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来源：人物传奇

“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范达人，1935年2月生，浙江绍兴人。在家乡读小学和中学。1951年参军后，在三野卫生部学习和工作。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同年留校任教。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长。1975年出席全国四届人大。1989年至199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和研究员。之后，在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教学和研究。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文革后期，中国的舆论界，提起梁效，无人不晓。凡是重要社论，热门时评，都出自署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的手笔。那时候，梁效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　

　
　　但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一夜之间，梁效的成员又成了现行反革命,梁效也被称为是“颠倒黑白”的“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工具”。到底梁效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它是怎么样成立，又是怎么样消失的呢？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主笔，亲历了梁效从成立到解算的全部过程。

　　一、工字厅会议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我记得，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会议内容，你不要对别人讲，回来也不需要向我汇报。”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奇怪，特别是无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因为按照常规，他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该把参与的一切活动如实地向他汇报，而且把汇报视为党性的表现。可是，这次却如此地反常，足以显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第二天，我去清华工字厅参加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十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半。北大这边，有中文系的魏建功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研究马列主义的徐琳，北大政工组干部龙协涛，他最年轻，只有二十七八岁，我当时在北大历史系算青年教师，其实也已３８岁。在清华那边，到会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孙中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六个人。

　　人到齐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走了进来，并讲了话。迟群说，把你们清华、北大的同志找来，是为了编一份材料，前一段，我们去林彪住处发现他有尊孔的思想，我们向上（指毛主席）汇报了，上头要我们组织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继续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迟群特别强调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密。谢的讲话内容与迟群相仿。

　　文革中，毛泽东亲自抓“六厂二校”作为文革试点，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华。毛泽东派他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干部，抓两校的试点工作，具体由迟群、谢静宜二人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贯彻政策。迟群年约４０岁上下，原为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女，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３年军委机要学校毕业，１９５９年起任毛主席的机要员。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迟、谢指定王世敏负责。王世敏，女，４０岁左右，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员，后转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迟、谢在毛家湾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时，先在清华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几个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王世敏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对答如流，江青非常赏识，称她为“女状元”。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会后不几日，王世敏将我们召集到北大俄文楼的一间教室内，展示他们已经找到的几条林彪尊孔材料。数日后，大家觉得现有内容太单薄，难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湾（林彪住地）找一找，看看能否进一步发现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迟群、谢静宜向上面请示后，同意我们小组再去毛家湾查找。之后，我们一行十余人前往毛家湾，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

　　１０月中旬，我们第二次去林宅查找，发现了大瓷缸里林彪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认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克己复礼”，要害就是“复礼”。根据杨荣国的说法，孔子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就是复辟西周腐朽的奴隶制，也就是复辟。因此，这句话便成为我们日后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中心。此外，我们还看到林彪的笔记本上记有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

　　大约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我们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叶群书上的批语，发现有问题的，即抄录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阅《史记》，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语。最后，我们发现叶群的笔记本上记着林彪口授的“韬晦”二字。

　　根据在毛家湾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经过一个多月日夜苦战，材料编妥。它以对照格式编就，即将孔、孟和林彪的言论进行对照，然后加上标题和一段按语。具体写作方法是大家先讨论，然后一人执笔写成。当时我年轻气盛，在前辈面前不知谦逊，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个标题：“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按语“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的大事。”

　　１９７４年１月，我们又到林彪住处核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编出后的一天，江青要谢静宜去看她的女儿李讷。谢说，我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后，当即索取了一份。接着，王洪文、江青将此材料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它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样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干部会议，由迟群、谢静宜宣讲这份材料。次日，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干部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等党政领导人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大会还是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迟群、谢静宜宣讲材料之后，江青在主席台上问编写材料的班子来了没有。我们这些汇编材料者均非机关干部，全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因此，当时无一人在场。迟、谢立即通知北大、清华党委，要他们迅即将编写材料的人送到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表示没有将我们请来开会是他的疏忽。小汽车立即将我们中间能够找到的人送到了体育馆会场。周总理说这个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编得很好。大会结束后，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与编材料者一一握手，集体接见。

　　三、“梁效”的内部架构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表后，我们开始写批判文章。自此，批林批孔材料小组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该组后来常用笔名“梁效”。

　　“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科长，当时是北大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柏年（原为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王世敏分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名义上，“梁效”还有一个党支部委员会，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均为党支部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卢振义作为工人代表参加支委会，含有“掺沙子”的意思。支委会不常开会，大批判组支部的领导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负责。他们三人的直接领导是迟群、谢静宜。谢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头头下面，又分成两个大组：材料组和写作组。材料组组长汤一介，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当时有十余人，其成员主要是原先参加编写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汤一介二位先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人。我是写作组组长，负责撰写批判文章。为了加强写作组力量，又从北大、清华增调了一批笔杆子。他们是：杨克明（哲学系教师）、叶朗（哲学系教师）、孙庆升（中文系“文军”写作组长）、胡经之（中文系教师）、朱耀庭（历史系教师）和清华大学李润海、张德等人。另外，抽调了一些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如中文系的卢永麟、哲学系的穆少安和历史系的马朝军。写作组约有十五六人。

　　由于形势发展，后来写作组又分成几个小组。历史组由我负责，主要写史学方面的文章，如评介秦始皇、孔丘、农民起义等；哲学组由杨克明负责；《红楼梦》组由胡经之负责。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教员孙静负责，其任务是注释诗词，供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考。注释组有时还要将诗词译成白话，以便工作人员先理解诗词含义，然后给毛泽东诵读。为了加强力量，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后来又从中文系调来林庚教授和吴同宝先生。

　　“梁效”后期，据说中央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需要查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著，由于他们不可能去阅读全文，因此专门从北大经济系调来王俊宜，要她在《资本论》等书的重要段落下面划红线，标重点。此时，除少数人作注释和划线外，其他人全并到写作组，主要任务转向写文章。当时写作组发展到３０多人，比较庞大，为便于工作，分成九个写作小组，直属李、宋、王领导。每个小组各有侧重，详见下图：

毛泽东、江青－－〉迟群、谢静宜－－〉“梁效”核心组（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梁效”党支部委员（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卢振义）－－〉材料组（组长汤一介、副组长王世敏）、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副组长杨克明）、注释组（组长孙静）、办公室（行政事务郁龙余、印刷常文保）

　　各写作小组：

　　范达人小组侧重史学

　　钟哲民小组侧重政治

　　叶朗小组侧重哲学

　　胡经之小组侧重《红楼梦》研究

　　徐琳小组侧重马列主义理论

　　孙庆升小组侧重文学

　　梁英明小组侧重政论与国际问题

　　汤一介小组侧重哲学史

　　孙静小组侧重文学史

　　九个写作小组长均是些“笔杆子”，大多数是教师，唯钟哲民例外，他原是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政工干部，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我和钟哲民均拥有“尖刀班长”的头衔。可能由于我们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些，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

　　“梁效”后来还做了些与大批判无关的工作。例如，全国各地有不少人给中央写信，其中一部分群众来信就转到了“梁效”，由我们摘其要点，综合上报。这超出了“梁效”作为大批判组的职责范围。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梁效”不仅是一个写作班子，也是一个秘书班子，此话不无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还曾要“梁效”做过一件与大批判毫不相干的事。一次，江青到新华印刷厂，不知怎么疑神疑鬼，认为新华印刷厂有特务，有人收集她的情报，她将此事告诉了迟群、谢静宜。他们便派宋柏年两次去新华印刷厂调查。最后宋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梁效”最后的成员有：

　　李家宽　　北大党委常委

　　宋柏年　　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

　　王世敏（女）　清华大学哲学教员

　　马栩泉　　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教员

　　王朝文　　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龙协涛　　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卢永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田余庆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员

　　史国衡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叶　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卢振义　　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

　　孙中原　　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

　　孙庆升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

　　孙　静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员

　　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员

　　陈先达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研究所教员

　　吴同宝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

　　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李润海　　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陈熙中　　北京大学留学生汉语教研室教员

　　周一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郁龙余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

　　张正钊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教员

　　范达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洪兆龙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张世英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杨克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林　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根清　　华大学化学系教员

　　罗祥文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员

　　张　德　　清华大学教员

　　赵齐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成勋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

　　胡经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哲民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常文保　　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梁英明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穆少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魏建功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授、北大副校长

　　在上述成员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张世英、史国衡。冯友兰是“梁效”顾问。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冯府请教，例如，《孔丘其人》写成后，就曾派人登门征求冯老的意见。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不像“文革”初期加入群众组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这一组织最初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１９７４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谢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仅是两校。于是，后来一些分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如社会上广泛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有人还用“写梁效式文章”的语句，讽刺他人。

　　“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１９７４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以后，我们搬进了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从此，这里便成了两校大批判组的办公地点。此楼原为专家招待所，专供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到北大讲学和学术交流时下榻，楼内装饰较为高雅。大批判组的中、青年成员均在此食宿。每人一室，写作组占用了一层楼。二楼除李家宽和宋柏年外，多数为材料组占用。三楼住着王世敏等少数女同志，偶尔迟群、谢静宜也在三楼小住。二层与其他楼层相比，戒备更为森严，因为搁置了许多材料。闲人不能随便入内，会客只能在一楼客厅。大楼门边设有传达室，昼夜有人值班，这座灰色的大楼的确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中青年成员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则必须返回驻地。有时为了赶写一篇文章或准备一份材料，甚至连星期日也要加班。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自交１０元，公家每日补助４角钱。两者相加每月约２２元。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我们的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有稀粥、豆浆、油饼、鸡蛋等，中、晚餐均为一荤、一素、一汤，夜间加班则有馄饨、包子等夜宵。逢年过节另有丰盛的会餐。

　　四、一段清闲

　　在“梁效”期间，我们写了很多文章（部分重点文章的写作情况可参见《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３期），一度很是风光。

　　１９７５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梁效”的人感到迟群有点情绪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数明显减少。什么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方知原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关于组阁问题有过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曾有自己的组阁方案，江青曾提议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部长。后来，他们的组阁计划落空，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当时，我们对内情一无所知，只感到迟群不大高兴，不那么活跃而已。

　　１９７５年３、４月间，姚文元借毛主席的话，反复强调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这时候，“梁效”内部传达了江青在４月３日、４日、５日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她指出，经验主义是主要的危险、是当前的大敌，是党现在的最大危险，应该加以批判。“梁效”写文章时亦加进反经验主义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组起草批判“因循守旧”的文章时，便尽可能地把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融入其中。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当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有经验的人，指向文革前担任领导工作的“走资派”。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过不多久，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面已经“刹车”。传说毛主席对此有批示。后来，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新华社有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姚文元审阅后上呈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项主要内容。毛主席看后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３日在上述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毛主席的批示，特别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那一句，显然是针对江青和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样的消息对“梁效”封锁，当时，我们无人知晓。

　　尽管毛主席４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们传达，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气氛的变化。“梁效”从４月份起开始萧条，大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有点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撰写一本秦始皇传记。大家赞同我的提议，并提出赴西安参观秦陵、兵马俑，进行实地考察。可是，李家宽不同意我们去西安，而要我们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参加一点社会实践，不要整天关起门来写文章。

　　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触社会，大家都很乐意。与东城区联系后，我们小组到一个做医用手套的乳胶厂劳动。劳动期间，我们应邀参加了东城区“学理论、谈心得”大会。此外，还参加了几次由东城区委为我们组织的座谈会。在这种会上，我们一般只听、记，不发表任何意见，不随便讲话，比较小心谨慎。

　　在乳胶厂劳动时间不长，仅三周左右便告结束，重又返回“梁效”住地北招待所。之后，便进入７、８月北京最为炎热的季节。可是，“梁效”却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当时，我们有一种“断线”的感觉。因为，以往迟群、谢静宜不时地到“梁效”来，常带些上边的精神，而现在，他们很少来，几乎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们没有上边的精神，岂不就像断线的风筝。过去我们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且往往是头版头条，而现在很少有人约稿，我们这些人空前地清闲。我常以游泳消遣。有一次，在北大游泳池，碰见我们系一位同事，他得意地说：“你们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不写什么文章了吧？”我觉得他的话有点不大入耳，便告诉他：“《红旗》第八期不是发表了我们一篇《评林彪的卖国哲学》吗？”他说：“那是你们以前写的稿子，你们的存货。”此时，校园内和社会上已议论纷纷，“谣言”四起。传说毛泽东对江青有所批评。毛泽东就电影《创业》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过去，我总以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说的就是毛的想法，现在看来并不尽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听到社会上的种种传闻后产生了许多疑惑，比较突出的是一位写作组小组长。他私下流露出对江青的怀疑，后有人向上汇报。迟群、谢静宜得知后强调：“梁效”内，不能有人怀疑江青，否则就要立即调离。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此人并未离开，仍留在“梁效”。

　　上述萧条状态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在此期间，我们就学学理论，读读马列，倒也自在。

　　五、评《水浒》

　　１９７５年春，“梁效”来了位中年女性。她与我们一起用餐，但不与人接触、交谈，偶尔只与谢静宜说上几句话。此人是谁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卢荻。她是１９３１年生于东北辽阳，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后到解放区；１９５４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转到北大中文系。

　　当时，毛主席已年迈体衰，行动不便，走路需人搀扶，昔日畅游长江的风采已成历史。眼疾更使他备受困扰。他备有两副眼镜，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只有右腿，供其侧卧时使用。这样看书，时间一长，十分疲倦，对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人为他侍读。经过筛选，最后选中了卢荻。

　　卢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谢静宜向她介绍毛主席的有关情况并交待注意事项。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６日，卢荻进入中南海，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据卢荻回忆，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她就如何评价《水浒》问题，请教毛主席。她之所以就此发问，是因为１９７４年《北京日报》约北大中文系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时，希望点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实质。当时，学术界对此反应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接着，他谈了对《水浒》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上述评论，姚文元当日获悉。他立即致函毛泽东，内称主席所提的评论《水浒》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议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评论《水浒》的文章。毛泽东收到姚文元的信后，当天批示同意。

　　江青于８月下旬，召集会议。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９月１７日，江青在大寨对一百多人讲话时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谢静宜将此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当时，上述情况未向我们透露。

　　在此期间，《红旗》第９期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９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称：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当时作了反击。９、１０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反驳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我认为毛主席与卢荻关于《水浒》的谈话可能属于文学领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拟在全国范围内评论《水浒》的建议就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具有针对性，其矛头指向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在毛泽东同意印发姚文元的信后，沉寂了一段时日的“梁效”重又活跃起来。“梁效”写了不少评论《水浒》的文章。我们小组撰写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投降主义的赞歌——评〈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另一题为《林彪与〈水浒〉》。在撰写上述文章期间，“梁效”又从北大中文系调来几位对《水浒》比较有研究的人。我记得其中有吴同宝先生，他有时参与文章的起草，有时参加文章的讨论，向我们提些中肯意见。他用吴小如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是文学史方面的一位专家。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他作的题为“怎样欣赏京剧”的讲座。他边讲边放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唱片，讲得有声有色。粉碎“四人帮”后，他与我们一起接受审查，其实他到“梁效”的时间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释工作。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传达后不久，“梁效”成员均赴大寨参观去了。这次活动是应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在半山腰处，我们见到了郭凤莲。她梳着两条辫子，穿一双布底鞋，挑着一副箩筐，准备去田间干活。郭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简单寒暄了几句。我们兴致正浓时，迟群、谢静宜给李家宽打来了电话，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说有任务。我们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六、想离开“梁效”

　　李家宽和王世敏在“梁效”内曾有过一次信任危机。大约在１９７６年４、５月间，宋柏年召开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大会，对李家宽、王世敏两人的工作作风进行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此会并支持大家对李、王二人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大批判组，回原单位工作。那天，我正好回家，没有参加那个批判会。事后，有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李、王二人调离后，宋柏年担任“梁效”主要负责人，东语系的郁龙余和中文系的孙静进入领导班子。北大党委书记、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和北大党委常委魏银秋得知此事后，认为处理欠妥，强调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风或其他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但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应调离“梁效”。迟、谢考虑了王连龙和魏银秋的意见，两三天后，又将李家宽和王世敏调回大批判组并官复原职。

　　１９７６年春，我的妻子从波兰回国休假。为便于工作起见，她希望我同往华沙。我也想乘机离开“梁效”。我向“梁效”领导打了报告，要求随妻赴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请调报告先交给李家宽，再转送迟群、谢静宜。出乎意外的是，“梁效”党支部、校党委和迟、谢一路绿灯，旋即获准。当时，我以为领导通情达理，照顾我们夫妻两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帮”后，有位头头告诉我，迟群生怕我把“梁效”的情况泄露给外交部，曾几次说：“让范达人走吧！”由此看来，我的请调报告正中他们的下怀。不过，我并没有调成，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赶上了华国锋下令查封“梁效”。

　　七、“梁效”终结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覆灭。但我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到１０月１０日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当日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刘隆亨，碰见我，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你听到什么消息？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被抓起来了。我心里一震，说怎么就这样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我将迟、谢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

　　半夜１２点，我们都睡觉了，灯光很亮，很多吉普车、摩托车，军队把“梁效”住地包围起来了。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头。一个为首的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中央下令查封“梁效”，你们马上离开，只能带洗漱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我们灰溜溜地走出了“梁效”住地。

　　从这时开始，“梁效”成员受到严厉审查，写材料，交代问题，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我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八、从严发落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旬，正当我们在写揭发、交代材料之际，历史系一些教员和学生，一边喊口号，一边敲着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下游斗李家宽、王世敏和魏银秋。李家宽的脖项上挂着“梁效”头子的木牌，王世敏则挂有“江青的女状元”字样的牌子。魏银秋因为来自八三四一部队，因此，胸前牌子写的是“通天人员”。

　　由于文革初期我有挨批斗的经历，因此，当时的心情并不紧张。这一天似乎还讲政策，并未把我揪出来，尽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较突出，罪名不可谓不大。

　　可是，好景不长，之后，我被批斗过多次，曾被北大理科的学生和年轻教员揪斗过，也被历史系揪回系斗过几次，既有大会，也有小会。

　　后来，清查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斗争逐步升级，从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开会学习和写交代材料外，其余时间无人看管。此时则不然，平时我不得随意离开红二楼。我的妻子受到牵连，突然从驻外使馆被调回。虽然对我不断施压，但过了一段日子，清查组大失所望，认为我并未交代出什么要害问题，而态度甚至比以前更坏。１９７７年３月，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北大革委会副主任黄辛白宣布对我和杨克明实行隔离审查。随即，清查组派来两个人进驻我的房间，实行２４小时的监视。外出打开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当然更不准回家。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我认为该交代的问题均已和盘托出，再也写不出什么新内容，于是，便索性不再考虑此事，自学起英语来。

　　后来，为我建立了一个专案组。尽管特地为我的专案组调进新人，增强兵力，软硬兼施不断地审问我，但对我这个“堡垒”仍难以攻克，无甚收获。此时，北大历史系某些人特地在“梁效”受审楼内，贴出一墙大字报，洋洋数千言，对我进行全面系统的“揭发和剖析”，与专案组内外呼应。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罪行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北大师生员工外，还有国务院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３２个单位的代表。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少说也在万人以上。首都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传中戏称其弟为兄建造了“耻辱柱”与“审判台”。

　　中午，“梁效”全体成员先被拉到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然后，大会组织者下令，从中挑出１５名左右“梁效”骨干，等候批斗。鄙人荣占首席，第二名是钟哲民，后边如何排列，难道其详，因为禁止我们东张西望。乐黛云在其自传中说，发现她的丈夫汤一介站在第四位上。这１５名骨干基本上是“梁效”组长以上成员，外加我们写作小组的两名成员何芳川和陈先达。进入体育馆会场后，我们１５名“梁效”骨干低着头，排成一字形站在体育馆中央示众。据说，台上还站着迟群、谢静宜、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这次大会的重点之一，是对我——“梁效”骨干分子，作为从严发落的典型，进行批斗。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新北大》校报报道：“×××同志严厉批判了范达人卖身投靠‘四人帮’，炮制大量反党黑文，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行径，并鉴于范达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实际情况，强烈要求从严处理。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坚决支持。”

　　随后，党委副书记韦明代表校党委宣布决定：“范达人在隔离审查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反党阴谋活动，经北京市委批准，决定范达人由公安机关监护审查。”

　　此次大会还宣布对一名“梁效”成员从宽处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到“梁效”没有几天，专做诗词注释，没有任何问题，将他作为从宽对象，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样，这次万人大会，又称之为体现党的政策的宽严大会。

　　宽严决定宣布后，就在万人大会上，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在许多学校和各界代表面前，我被公安人员押解出会场，上了一辆囚车。此时，车内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专案组长。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抬头向车窗外张望，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车内地板上。约半小时后，囚车在一座旧式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大门传达室值班人员首先收缴了我的手表、钥匙、人民币和粮票等随身物品。然后，由一名牢卒领着我往里走。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阴森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后来进入一个过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询问值班人员，究竟将关在哪个号子。此时，一名剃着光头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号子前，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半步桥监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声，弄清了自己到了何处。

　　在狱中，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聂元梓。此时的她头发花白，行动迟缓，昔日“光采”荡然无存。我从牢门的小孔中，还看见过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头头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头，时不时与牢卒争吵。看到狱中有这么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丧情绪稍稍减缓，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在监狱里呆了一年零十九天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我走出了大墙，结束了牢狱生活。

　　我出狱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对我进行系统揭发和批斗的×××当面向我表示歉意。据说，当时北大党委要历史系出一人在大会上发言，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找到了他。这位发言者到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认为现在材料不过硬，不足以说明我问题的性质，而党委领导却鼓动他：“这事由党委负责，你就这样发言吧！”

　　说到当时的北大党委，我想到一位副书记，他原是中央团校负责人，后调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长，粉碎“四人帮”后，负责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极力按照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定下的基调，向我们施加压力，令我们老实交代。一次在俄文楼召开的对“梁效”成员训话会上，他厉声吼道：“范达人，你那篇文章（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如果贴到天安门广场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抓起来！”后来又在一次会上，他指责我们歪曲历史，说什么“史书上明明记载拥护武则天的人只有八千，你们为什么要写六万人？”当时，我心想是你把史实记错了。对他的训斥，我均沉默以对。１９７９年，我出狱后，曾为我问题的性质一事找过他，一进客厅，见他正在阅读《资治通鉴》。他看到我，显得非常热情，说了一番颇为通情达理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华，进入“梁效”是由当时的组织上调去的，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努力发挥作用。若干年后，他已到中央某一单位任职，一次游览长城时，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期而遇，当得知其中有我的儿子时，态度十分亲切。这位副书记对“梁效”成员的态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