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

作者简介：

周禄丰：湖湘士子，耕耘杏坛，酷爱湖湘文化，著有《通天血路：太平天国往事》《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

内容简介：

安庆之战是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战前清朝有亡国之忧，战后清朝逐渐掌握军事主动，最终一鼓作气攻下天京，消灭太平天国！本书选取安庆会战这样一个转折点，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场大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曾国藩在天下大乱之际，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一介书生独创湘军，统率群雄。对抗太平天国，屡战屡败，甚至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47岁时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蛰居老家两年，他反思自我，终大彻大悟。重新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而且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对赌，最终战胜了安庆之敌——陈玉成，一生功勋奠定于此！

本书围绕湘军与太平天国会战安庆来布局谋篇，深入地解读了咸丰皇帝、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军政名人在大变局中的选择与行动，堪称一部翔实的晚清军政史。同时它也是一部关于人情世故的博弈史，表面上写的是战争，实际上写的是背后各种人情世故和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

翻开本书，看曾国藩如何以一种拙诚的精神，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路，一个敢于担当者的觉醒历程！

名家推荐：

唐浩明 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曾国藩》系列小说作者。

张宏杰：著名历史学者 、畅销书作家，《曾国藩正面与侧面》 《曾国藩传》作者。

谭伯牛：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战天京》《湘军崛起》作者。

袁灿兴：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军机处二百年》》《大唐之变》作者。

郑小悠：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作者。

推荐语：“曾国藩”可谓历史写作的显学，周禄丰先生的《战安庆》却能别出心裁，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曾国藩，实属难得。书中关于曾国藩等湖湘精英所作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创新，尤其给人深刻印象，这些举措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时局，而且对我们现在也仍具启示。（ 袁灿兴）

目录

序章

一、书生从戎

一 官场野蛮人

二 拆分“团练”

三 建军大分裂

四 不救“恩师”

五 誓师东征

六 收复湖北，金陵在望？

二、中年危机

一 前功尽弃

二 碰壁江西

三 毕金科之死

四 与皇帝的积怨

五 曾左绝交

三、湘军始末

一 事功本于学问

二 书生军团

三 编练“新军”

四 创办水师

四、后方建设

一 骆秉章经营湖南

二 胡林翼主持湖北

三 督抚“相和”

五、大盈若冲

一 愤怒中年的彻悟

二 曾国藩肖像素描

三 重新站在历史风口

六、打破僵局

一 三河惨败

二 多龙鲍虎

三 “败保”大将军

四 多隆阿新贵

五 小池驿大捷

七、变局悄至

一 英法突入

二 李秀成绝地求生

三 天意回转

四 左宗棠出山

八、安庆之围

一 置身绝地

二 “勤王”疑案

三 乱极时站得定

四 曾国藩的豪赌

五 日落安庆城

九、江苏危局

一 洋枪队的诞生

二 李鸿章崛起

三 死斗何桂清

结语  清朝人曾国藩

序章：

咸丰二年七月廿五日（1852年9月8日），赴江西主持乡试的湖南湘乡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在安徽太和县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久居京师，与家中母亲分别已有十二年，原定乡试结束后回家探亲，不料母亲已去世。江河万里，慈母长绝，悲不可遏的曾国藩在太和小池驿痛哭一晚后，收拾行李到九江雇船，走水路溯江而上回家奔丧。船至黄州，天上乌云密布，江面狂风大作，渡船被顶头风吹得团团打转，他狼狈地坐在船里，仿佛被浓黑的乌云掩埋。

十九世纪走过一半，遥远的西方世界里蒸汽机的声音轰鸣如雷。曾国藩被困黄州的十一天里，在遥远的欧洲，击败拿破仑大帝的英国巨人威灵顿公爵去世，法国人亨利·吉法尔用蒸汽机把飞艇送上了天空。这些宛如海客奇谈的异域新闻，是他无从得知也不去关心的。他的船随着呼啸的热风在黑暗里向前，不知开往何处，风浪无边无尽。

水路踯躅十一日，曾国藩不得已弃船登岸，走陆路去武昌，抵达武昌方知太平军西王萧朝贵兵围长沙。长沙战事正酣，荆楚一带反清力量云集响应，赢粮景从，他只得经岳阳绕道回家，历山河之险阻，赏风雨之艰难，终于在一月之后抵达湘乡县荷塘镇白杨坪老屋。

换上白色麻布丧服，曾国藩到灵柩前哭祭母亲。离家十余载，功名半纸，风雪千山，母子二人阴阳两隔，纵然养气多年，又如之奈何？安葬母亲后，他又到祖父曾玉屏坟头祭拜。曾氏祖上以务农为业，在曾国藩以前还没有人中过举人。论身份，人称星冈公的曾玉屏只是个乡下豪强，论气魄，他却又是草莽中的豪杰，曾国藩的为人处世受他影响极深。

曾玉屏早年是个轻浮浅薄的乡村浪子，壮年后幡然悔悟，成了德高望重的乡村首领。他虽是乡农，却十分有威仪，有“雄伟非常之概”，湘乡人说尽管曾国藩兄弟做了高官，但无论是外表的威严还是办事的方略，都比不上他们的祖父。如果有功名在身，或者晚生四十年赶上天下大乱，这个湮没在太平岁月里的老农或许也是个建功立业的豪杰。曾玉屏为人处世颇有特点：刚强倔强，不屈不挠；胼手胝足，脚踏实地；每逢大事先做规划，立下规矩后能持之以恒。

日复一日，潜移默化，曾国藩几乎全盘继承了祖父的性格，这让他成了一名博学、方正的大儒，以超乎常人的坚韧意志建功立业。而这种乡村首领特有的倔强、霸蛮和单纯，也让他在官场碰得头破血流。

祭祖之后数日，湘乡士绅接踵而来，请曾国藩出山主持大局，领导本县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袭扰。他却以丧服在身，着孝服不当入公门为由婉拒了。

他是研究天理人欲的道学家，主业是务虚的朱子学，闲暇时兼治考据和古文。在京师做了十几年清要之官，未经过基层业务的历练，久居京师的他不了解民情，不知道眼下民怨沸腾，朝廷如坐火山之上。数年前，同乡举人江忠源对曾国藩说天下大乱在即，曾氏还当作是狂生之见。在他眼里，十年前的鸦片战争不过是晚明倭寇袭扰的重演，近来的地方民变亦不过为寻常小民作乱，天下本太平无事，又何苦庸人自扰。

清代地方官为了粉饰太平，对本地的民变总是设法遮掩、隐瞒，中央政府并不清楚下情。太平天国兴起广西，清廷将其当作天地会起义的支流，即便洪秀全已在永安建制称王，他们也不十分看重，连太平天国主事者是谁都不清楚。太平军在广西攻打桂林多日不克，在全州蓑衣渡被江忠源的几百乡勇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连西王萧朝贵都在几天前于长沙天心阁中炮身亡。曾国藩自然把他们当作乾隆以来常见的小股会党作乱，以为至多骚扰地方几个月就消停了。

“拙诚”是曾国藩一生安身立命之本，虽说拙能胜巧，但他比果决练达的聪明人“见机”总要迟上几分。他说，太平军不过就是寻常土匪，白杨坪地势偏僻，不在交通要冲，曾家子弟和附近乡农又骁勇好斗，我辈居家稳若泰山，无须惊恐。①此时的曾国藩，虽有成为名臣的资质，见识比之寻常官僚却并无高明之处，既昧于世界新知，又不明了敌之实情。他虽知晓清王朝官僚系统的朽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却并未料到天崩地裂的变局来得如此之快。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在家丁忧守制（清代制度，父母去世，官员应当离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让他以“在籍大臣”身份，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是指定他接替已赴湖北襄阳作战的罗绕典，与巡抚张亮基一同管理湖南团练，镇压湖南境内民变，并协助官军抵抗太平军。

通常认为，包括曾国藩在内，清廷一共任命了四十多名“团练大臣”。但在咸丰十年（1860）以前，并未有上谕明确有“团练大臣”这一官职。清廷只是让一些退休致仕或者丁忧在家的官员，以“在籍大臣”“在籍绅士”的名义，协助地方督抚办理团练。因为清朝地方官任职有回避原则，各省巡抚都不是本省人，与本地士绅之间存在隔阂，朝廷就让“在籍大臣”利用自己在本乡的影响力，以半官半绅的身份帮助地方政府统辖筹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但在咸丰十年前，并没有特意设立“团练大臣”这一官职，“在籍大臣”“在籍绅士”并非朝廷正式职官。

实际上，得到帮办团练上谕的“在籍大臣”很多，历史学家崔岷先生根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进行了统计：根据收录进这份档案的上谕，帮办团练的“在籍大臣”，或者咸丰十年后被任命为“团练大臣”的官绅多达二百六十五人。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不但地方官员与他为难，连绿营武将都从中作梗，就在于他虽有奉命帮办团练的名义，却不是朝廷所设职官“团练大臣”，是绅而不是官，或者说非官非绅、半官半绅。依照上谕，曾国藩只是帮同巡抚办理团练，是巡抚为主而他为辅，他统带的乡勇只算是地方士绅创办的“义师”。

团练的设想起源于明末官员卢象升，他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时发现，无论官军重创农民军多少次，只要逃走了一些首领，他们总能纠合流民东山再起。明末社会矛盾尖锐，因饥荒而濒于死亡的农民随处皆是，一碰上李自成、张献忠这样强有力的组织者，就如火药桶溅上火星，立刻炸得天翻地覆。要想平息农民起义，就必须设法把有组织的起义军和尚未发动的民众隔离开。卢象升于是把地方民众组织、控制起来，在各村落之间修筑堡垒城墙，由忠诚于朝廷的士绅牵头，遇到农民军活动就把村民赶进堡垒，隔绝起义军和民众，使之得不到粮草和兵源。

清朝嘉庆年间，川楚一带爆发白莲教起义，白莲教徒人数众多而组织分散，他们有时合兵一处伏击清军，有时又化整为零打游击，清军主力部队四处奔走，疲于奔命。合州知州龚景瀚发展了卢象升的思想，他向朝廷呈进《坚壁清野并招抚议》，提出“坚壁清野”与“剿抚兼施”的办法。要“坚壁清野”，就得让基层的士绅握有武装力量。清政府以乡为单位，让本乡著名士绅牵头，把士绅控制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而控制全部村民，在村寨里修筑堡垒，组织被称为“团练”的民兵。团练经费由士绅自筹，加入的壮丁在官府造册登记，农闲时进行简单军事训练。遇到白莲教武装攻击，就由团练把全部村民赶进碉堡，坚壁清野，断绝对手搜集粮草的可能，再借助堡垒和小股白莲教武装顽抗。白莲教军队失去补给，不能接触、动员民众，再被依托堡垒的团练武装迟滞、封锁，最终逃不过被清军主力包围、歼灭的命运。

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各地民变四起，“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啯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著名目之‘棍匪’‘窃匪’”②，大大小小的反抗军不下十几种。各地士绅因袭镇压白莲教经验，也大办团练，湖南湘乡团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只是各地团练都由知县牵头，以基层士绅承办，没有省一级的负责人统一指挥，对付一般民间武装尚可，却无力对付太平军这种组织严密的大队人马。太平军自广西突围后，在湖南郴、永一带得到会党武装归顺，兵力扩充到五六万人，大势将成。清廷见太平军势大难治，开始组织能在省区范围内协助巡抚统辖团练的“在籍大臣”。

咸丰皇帝并不期望团练能对付太平天国的雄壮人马，他交给“在籍大臣”的任务，是在各省指挥士绅办团，替朝廷掌控士绅，进而掌握基层武装力量，把底层社会组织、控制、武装起来，扩张朝廷在基层社会的力量。基层控制住了，就不会有民众起事响应太平军，地方上也能更有力地汲取资源，襄赞主力军作战。

曾国藩最初并不认为太平军能够对朝廷统治乃至传统礼法社会产生严重威胁。他不赞成仅仅为了对抗“区区”太平军，就大动干戈地实施全国总动员。在他丁忧赋闲的数月间，太平军围困长沙不克，被迫撤退后经岳阳向武昌而去，湖南形势大有好转，这似乎更印证了曾国藩的看法。若不以镇压太平军为目的，让曾国藩出来恢复湖南的社会秩序，以期河清海晏，他又觉得困难重重。曾国藩对清朝的吏治非常熟悉，在他看来，清王朝的官僚系统暮气极深，京官退缩、琐屑，地方官敷衍、颟顸，上下一齐朽坏，若镇之以静，勉强维持局面尚可，如果要大展拳脚，势必劳心劳力而无所成。就算自己奋不顾身，带着少数有志之士大刀阔斧地去开创局面，也很可能遭到官僚系统反噬而头破血流。

有鉴于此，曾国藩就以丧服在身，应当在家守制为由，准备上疏辞去帮同办理团练的职务。恰在这个时候，形势大幅逆转，因数万岳阳船家的加入，太平天国建立了长江以南最庞大的水师，加之获得昔年吴三桂遗留在岳阳的军械，战斗力大增，很快就打下武汉三镇。武昌之战，湖北巡抚常大淳兵败自尽，湖北提督、满大臣双福父子被杀。太平军在武昌的旌旗遮天蔽日，震动朝野上下，也颠覆了曾国藩的固有看法。有能力攻破省会城市，逼死封疆大吏的军队，已是可以和清廷正式对峙的政治势力。长江之上，又无阻挡太平军的水师，几十万太平军随时可以直下江南，破金陵（今南京）入江浙，割据南方建号称王了！

太平军首领多为出身农家的绝世天才，组织严密，信仰坚定，早在广西时就能以不足万人和十万清军周旋。太平军往往三五个士兵执黄旗一面，持刀牌鸟枪，就敢与数百清军抗衡。曾有七名太平军勇士亡命追杀一千多从贵州威宁调来的清军，清军只敢抱头受死。此前攻打桂林、长沙不能得手，是因为缺乏攻城装备和重火力，无法对付重兵守卫的坚城。在岳阳得到了枪械和火炮，清朝的城池就再也挡不住他们了。

还在鸦片战争前，澳门的一家报纸就嘲讽清朝说：“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其师船之样，若得我等或米利坚之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各师船。中国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之纸上王国矣。”③这篇新闻嘲讽中国是纸上王国，显然是没见到充斥在数亿中国人胸膛中，经数千年而不衰的英雄气。但把“中国”二字换成“清朝”，却是贴切的。暮气沉沉的清王朝，确实已是一个纸上王朝。现在，从广西迸发出的火焰，眼看要把这个纸上王朝烧得灰飞烟灭。

山岳崩颓、风云变色，形势危急至此，曾国藩也不得不出来收拾局面了。但他之前已用为母守孝推辞任命，孝道乃儒家之大节所在，守孝之言既出，此刻正势同骑虎。恰好此时友人郭嵩焘来访，以保卫桑梓的理由相告，又请曾国藩父亲出来劝说。有了父命，得了台阶，曾国藩就顺水推舟，到长沙协助巡抚张亮基。曾为人拙迟儒缓，事前总是思虑万千，但一朝心定，就当仁不让、百折不挠。他与郭嵩焘一同起身，在湘乡县城会合了朱孙诒、罗泽南、王錱（ｚｈēｎ），点齐一千精锐团练奔赴省城。

咸丰二年十二月廿一日（1853年1月29日）清晨，墨袍素巾的曾国藩以及和他创业起家的班底到达长沙。天低吴楚，江流莽莽，一千多名着青色号衣的士兵踏着数月前战斗留下的一地狼藉，踏着十九世纪的黄泥路向前开进。长夜顺着省城残破的围墙和城头熄灭的灯笼一点点褪去，这些质朴蛮勇的农家子弟尚不知统帅将要带领他们走向何方，但他们和清王朝的命运已在此时缓缓分出了一条岔路。

【注释】

① “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绝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见《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217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② 黄爵滋《敬陈六事疏》，见《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4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原文转引自范文斓《中国近代史》第1分册第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38年版。

内文试读：

愤怒中年的彻悟

咸丰七年（1857），盛夏的热浪蒸腾着白杨坪，四十六岁的曾国藩站在老柏树下沉默不语。出湘三载，征战不休，却带着半头风霜和一身火气归来，他眼中透着两个字——“不甘”。勇猛精进的刚介儒生遭遇中年危机，自然抑郁苦闷。上司的猜忌，同僚的中伤，友朋的死难，凡此种种，与壮志难酬的忧愁缠绕在一起，灼烧着曾国藩的神魂，令其寝食难安。

曾国藩立志要在乱世做圣贤，以“忠义血性”感化同人，然后移风易俗，再造太平，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湖口惨败，南昌坐困，江西战局一筹莫展，他在事业上寻不到出路。对比胡林翼和骆秉章的成功，曾氏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面对皇帝的猜忌与同僚的排挤，他甚至萌生世道不值得拯救的绝望想法。

曾国藩四顾茫然，觉得举世皆与自己为敌，颇有“苌弘化碧”“眼悬国门”的冤屈。他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义士荆轲之赤心化为长虹，围观的人却以为是灾祸；忠臣苌弘之鲜血化为碧玉，赏玉的人却把它当作烂石头，这种心情可谓沉痛之至。①从老师唐鉴、倭仁那里学来的养气功夫丝毫不能排解内心的苦闷，他甚至起了就此放手、一死了之的念头。曾国藩在给刘蓉的另一封信里说，到处都是掣肘捣乱之人，怎么也不能一展抱负。现在数着日子等死，到时候你给我写墓志铭，如果不为我鸣冤，我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②

当人走投无路之时，最盼得到同人的支撑，纵然举世皆敌，只要有二三志同道合者声援，尚可坚信“吾道不孤”。谁料连左宗棠都来信责备他抛下江西军务回家是不顾道义之举，曾国藩就真正绝望了。长沙、岳阳、武昌、湖口，从洞庭湖到鄱阳湖，从湘江到九江，数年努力之经营，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如露消逝。

枯坐家中等死，曾国藩每日心烦气躁，抑郁难当，不是写信骂同僚，就是与家中子弟吵架，甚至辱骂弟媳，这是以理学名世的曾国藩一生最失态之时。为收束情绪，他常在老家屋前静坐，仰观高嵋山上阳春烟霞，俯瞰白杨坪前翠竹松涛，心情渐至和缓，打消了死志。死志既消，他又开始反思过往几年种种得失，然而越反思就越纠结，情郁于中，不能释怀。因为每日思绪万千，又得了失眠症，心情越加低落，心中的煎熬与暑气的烘烤内外交加，白杨坪宛似烘炉。

好友欧阳兆熊得知后，推荐长沙名医曹耀湘（字镜初）为曾国藩治疗失眠症，又劝谏说：“曹镜初的医术可以治你的身病，而黄老道之书，却可以医你的心病。”③经欧阳兆熊和曹耀湘推荐，曾开始读老庄等道家著作，早年匆忙一过的名言如“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此时再读真如一缕春光，照到他被黑暗重重包围的心上。

夏日过后，天气渐凉，身心稍有恢复的曾国藩走出白杨坪，四处访友。看到湘水潮起潮落，不舍昼夜，江上往来的轻舟顺流而下，倏忽之间，已越十里。曾国藩忽然领略到“上善若水”的境界，明悟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道理。

曾国藩最崇拜的祖父曾玉屏，留下祖训“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母亲也是倔强刚强之人，曾国藩自述“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受家庭的影响，曾氏的个性倔强刚强，这也符合湖南人霸蛮的风格。

曾国藩到京师读书后以程朱为宗，而程朱的传人多半有几分孟子式的迂阔天真与屈原式的自恋清高。此后常年带兵打仗，以申韩之术治兵，又不免学到了法家的霸道。他以刚强、迂阔、自恋、霸道的态度周旋于晚清陈腐的官场，当然不免四处碰壁，待碰壁之后再用这套观念去反思，不但不得要领，反而如火上浇油，越烹越烫。得欧阳兆熊提醒后再读老庄，受“中年危机”困扰的曾国藩才算是找到了突围的办法。

道家人生观的要义，首先在“顺其自然”四个字上。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天命不可揣测，人力终究有限，历史的大势往往不受个人的意志和努力而转移。儒家强调遇事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知其不可而为，总想以一己之力撼动大势，往往徒劳无功。曾国藩得老庄的启发，感悟到在浩瀚的宇宙里个人的渺小，继而又认识到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浪潮中，个人只能努力实践而不能妄求一定成功的道理：

人生在世，做事只求尽心，而成败不必强求。如果大事有成，那也是个人的努力符合了自然规律或者天命，不必把功劳都当作自己的；若大事无成，也不必沮丧，因为世事的发展本就不受个人掌控，“尽其在我，听之在天”。一旦看破这个道理，不再执着于成败，不再汲汲于功名，那之前所遭受的各种挫折，也就不必时时挂念在心了。

所谓中年危机，无非就是人到中年因事业无成而产生的焦虑和惶恐，一旦跳出功名利禄的圈子，从宇宙的维度来看待世事，以恬淡冲融的态度来重新看待人生，危机带来的抑郁也就消泯了。

曾国藩在家日日阅读老庄之言，水静山青，日升月落，境界也逐渐提升。他的心境，初如黑夜将至，密云遮掩，风雨欲作；稍后却仿佛风流云散，清辉乍现；再后来如满天星芒，人间灯火，交相辉映，在黑暗中寻得光明自在。这一刻，曾国藩大彻大悟，将平生学问，凡程朱之学、申韩之术、黄老之言，连同汉学之考据、桐城之古文，融会贯通，别开生面，达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境界，而他为人处世，也变得智慧通达、游刃有余。

丁忧守制前，曾国藩的学问，是以程朱理学为统摄的，而程朱理学，是儒学中的激进派。理学家讲求天理道德，认为个人通过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就会掌握天理，最终与天理同在。天理在手，我就可以匡扶正义，改造社会，最后化成天下。而理学的流弊，大致有两端：

一是空疏不实。理学指引儒者追寻世间的终极真理，通过研究事物中蕴含的道理，进而认识天理。理学格物致知的理念与近现代科学相同，但理学家知道要格物致知，却不知道“物”应当如何去“格”。换言之，理学家欲求道，却无求道的方法和工具。传统儒学没有发展出实验试错、逻辑分析、归纳总结这样的实证方法，就无法分析“物”中所蕴含的“理”。理学家的所谓格物，并不是研究事物变化，从中归纳规律。他们只懂得演绎法，只能假定阴阳五行和儒家伦理纲常是先验的真理，然后借助事物展开联想，以此来印证圣人所传的心性义理。譬如王阳明格竹子，并非用科学方法去分析竹子的生长规律，而是通过竹子的形态、特性展开拟人的联想，用来比附伦理道德。因为缺乏求道的手段，只有空疏的联想，理学的发展只能在纲常名教里打转，发展不出自然哲学。而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正是从自然哲学中发展出近代科学，再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出社会科学。

二是处处诛心，自视过高，为人极端。理学的祖师爷朱熹，认为李密、李世民、项羽、刘邦都是利字当头，即便三代以下践行大义的第一人诸葛亮，也“所学不纯”。对古之英雄都如此苛责，对同时代的平凡人又何来尊重？理学家自以为因格物而得天理，一朝天理在我，则我即天理，可以代天化人，让天下万民都齐于我。这就不免狂妄，在他们看来，凡与我不同心的人，都是异端。

曾国藩自认笨拙无才，后世也多称他为笨人，然而曾虽然不够聪明机巧，却有穿透历史迷雾的悟性。他虽未接触过近代科学，却从考据求实的汉学里得到启发，无师自通地开创出把事物分为两半进行探讨，穷尽其理后再继续分割下去，进行精密研究的思辨方法。不但懂得剖析，他还知道合并消减同类项，最后加以综合的研究。这种思维，已经跳出了传统学术的限制，与近代科学方法接近。④曾国藩讲求从实际中去验证知识，从经验中去总结规律，这也有几分近代实证主义的神采。他把充斥着玄学的古代兵法，变成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军事工程学、军事运筹学，这是曾氏远超同时代所谓天才的地方。

胡林翼早年也久经战阵，却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三流军事家，直到得罗泽南传授湘军营规，才跻身一流。李鸿章早年带兵以浪战为能，带兵十年也只是个逃跑知府、绿林翰林，直到入湘军幕府学了老师的办法，才能统领淮军青出于蓝。

理学空疏不实的弊端，被曾国藩以极高的悟性突破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这种实证思想具有的革命性，还要超过朱熹和王阳明。曾国藩之所以没有在思想史上获得和朱、王一样的地位，是因为这种实证思想在近代西方早已成熟，很快就被成体系地引进中国了。

虽然没有染上空疏不实的毛病，但理学家自视甚高的毛病，在早年曾国藩身上是非常明显的。他曾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种极端的思想，用来责己倒还无妨，用以责人，就大错特错了。不为圣贤，并非就是禽兽，因在圣贤和禽兽之间还有凡人，圣贤、禽兽都是少数，凡人才是大多数人。按朱熹的说法，三代以下，只有诸葛亮能躬身践行大义，然而仍有缺点，离圣人尚有差距，那岂不是三代以下的政治家都是禽兽？

曾国藩的上司和同僚，如咸丰、骆秉章，有的好名虚伪，有的贪权懦弱，但总有几分精明能干，是可以共谋大业之人。即便如陈启迈、官文，虽政见不合，官声不佳，也未必见得就是无可救药的禽兽。古往今来的大事业，都是少数英雄带着大多数凡人做成的，如果要每个同僚都是圣贤，那天下哪还有可以共事之人？君子之间也常政见不合，纵然满朝文武都是君子，也需要相互妥协、调和矛盾，才能共举大事。哪能遇事不顺，就刚强到底，寸步不让呢？

过分强调道德修养，使得理学门徒脱离实际。理学家不了解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复杂，不懂得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只当天理在手，一切就会屈己从我。事实上，道德教化，律己可以昭昭如烈日，律他却只能浸润如春雨，强他人、社会就我，以自我为尺度去纠绳他人，只会四面皆敌。

曾国藩前半生天真迂阔，只知道用理想去改造社会，却不知世事的复杂，尤其他自觉真理在手，目的正义，道义名分在我，手段也就不必讲求。用迂阔的理想主义去碰撞黑暗而坚固的现实，自然不免头破血流。碰壁之后，又认为我绝对正确，攻讦我的都是宵小之徒，这样不知自省，没有灵活的手段，怎么能在吃人的官场立足？

到长沙治军后，因为军队最讲杀伐决断，法令森严，曾国藩又开始信奉法家的手段。法家以暴力服人，只信奉实力，曾氏强兵在握，实力雄厚，在官场就更不知进退，甚至连皇帝都敢要挟，这样做事又怎能不举世皆敌呢？你“曾剃头”自恃湘军在手，丝毫不肯妥协，那就怪不得同僚用官场上的明枪暗箭给你添堵了。后人常说法家可恨处，在于使用律令杀人，而理学家可恨处，在于挥舞道德杀人。曾国藩一手握住湘军这把锋利的屠刀，一手握住名教这根道德的大棒，百无禁忌，四处攻伐，当然人人诟病，处处射来丛镝（ｄí）了。

自读老庄悟道，曾国藩懂得了在官场上“知雄守雌，卑弱自持”。第一个改变，就是懂得自省和谦虚，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无理。他反省自身，了解了自己“长傲”和多言的缺点。以前与人冲突，都以为自己必然正确，但回头反思，自己又真的事事占理吗？在湖南练兵打仗，自己暗示下属不必听从骆秉章的调遣，因为骆秉章毫无才能，只会坏事；与骆秉章文书往来，也只有简单粗暴的通报，而无请教、商榷的口吻，只因为看不起骆秉章的才干。然而骆秉章在曾国藩出省后，把湖南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三四倍，练出了四五万精兵支援各地作战，又哪里颟顸昏庸呢？

咸丰多次强令曾国藩出省救援，曾国藩把咸丰的上谕当作乱命不从，结果是江忠源、吴文镕败亡，两座省城丢失，局面为之大坏，损失又岂是几千湘军可比？纵然陈启迈在江西克扣湘军的军饷，除了限制湘军发展之外，他也是想筹饷自练一军。陈启迈最后没来得及练成赣军就被撤职，但曾国藩何以知陈启迈就一定不行呢？

此前种种冲突，固然因为湘军的存在触动了官场原有的利益格局，但与曾国藩的桀骜孤僻又何尝无关？出江西后，其他湘军统领和骆秉章相处甚得，曾与陈启迈不和，而胡林翼却能与官文共事。在晚清官场，想要做一番大事业，不但要踏实苦干，更要有灵活的手腕和高明的权术。如果把当时的局势比喻成黑夜，曾国藩是想化身太阳，驱散黑暗——然而他终究不是太阳，至多是一盏明灯。明灯妄图代替太阳照亮四方，必然把自己烧得油枯灯灭而徒劳无功。胡林翼更像是黑夜中的舞者，在黑夜中小心翼翼地游走，与黑暗虚与委蛇、若即若离，寻找着还能点燃的灯芯，把它们一一点燃，最终汇成万家灯火。

曾国藩懂得谦虚自省后，说反躬自身，全无是处，以前总自负本领大，总去看别人的不是，自从悟道后，才知道自己并无什么特别的本领，凡事能看到别人有几分长处。⑤知道自己不足，而能看到他人长于己处，道德文章方能因此长进，人际关系方可改善。此前的曾国藩，别说同僚，就连亲兄弟也受不了他那种“天下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姿态，曾国荃、曾国华到北京投奔，也很快受不了他的态度而离开。

张宏杰先生曾举例，此前曾国藩给骆秉章写信，说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但没有商量的口气，几乎就在嘲讽骆秉章不智了。关于筹办水师，他不肯让骆秉章插手，说“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我）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办水师舍我其谁，您就别管了，也别派手下来添乱，你们都是不行的。这些书信，口气生硬，态度跋扈，字字如刀，怎么不让人生厌？⑥

儒家讲究知其不可而为之，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传到宋明理学的末流，又更是舍我其谁、高己卑人。这种人生态度，若在奋发进取、士风良好的时代当然是不错的，但在暮气已深的晚清，只能处处碰壁。若曾国藩的目标是立德立言，当然可以刚强，不与污秽的官场合流，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乃至粉身碎骨，他这个人却是立住了，虽不能成大事，却可凭借劲然的风骨名垂青史，兴许还能感动少许同时代的人，使风气有所好转。但若目标是立功，就不能一味刚强了，身处衰世，举目可见皆是庸人，要办大事就要团结庸人、俗人，那就只能以恭敬、柔弱、谦卑的态度，隐藏锋芒保存自我，再设法调和众人，隐晦曲折地达成目的。

道家的柔术启迪了曾国藩，让他知道如何在颟顸、琐屑的官场中寻求出路：暂时无力改变政治环境，那就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先以谦卑的态度获得上司、同僚的好感，再积极参与官场的应酬，和光同尘，把自己融入官僚之中。这样自己就不再是他人眼中刚介古怪、难于共事的酷吏，不再是黑天鹅中的白天鹅。磨去棱角就不再容易被他人攻击，成为官僚们的自己人，行事就会容易。

曾国藩过去很讨厌官场应酬，不喜欢与人客套交往，只喜欢公事公办，认为官场往来是浪费时间。但咸丰八年（1858）复出后，他积极参与官场的应酬，上到总督巡抚，下到推官县令，他都亲自拜访，或者致以书信，以谦恭的态度、和蔼的语气，小心翼翼地争取他们，笼络他们。之前与左宗棠失和，现在他就请与左宗棠友善的九弟曾国荃帮忙斡旋调解，然后亲自致信，以大义和情理动之，修复两人感情。得左宗棠谅解后，曾氏再请左宗棠弥缝与骆秉章的关系，又请胡林翼帮忙联络与官文的交往。这些官场应酬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因此少了很多掣肘。过去他办大事，十之七八的精力是在和官僚斗争，现在虽花费了十之三四的精力来应酬，却减少了和官僚的斗争、扯皮，办事反而更为利索。

曾国藩过去办事，总想把无能的庸官一脚踢开，然后换上自己信任的正人君子，同心同德改易风气，共创大业。经过屡屡挫折，他也开始熟知人性的弱点，知道自己究竟不能隔绝所有不一心的人，何况他所信任的“正人君子”，又何尝没有私心杂念？

老子的权术，是君子行事如水，讲究因势利导，不与人欲对抗，而以柔术驯服人性，以共同的利害关系，引导他人顺遂自己的意图。清高好名之人恭维之，退让琐屑之人安抚之，贪婪好货之人利诱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把自己的事业变成大多数人的利害所在，办事自然无往不利。左宗棠清高、自大、好名，曾国藩就在日常交往中时时恭维，把他捧成天下第一能臣；官文贪权好利，曾国藩就推功相让，每次获得战功，都分润官文，每次攻破城池的奏折，都请官文领衔；骆秉章以老前辈自居，曾国藩就日常请教、咨询、问候；基层官员缺乏认同感，曾国藩就谦卑以待，召见下属不坐中堂，不让他们站立，每逢节日还贴心问候；幕僚、弟子都惧怕他严厉、刻薄，他就每天和弟子一起吃早饭，讲学问、说笑话，到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时，往日刻薄迂阔的恩师已经是一位每天给下属讲段子，让人如沐春风的长者了。

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原不打算授予曾国藩地方实权的咸丰，任命他为两江总督，究其原因，虽是形势危急无人可用，但也有曾国藩变得更加深沉老辣，让皇帝觉得可以信任了。

曾国藩此次因研习老庄哲学而悟道，此后也经常借助道家的柔术以济功业。友人欧阳兆熊因此在笔记中说他变成了道家人物，并总结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在京师求学从词臣变为程朱理学的门人，到长沙练兵从理学家变成申韩之徒，咸丰八年守制悟道后最终变成了道家门人。这个解读，虽出自友人观察，却是对他的误读。曾国藩一生三变，变的只是做事的手段，变的只是术，而他一生的根本，仍是程朱理学，他的道，始终未变。

曾国藩在创办湘军时，确实用严刑峻法，但严刑峻法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标。他带湘军打仗，还是为了捍卫儒家文化，捍卫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他打这场仗，还是为了天下太平之后，移风易俗，让天下变成儒家理想中那个人人有德的社会，其根本目的并没有变。而且在创办湘军时，曾国藩让自己手下的将领，按时到军营里给士兵讲儒家的道理，教士兵唱《爱民歌》，把士兵当成儒家门徒来训导。他招募将领，也只招募道德出众、才堪治民的书生，并不招杀人狂魔。可见曾氏仍是一介儒生，只是这个儒生懂得用一些法家刚强的手段，来弥补儒家的平和，以适应现实需要。

而他晚年，为了和官场上各种官僚打交道，确实用了道家的柔术，和皇帝、同僚“打太极拳”。但曾国藩这样做，也是为了协调各种关系，以实现儒家理想。如果他成了道家门徒，那还办什么大事呢？道家讲究的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圣人不作为最好，还打什么仗呢？如果太平天国当兴，那就顺其自然吧。可曾国藩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想做大事业，想改造社会风俗。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也说，人力可夺气数，努力能克天命，可见他始终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只是用了道家的柔术，作为一种手段，来弥补儒家的刚强。

那曾国藩真正的处事方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儒家提倡的“中庸”。儒家思想认为，万事万物中都存在着一组对立的矛盾：有阳就有阴，有刚强就有柔弱，有生存就有毁灭，有光明就有黑暗。中庸就是取矛盾的中端，不偏向任何一方。后人对中庸思想有一个误会，认为中庸就是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站在中间；遇到事情，我不说对，也不说不对，模棱两可，谁也不得罪。这是把中庸思想庸俗化的理解，本质是胆小怕事，做骑墙派，当好好先生。那么中庸是什么呢？中庸是指，由于我站在矛盾的中间，所以我守住了事物的本质。守住中庸，就能“执两用中”，是因为我拿住了事物两极变化的中端，所以对立的两边都可以为己所用。

也就是说，中庸不是不左不右不刚不柔，而是平等看待这两边，根据形势的需要，该左就左，该右就右，该刚强时就刚强，该柔弱时就柔弱。不是刚柔兼具，而是时而刚时而柔，根据时势的发展灵活选择。但不管选哪一边，自己都要守住本心，也就是“执中”。

曾国藩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儒家理想的同时，根据时势选择手段：带兵打仗，需要刚强，就用一下法家的手段；官场斗争，需要柔弱，就用一下道家的手段。无论道家和法家，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是拿来用的“术”，而程朱理学，则是不变的“道”。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歌词来说，曾国藩是“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注释】

① 见《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466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② 见《刘蓉集》（下册）第333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③ 见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第1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其治之之道三端，曰剖晰，曰简要，曰综核。剖晰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 见《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65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⑤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见《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476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⑥ 见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34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