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大汉耻：爱国者耿恭与叛国者李凌（上）

▌一、

我酷爱读史，尤其是那些离我们已经很久远的历史。原因很简单，离我们越近的历史，被涂抹、掩盖甚至刻意扭曲的可能性就越大，读之不如不读。但越久远的历史，被涂改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其中，读之总能令我动容的，是那个留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强音的大汉朝。尽管时间已离我们有差不多两千年之久，但有汉一朝，苏武、卫青、霍去病、陈汤、李广、班超、傅介子……，群星闪耀，英杰辈出，那种心甘情愿为国驱遣，纵马驰骋，虽九死而未悔的豪气与身影，依然宛在眼前。

有汉一朝，但凡有记载的人物，文臣武将，凡夫俗子，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发自肺腑的爱国。

纵然马革裹尸，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

我总在想，彼朝彼民，是如何做到的？

这些爱国身影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也最令我掩卷唏嘘的，是两个人：耿恭与李凌。

▌二、

有汉一朝，几乎就是为战争而生的，宏大的战争场景，史诗般的远征，残酷的搏杀，坚忍的意志。这其中，立下卓绝战功的将星辈出，多数人会记得横扫匈奴的卫、霍，但极少有人知道弹尽粮绝，凭几百壮士死守西域孤城三百个日夜之久的耿恭。

但一千九百年前，围绕着他而发生那场令人热泪盈眶的西域孤城防守与救援战，却最深刻阐释了何谓爱国，以及因何爱国。

西汉覆亡后，远遁的匈奴重新挟持汉家战略要地西域。东汉建立后，国力尚弱，但已开始重新谋划经营被匈奴挟持的西域，双方再次开始较量，耿恭就生活在这个特殊时代。

耿恭，字伯宗，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耿弇弟弟耿广之子。耿氏家族在东汉初期可谓是群星闪耀，为东汉帝国的建立与崛起立下汗马功劳。耿恭的祖父耿况与其膝下六个儿子，全部成为东汉开国将领，其中耿弇更是成为东汉一代名将。耿恭的父亲耿广很早便已去世，耿恭年少时就成为了孤儿，但这并未妨碍他承继家族的强健体魄与军事天赋，以及坚守那种为国宁死不屈，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家族荣耀。

《后汉书》记载，“恭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耿恭担任司马，跟随骑都尉刘张、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等远征西域，破降车师（当时车师以天山为分隔，分车师前国与车师后国，国王为父子关系，称为车师前王、车师后王），汉“始置西域都护，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天山北侧）。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今新疆艾丁湖东北，天山南侧），屯各置数百人。”

这是一次虎头蛇尾的长途征伐。破车师后，窦固大军很快班师。

今天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明白，西域离汉本土几千里之遥，而匈奴庞大军力近在咫尺，仅“屯各置数百人”，到底是是出于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象征性主权宣示，还是一种朝廷“何不食肉糜”官员高高在上的盲目自大。

从窦固大军班师开始，这两支人数少得可怜的汉家兵团，就被置入了万劫不复，羊入虎口的悲壮险境，一场艰苦卓绝的孤城坚守战就此拉开帷幕。

▌三、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二月，窦固大军班师，三月匈奴铁骑就兵临城下。北匈奴单于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击车师，车师后王安得以弱抵强，亲率大军迎战匈奴骑兵，同时紧急向耿恭屯垦兵团发出求救信。耿恭兵团总共只有数百人，与匈奴的二万铁骑相比，实在少得可怜，但耿恭还是派出三百人驰援：“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

三百勇士出发了，但并没有到达前线。在半途中，遇到了大批匈奴骑兵包围，三百人全部战死。“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并将耿恭驻守的金蒲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耿恭原本就只有“屯各置数百人”，三百前哨已全军覆没，剩余人面对匈奴两万骑兵，摆在耿恭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降，要么有死无生，来捍卫家族的荣誉与大汉帝国的声威！

耿恭选择了后者。

面对潮水般的匈奴骑兵，耿恭临危不惧，站在城头对匈奴军高喊：“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这是一种心理战，告诉对方，咱大汉的箭可不一般，射中你了，让你生不如死。匈奴人悍勇，哪听这一套，加紧攻城，到了射程内，城墙上黑压压一片箭射下来，匈奴人果然鬼哭狼嚎——耿恭让部下在箭头上涂了毒药（恭以毒药傅矢），一被射中，剧痛无比，继而伤口溃烂，“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那伤口血流不止，到了夜晚，愈发疼痛，整个军营一片哀嚎。

尤其令匈奴人郁闷的是：数百人的大汉守军，居然胆敢趁着当晚暴风雨劫营!毫无防备之下，被耿恭组织的敢死队一个冲锋，砍瓜切菜般蹂躏了一番，“杀伤甚众”。匈奴人撑不住了，“震怖”，哀叹说“汉兵神，真可畏也!”溃败而去。

但耿恭知道，匈奴人迟早要回来，金蒲城无法固守。他当机立断，把部队带到了疏勒城（今新疆奇台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该城依山而筑，地势险要，宜于久守——最关键，疏勒城下有一条溪流经过，是天然的护城河，足以缓解北匈奴骑兵的攻势。而且，有这样一条溪流，士兵的用水问题就能解决，再无用水的后顾之忧。耿恭的想法很好。可是他忽略了一点，这一点，恰恰是致命的，那就是如果北匈奴人控制了这条水源，城里的士兵可能就万劫不复。

（在岁月中静静风化的疏勒城）

匈奴一直都是一个骄傲的民族，数万人灭不了几百人，匈奴人无法咽下这口气。七月，左鹿蠡王的北匈奴军队再次兵临疏勒城下，残酷的攻城战再次开始，匈奴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但死伤无数，就是攻不下来。

失利的北匈奴人这次并不急着退去，因为他们发现了耿恭的那个致命的疏忽。于是，他们在疏勒城溪流的上游扎下营来，堵断了河流。“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接下来，是安静的等待。他们有理由相信，断绝了水源的疏勒城将会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里出现崩溃。

时间，七月；地点，西域。七月流火，西域少雨。正如他们所料，疏勒城因为缺水，出现了恐慌。

这一招很毒辣，也非常有效，城内严重缺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战斗力急剧下降。没有水，即使城不破，将士也唯有死路一条。匈奴人也停止攻城，洋洋得意，静待城破。迫不得已，耿恭下令城内掘井，而这在西域戈壁之城，基本就是徒劳，“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耿恭仰天长叹：“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剌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

也许是天不绝英雄路，“有顷，水泉奔出”。

此时耿恭的雄才大略再次显露无遗：他禁止干渴至极的将士喝水，而是令将士将水直接从城头泼向匈奴人，“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来吧，老子有的是水！

匈奴人彻底傻眼了，“虏出不意，以为神明”。

但匈奴人这次没有撤走的打算：虽然耿恭坚守住了疏勒城，但在匈奴人的威逼利诱下，焉耆国与龟兹国倒向匈奴，共同出兵进攻车师前国。设在车师前国的西域都护陈睦手头上并没有多少军队，很快在焉耆与龟兹军队的联合打击之下，全军覆没。北匈奴趁机大举南下，侵入车师前国，彻底包围了柳中城里汉军另一“数百人”的关宠军团。而八月，汉明帝去世，朝廷正是大丧之机，无暇他顾，更不会在意这孤悬海外数千里的几百名音讯全无，不知生死的士兵。

换句话说，耿恭军团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绝望和死亡是可以看到的唯一结果。

但好在没有一个人投降：“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

漫长的围城仍在继续。此时这批汉军困守孤城已7个月之久，城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把弓弩上用动物筋腱做的弦和盔甲上的皮革等都统统煮了吃了，将士们一个个死去，但疏勒城仍然没有陷落，幸存者宁死不降，汉军大旗高高飘扬。匈奴人也精疲力竭，使出招降一招，“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是如此记载这件事的：“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

白话文翻译，耿恭诱匈奴使者入城，抓到城头，一刀斩之，然后用火烧烤——匈奴使者成了汉军团的粮食。匈奴人见了，跪倒在地，一片哭声。千年之后，岳飞写下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大抵典出于此。

耿恭此举，断掉了匈奴人最后一个幻想，“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疯狂攻城，想杀光这些汉人。城里活着的人越来越少，但他们仍在坚持，射杀每一个靠近的敌人。

如果没有救援，这支已寥寥无几、形容枯槁的汉军团，最多只是在死亡的道路上多走几天而已。

▌四、

此时，经过漫长的信使曲折，关宠军团写给朝廷的求救信终于抵达长安，“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一场救与不救的争论在朝堂展开。

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信是8个月前写的，几万人围困几百人，估计早已城破。况且现在已是冬天，大军行动也不便，为几百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将士，兴师动众，数千里劳师袭远，代价巨大，实在不值。

理由非常充分。

但司徒鲍昱给出了更铿锵的理由：“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

危难时驱使将士，紧急时弃之不顾，对外是纵容了蛮夷，对内则伤了忠臣良将之心。战事再起，谁还会为国效命？

国不爱民，民因何爱国？国家不尽自己的本分，民凭何爱国？！

《后汉书》用三个字记载了朝廷的态度：帝然之。汉帝国从来不冷却英雄的热血，即使这次救援注定失败，也要向世人宣告汉帝国从来不会放弃为他战斗的勇士！

之后救援行动迅速展开。汉军在风雪中西出玉门关，去找寻那已不足百分之一的希望！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经过昼夜兼程的赶路，于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抵达天山南边的柳中城。

令大军惊异的是：柳中城并未失陷，一直在关宠军团的坚守中。

汉军遂“击车师，攻交河，斩首三千八百级，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但这支汉军的军团长、戊己校尉关宠，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守城战，已经心力交瘁，当看到援军终于来到时，几个月来支撑着他的坚强意志，终于不抵身体在饥饿与寒冷中的摧残，一病不起，很快死于军中。

关宠守卫柳中城的经过，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他坚守了柳中孤城近300个日夜，可以想象，这是一场不亚于天山北边耿恭的艰巨战事！但关宠如流星一样，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他的痕迹。

但天山北边的耿恭，是否还活着？救，还是不救？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的：会关宠已殁，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

范羌是耿恭近乎绝望时派去敦煌求救兵的部下，他用行动证明了一个军人的气节与忠诚：战友不知死活，何敢独生！

“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馀，军仅能至。城中（疏勒城）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

耿恭的数百守军，在经过缺水、缺粮、缺衣以及夜以继日的战斗后，有的死于饥饿与寒冷，有的死于战场，到现在，一座城池，只剩下最后的二十六人。

城墙上观察哨发现的新“敌情”丝毫没有令守城队伍害怕，他们早习惯了。近三百个日夜的苦战，他们坚守着这弹丸之地，以区区数百人，顽强地顶住匈奴数万大军一波接一波的进攻，疏勒城在战火的洗礼中已经千疮百孔，但仍然坚强地屹立着。

对于耿恭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战了。死不足惜，无缘再报国罢了。他发出了准备战斗的号令，二十六个人的队伍集结完毕，个个衣裳褴褛，但英气逼人。战士们引矢上弩，严阵以待，只等指挥官下达开火的命令。

但城下传来的是熟悉的旧部的声音。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

汉遣军迎校尉耳——七个字，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不抛弃，不放弃，一个国家的待民之道，一个国家骨髓里的价值观。

《后汉书》如此描述之后的场景：开门，共相持涕泣。

▌五、

三月初，这支疲敝却英勇的队伍终于抵达汉帝国的边关：玉门关。守卫疏勒城的二十六名勇士，生还玉门关的，只有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其余十三人，或死于阻击匈奴追击的战斗，或是由于体力不支，死于撤退的途中。

（油画：十三将士归玉门）

中郎将郑众亲自在玉门关迎接英雄的归来，为耿恭接风洗尘，并慨然上书皇帝，极力褒赞耿恭的功勋：“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

“及恭至洛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给耿恭守疏勒城给予极高的评价，义薄云天，与前汉的苏武相交辉映，范晔评道：“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

不为大汉耻——这可能是对一个爱国者最高的褒奖。

耿恭军团用他们的坚韧忠贞，汉帝国用它的不离不弃，共同阐释了：

到底何谓爱国？！

因何而爱国？！

令人唏嘘的是，耿恭后因上书奏事冒犯皇亲国戚马防（伏波将军马援次子，皇太后兄弟，授车骑将军），遭弹劾而被入狱免官，并遣送原籍，最终老死家中。

（青朴山   写于201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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