦當

反過來，如果我們將《故事》、《表注》視作石趙政權華夏化進程中出現的參考材料，一定會驚異於以石勒爲首的統治集團高層曾對華夏制度有過如此深入的瞭解。過去我們只能從史料中確認石趙使用了華夏式的官爵名號，現在看來，魏晉體制當中俸賜、輿服、銓選等更深層次的行政運作方式也極有可能被採納了。在整備朝儀、改革官制以外，石勒開展的其他一些政策，比如推行律令、“定九品”、廣設學校等等，都是這一脉絡的延續。這樣的華夏化進程，在石勒稱帝前後臻於極盛。

我們再從“舊族”地位的角度，對石虎朝的政治稍加辨析。過去往往認爲，石虎上臺後對漢族士人疏遠、排抑，漢化進程就此停滯。其實不够準確。石虎掌權初期，的確因穩固自身權勢的需要，誅殺了石勒寵信的程遐、徐光、石生等“晉人”。但應注意的是，對於裴憲爲代表的“舊族”，石虎却“彌加禮重”。石虎破段遼以後，又拔擢了一批先前從屬劉琨、後流寓遼西的中原高門，代表人物有盧諶、崔悅與劉群。這一方面說明，“舊族”與“晉人”介入政局的方式存在差異，因而在權力更迭時期收穫不同結局。另一方面也暗示著，士族群體已成爲石趙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舊族”在石虎時代發揮的具體作用在史料中不甚清晰，即便都如裴憲一樣“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也足以顯示華夏文化繼續受到認同與尊崇。綜合來看，儘管在一些具體措施上會有調整或反覆，華夏化的旨趣與框架已經扎根於石趙的政治進程當中。

以上我們從《故事》、《表注》兩書切入，爲石勒政權華夏化的一面提供了更多細節，但並不是認爲，石趙政權已然轉型成爲華夏國家。相反，單于制度等內亞因素的頑固存在，更提醒我們關注五胡政權中“內亞與華夏兩個傳統間的遭遇、衝突與調適”。這一課題，留待今後繼續思考。

三《故事》《表注》的南下

就在石勒稱趙王的同一年，身處江南的虞預在一篇上書中提到：“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夷狄”占據中原給晉人帶來的震痛，自然可以同情地理解，不過經歷了上文的分析，虞預所謂“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多少有些言過其實。如果繼續追尋《故事》、《表注》所展開的圖景，還會使我們看到五胡政權對江南社會的回饋。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此時的江左。兩京陷落，晉室在北方已無立足餘地，這才使駐扎在建康的司馬睿拾獲繼統的機遇。新政權倉促成立，遠離過去的政治中心，其基底又不過是司馬睿領導下的將軍府（後爲丞相府），種種因素决定了東晉王朝的國家制度需要一段漫長的完善過程。而朝章儀式方面尤其殘破，給建康朝廷帶來了巨大困擾。出現這樣的狀况，一是由於中朝品物的亡失。傳國璽就是最好的例子，《晉書·輿服志》云“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東晉皇帝因而被譏爲“白板天子”。再如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元帝只好“省太樂并鼓吹令”。旨在展示帝王車服之盛的充庭儀也在過江之後中止，這也與中原淪陷後的車駕散失有關。二是因爲中朝制定的許多儀注、令典未能流傳至江左。《晉書·刁協傳》曾提到東晉初建之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舊儀的闕失嚴重阻礙了江左禮制秩序的重建。比如，晉成帝咸和五年（330）有司奏讀秋令，遭到荀弈、曹宇的强烈反對，理由之一便是“新荒以來，舊典未備”。又如接下來的咸康初年，成帝到了加元服、納皇后的年紀，而此時却因“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只能讓華恒匆忙地“推尋舊典，撰定禮儀”。綜觀上述，時人所謂“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其實出於無奈。

不過，這一狀况到了東晉中期，尤其是穆帝永和年間以來，得到明顯改善。一個重要的契機，便是石趙政權的滅亡。我們知道，在攻破劉曜以後，石趙政權已經控制了中國北方的主體地域。而這樣强大的王朝，却在石虎死後一朝崩潰。這一事件在晉末以來的歷史走勢上有著深刻的意義。石氏盛極而衰，南方頂受的壓力大减，田餘慶先生曾清晰地揭示了東晉政局在這一背景下的發展脉絡。筆者則希望考察《故事》、《表注》所代表的中原文物的“南歸”及後續影響，來展現政治進程的另一層面。

“胡中大亂”意味著政權控制力的消退，這爲人員、物資的流動提供了孔道。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大量流民的出現。石虎死於穆帝永和五年（349），褚裒當年即從京口北伐，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並有“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雖然後面這批河北流民因褚裒的中途失敗，沒能成功南來，但我們從中可以略窺流民的規模。而此後鎮於下邳的荀羨也接收了許多前來投靠的人口，史稱其“撫納降附，甚得衆心”。同樣，在長江中游的襄陽一帶，也有大量流人的聚集。《宋書·州郡志》“雍州”條云：“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可見，在“胡亡”與前秦崩潰之後，襄陽地區都獲得了大量人口，這成爲後來雍州政治地位上升的重要因素。“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這批南來的流民極大地充實了東晉政府的軍力、勞動力。

另一方面，許多中朝文物也在此時得以回歸。永和八年（352），流失多年的傳國璽終於來到江左，“百僚畢賀”，朝廷上下備受振奮。被劉、石政權從洛陽朝廷中掠走的工人、樂人也趁機南奔。《晉書·樂志》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355），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並制石磬，雅樂始頗具。”《南齊書·輿服志》又提到：“永和中，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國，稍造車輿。”可見，正是由於這批技術人員的南下，東晉初期以來雅樂不興、輿駕多闕的尷尬狀况才得到緩解。

以上簡單說明石趙崩潰後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這種流動，既包括了下層的流民，也有來自宮廷的中朝文物，足見規模之廣大。就是在這樣的洪流中，《故事》、《表注》來到了建康。

作者在南京六朝遺跡考察（前中）

我們有更直接的證據支撑這一判斷。在南來的人潮中，頗有仕於石趙政權的士人。比如劉琨兄子劉啓、劉述，都在石虎破段遼以後爲虎所用，啓仕至尚書僕射，述爲侍中。兩人均在穆帝永和年間“歸國”。晉元帝寵臣劉隗迫於王敦之逼，北奔石勒，其孫劉波夥同後趙冠軍將軍王洽，也在石虎死後南來。楊佺期之父楊亮也於此時入晉。這批來自後趙朝廷的晚渡北人，不僅送來了關於北方局勢的情報，很可能也携帶著一些令典、圖籍。《宋書·傅弘之傳》載：

曾祖暢，秘書丞，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生弘之。

據此可知，傅暢在北方育有一子傅洪。趁胡亂之機，他得以投奔東晉，其南下的行囊應該裝有傅暢生前的著作。這條材料爲我們提示了一條傅暢《晉諸公叙讃》、《故事》等書的傳播路綫。《故事》一書保留有大量中朝的制度規定，可以想見，此時的南來對“舊章多缺”的東晉政府來說，重要性並不亞於伶官樂人的失而復得。

另可作爲參照的是，裴憲爲石趙制定的禮儀程式也於穆帝、哀帝之際進入建康宮廷。《趙書》載裴憲曾撰有《東耕儀》：

裴憲撰《三正》、《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改服不幘也。

石勒稱天王，以徐光爲中書令。由是可知，裴憲撰《東耕儀》，是在石勒末期“行皇帝事”以後，旨在完善趙王朝的皇帝禮儀。而《宋書·禮志》“藉田”條云：

自此之後（筆者按：指晉武帝以後），其事便廢。史注載多有闕。江左元、哀二帝，將修耕籍，賀循等所上注，及裴憲爲胡中所定儀，又未詳允。

裴憲“胡中所定儀”即《東耕儀》。引文後一句文字簡略，但意思不難理解：元帝、哀帝曾試圖修復藉田儀，均未能成功，前一次是因爲賀偱等人所上儀注不够詳允，後一次雖然得到裴憲所撰《東耕儀》，却仍嫌粗疏。可見，石勒享用的《東耕儀》不僅在胡亂後流入江左，還成了東晉禮制的參考。另外，關於荀綽《表注》何時南來，沒有明確的材料。不過在上文分析的基礎上，將它“歸國”的時間定於穆帝、哀帝之際，應不致大謬。

《故事》、《表注》、裴憲所定儀注及中朝文物的南來，其意義只有置於東晉初期以來品物不存、令典不備的背景下，才能獲得更深刻的理解。穆帝升平年間，何琦論修五岳祠時提到：

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

“元憝”當指傾覆中原、又給東晉帶來巨大威脅的劉、石政權。永和中的北方大亂及不久前桓溫克復洛陽，給江左帶來了穩定、升平的希望。完善制度、振興禮樂也成爲東晉君臣孜孜以求的願景，一反東晉初期倉惶草創的凋敝氣氛。此時南來的典籍、文物補充了相應的知識與道具，爲修復禮樂提供了重要基礎。可以看到，石趙崩潰與東晉中期以來政治文化層面的轉變，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四　“故事”與“史實”

晉哀帝時期的禮樂建設，曾參考裴憲所撰《東耕儀》，上文已有揭示。我們再以徐廣所撰“車服儀注”爲例，說明《故事》一書在東晉後期禮制演進中發揮的作用。

儀注，簡單地說，是爲施行禮儀而制定的規範。新撰儀注，則帶有整飭或重建相關禮制的意味。《晉書·徐廣傳》云：

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

《宋書·徐廣傳》則謂“義熙初，高祖使撰車服儀注”。可見此舉的實際推動者爲劉裕。相較西晉，東晉的輿服制度顯得破敗不堪，不僅皇帝專屬的車駕、冕服多有减損，王公以下更是“車服卑雜”。另一方面，自天子至於庶人的穿著、出行均是車服之制需要規範的對象，因內容過於繁密和專門，建立、完善該項制度並非易事，這也阻礙了東晉朝廷對輿服制度進行系統修復。在這樣的背景下，徐廣新撰車服儀注顯示出重大的積極意義，自然也爲執政的劉裕積累了“文治武功”。

《隋書·經籍志》“儀注篇”所載《車服雜注》，即徐廣“撰車服儀注”過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從該書現存佚文來看，徐廣對皇帝與百官輿服的沿革、形制、適用場合諸方面都進行了整理。這一工作能够開展，得益於兩個重要條件。一是自“胡亡氐亂”至於義熙初年，永嘉之後流散於北方的中朝車服漸次回歸。《晉書·輿服志》的記載爲我們提供了一些綫索：

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409），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417），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引文中提到的指南車、輦、金鉦輦和豹尾車，都是皇帝的專屬車輛。回到南方的車輛實物，無疑爲徐廣葺理車制提供了巨大方便。在皇帝車駕以外，亦應有其他輿服實物被奪回。    

再者，中古時期的禮制改革講究“理據”與“成準”的兼備，即既要與經典相符，又要有故事可以援引。隨著“典籍靡遺，無所依據”的窘况逐漸改善，關於輿服的“理據”、“成準”至此已經集聚到一定的程度。其中，傅暢《故事》裏保存的中朝“故事”，就被《車服雜注》接受，成爲改革的依據。儘管兩書均早已亡佚，但在散見的引文中仍能找到蛛絲馬蹟：

說《車服雜注》採納《故事》，並非只因它們的文字有完全相同之處。我們知道，《宋書·禮志》關於晉代輿服制度的記載，主要取材於西晉《服制令》和《車服雜注》。沈約在叙及三公至尚書令車制時，沒有直接承襲徐廣的記述，而是特別指出上引兩條材料來自傅暢的《故事》。這樣的處理方式，其實提示了這些文字的最早來源。

進入劉宋以後，車制、服制將迎來翻天覆地式的發展。晉末義熙年間由劉裕主持的這次輿服改革，可謂先聲。從中能够看到，流寓江南的《故事》曾以“故事”的身份，被徐廣引爲改革的理據，參與到晉宋之際的制度演進。這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事例來說明職官類書籍與中古時期政治體制之間的密切關係。魏晉以下，職官類、儀注類書籍大量擴充，編纂此類著作也成爲一種風氣，這固然反映了官制、禮制的繁密化，及其代表的王朝制度的日益成熟。但更應該强調的是，這些書籍及作者，本身就是制度演進中的主持者、參與者。觀察他們從何處取材、以何者爲依據、進而又如何表達，可使研究者更接近當時的歷史語境，制度更定與貫徹的過程也會更加立體地呈現。在這樣的視野下，政典、儀注以及王朝史中《百官志》、《禮儀志》等材料將不再只是僵硬的條文，結合其形成、傳播的過程，我們可以愈發深入地看待制度更迭背後的動力和原理；而在其遣詞造句、增删取捨之間，亦能發掘出一個時代的政治觀念。

上面我們從《車服雜注》作爲“儀注”的一面，探討了《故事》在政治進程中的角色。職官類、儀注類書籍在經世性之外，還具有史料屬性。如果將《車服雜注》單純視爲一種制度記載，那麽《故事》起到的便是擴充史實的作用。兩晉之際，除了《故事》與《表注》，針對西晉一朝官制、禮制的系統記述非常缺乏。兩書的南來，對人們理解漢晉間的制度變動具有重要幫助。作爲一種表現，在南朝的制度著作中，《故事》、《表注》頗被引用。前文提到《宋書·禮志》就採用了《故事》來解說西晉制度。劉昭注《續漢書》之《百官志》、《輿服志》則多次引用荀綽《表注》。《表注》還保留有東漢謁者選用例、延平年間百官受俸例等等先代制度，對南朝學者同樣是非常珍貴的材料。在制度書寫十分發達的南朝，兩書的史料價值一直受到重視。既爲“故事”，又爲“史實”，《故事》、《表注》的遭遇，充分展現了職官類書籍的多重性質。

從另一個角度看，原本作爲石趙施政參考的兩書，在南方的環境中，又獲得了政治與學術的複合價值。對十六國與東晉的關係，以往多著眼於政治上的對立與勾結，而一百多年裏南北互動對雙方社會、文化帶來的深刻影響還有待發覆。這筆遺産，又如何型塑南朝、北朝的歷史進程，同樣引人關心。《故事》、《表注》的例子，或能提供一些細節。

五　餘論

以上我們追隨《故事》、《表注》的脚步，試圖解開永嘉之後、亂世之下，書籍命運與政治進程的纏結。從形成到流傳，兩書見證了石趙的華夏化演進，繼而目睹“胡亡”以後華北的無序動蕩；流寓江南以來，又成爲晉宋之際制度與制度書寫發展的助力。在這裏，中古歷史展現出豐富的層次以及多條脉絡間交叉互動。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故事》《表注》這條綫索，我們還可以更深入地瞭解政治波濤中的書籍聚散情况。上文已經提到，“舊典不存”曾給東晉初期的制度建設帶來極大困擾。其實，儀注、令典的缺失正是兩晉之際圖書散亡的縮影。荀勖的《中經新簿》記西晉前期的宮廷藏書達二萬九百三十五卷。然而此後惠帝、懷帝時期的長期動亂對書籍的收藏保存造成了極爲不利的影響，匈奴劉氏攻陷洛陽最終帶來致命一擊。“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隋代牛弘將永嘉之亂視爲繼秦始皇焚書、兩漢間動亂、董卓挾帝遷都以來的一大書厄，《隋書·經籍志》則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這樣的描述。晉元帝在江南另立中央，無法直接繼承洛陽的藏書。阮孝緒《七錄·序》提到，東晉初期官方收集的圖書僅三千零一十四卷，可謂“十不一存”。“南土凋荒，經籍道息”的蒼凉之感此時在整個南方社會蔓延。

然而，書籍的數量在東晉中後期大幅攀升。太元十六年（391），孝武帝以徐廣校秘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當然，這一數字並不精確，其中應含有不少副本，但根據劉宋元嘉八年（431）《秘閣四部目錄》所記之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推算，東晉後期宮廷中肯定已有上萬卷的各類藏書。從東晉初的三千餘卷到如今的上萬卷，書籍數量成倍增加，以往學者多從南方社會內部的政治穩定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來進行解釋。本文著力勾勒了《故事》、《表注》、《東耕儀》等典籍在石趙滅亡後南下江左的過程，提示我們要注意北方局勢對書籍流動帶來的影響。肥水之戰後的中原動亂，很可能也是太元年間興起的圖書徵集活動的重要條件。“胡亡”和“氐亂”是永嘉以來，北方社會的兩次大範圍崩潰，但同時也給南北交流提供了廣闊的通道，兩波趁亂而來的書籍當不在少數。永嘉以後的書籍聚散，以及它背後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應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加以審視。

本文作者在山西考察（後排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