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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目前在中国,所有保健品都是骗人的,没有例外

2017-05-24 羊毛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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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5日,江苏南京,参加养生保健讲座的老年人。人民日报评论员



让我来告诉你,国产保健品为什么一定是骗人的保健品。他们要是不骗人,都对不起这么轻松优越的行骗环境。



理财、保健品和电信诈骗,被认为是老年人会面临的三大最常见的受骗形式,前段时间,一名60岁老人在海边自杀,留下的遗嘱中就称被保健品“坑惨”了。今年央视“3·15”晚会也曝光了食品营销欺诈乱象。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专门出台消息提醒消费者要警惕“专家义诊、权威证明、免费试用、宣称疗效”等非法宣传营销“陷阱”,可为什么国产的保健品总是会跟虚假营销和骗人把戏扯上关系呢?



保健品注定要骗人



2015年起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健食品》中对保健食品的定义是: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保健品最终的划分范围仍然是食品。从该标准可以了解到,保健品的生产要求与食品行业标准一致,不同的是,保健食品需要通过卫生部的审查认证,或者资格证书。


因此,在审查上,保健品需要做的只是跟食品一样进行色泽、气味、理化指标、污染物等指标的审查,但在宣传上,保健品却可以进行功能性宣传。从2003年起实施的《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就详细列出了二十多种保健品功能及实验判定方法。


虽然仅仅是声称“具有功能”,但“辅助降血脂功能”、“辅助降血糖功能”等却给人以“疗效”的误导,这成了中国保健品宣传中最常见的套路。


尽管在2016年2月出台的《保健食品注册审评审批工作细则》中规定,证明食品的保健功能,需要进行专家的评审。但专家的评审只是通过提交上的材料进行理论分析,《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所要求的保健食品认证需要“经必要的动物和/或人群功能试验,证明其具有明确、稳定的保健作用”则由第三方机构给出。


保健品到底有多少保健功能,国家机构不必进行相关的验证,就看保健品公司自己能够把它们的效用“证明”得多么完美了。



保健品的钱都拿来打广告了



同样是维生素C,在药店里买可能只要几块钱一盒,而在保健品的专卖店则有可能买到三四百元一盒,保健品的价格之高几乎是公认的事实。尽管保健品的厂商在宣传时会表明自己使用了更高级的原料和工艺技术,但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相同的有效成分使得它们对人体的影响几乎没什么差别。


但是这仍然抵不住厂商自己对保健品功能的定义和吹捧。比如将松果体和褪黑素偷换概念成“脑XX体”和“脑X金”,或将某种草炒到上千元一克,直到被从“保健品”行业中除名。这些概念的炒作无疑为保健品的价格飙高添了一把火。

2017年3月9日,成都一老人投资保健品等项目被骗百余万。/视觉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内的保健品几乎都是从广告起家,而非从产品起家。许多国内成功的保健品入市初期都将广告投入设定在30%-60%之间。


从公司规模上看,国内保健食品企业普遍投资小,过1亿元投资的企业只占1.45%,500万元到1亿元的占38%,100万元的占41.89%,小于10万元的作坊就有12.6%。资金实力不足,绝大多数企业创新高科技产品乏力,加上高额的广告费用,使得国内保健品企业只能生产低水平的重复产品,而企业竞争就是靠打广告战和高密度铺销售网点。


而资料显示,保健品的成本只占零售价格的10%左右,2009年,沈阳市对随机抽取监测到的保健食品进行广告调研发现,保健食品市场普遍存在价格虚高情况,代理价6元的保健食品,零售价竟然是98元,销售利润高达15倍有余。另外,这些广告几乎全部以药品名义进行宣传,而保健品假以药品名义进行销售的大约为其总量的50%。


2016年5月26日,西安,80岁老太非要买保健品,三个女儿围堵。/视觉中国


高的广告投入和低水平的产品,使得保健品一直处于价格和功用不想称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保健品在推销时必须夸大其功能的原因——为了更好地匹配这一价格。这样的价格也为保健品公司本身带来了巨额利润,比如一些保健品公司的净利润一直都在40%以上。



营销方式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



尽管价格常年处于虚高的水平,但是保健品的销售额却也在不断增加。而中国的人均保健品消费额仍然远低于日美等发达国家,这说明在保健品市场上,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与其他国家开始拓展更多种的营销方式不同,中国的保健品营销模式仍然以直销为主,近几年来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对保健品行业的影响至今没有显现。




按世界直销联盟的定义,直销指以面对面且非定点之方式,销售商品和服务。直销者绕过发给传统批发商或零售通路上架的方法,而是透过销售员的人脉从顾客接收订单,并从生产商那里直接出货到买家手中。


尽管国家工商局明确指出,直销以直销员个人销售业绩为计算报酬的依据,其他任何人的销售业绩都不与自己的报酬挂钩,但是在直销过程中,为了保证足够的贩售布局,人际关系就变得很重要。


直销公司线下的销售员通过抽成的方式来分食利润,而以人脉和口头推销建立起来的销售模式,比传统的经销模式更注重广告的效果。不同于电商或者经销模式中顾客们“货比三家”的思维习惯,直销模式下的顾客更容易被广告宣传和“情理”打动,而非原本最影响决策的价格因素。这也使得在直销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和空头支票。


2016年12月1日,江苏南京,老人不堪推销保健品骚扰报警。/视觉中国


不得不提的是,直销一直都是一种有限制,需要批准的营销模式。


从2009年的29个批准直销的企业到2014年的45个,国家对于直销企业的政策控制开始更加严格,但依然无法抑制直销队伍的快速发展。直销队伍的增加说明了保健品行业对这一模式的依赖,但即便批准的企业数量增加,也不能满足市场扩大的需求。


根据2015年度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共有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2440件。而45家直销许可、363种保健食品对于这个市场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部分直销企业名单


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直销以“合法”的地位,但在实施时只给了极少数保健品企业以“合法直销”的许可,使得更多的保健品公司仍处在实际上不被批准或不合法的经营模式中。比如,在自杀老人的遗嘱中提到的青岛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即不在这一批准企业范围内。


另外,中国目前尚无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标准,同时保健食品广告证明主要由工商部门管理,发布前不经食品卫生部门审查,广告发布后,抽验的权力在卫生部有关部门,但执法权在工商部门,处理投诉则归消费者协会,多头管理使得对保健食品的质量监管有相当难度。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注定会被虚假宣传的行业,可是在监管上,它又恰恰是最不足的。


你知道1983年严打的起因吗?万万没想到是这样

1983年,杨得志次女杨秋华和其爱人到河南郑州度假。到郑州当日俩人外出街上购物,因杨得志女儿长得挺有姿色,在街上被四个小流氓遇见,并上前调戏。杨的爱人上前阻拦并和小流氓发生冲突,杨的爱人是军人出身,当时并未穿军服,凭着自己过硬的军事素质,杨的爱人把几个小流氓打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当时杨和其爱人觉得小流氓已经离去,认为不会再有什么事,没有立即离开购物处返回住处,而是继续购物。

当时郑州有位公安局副局长,其女婿也是个民警,只是这个女婿凭着自己岳父大人的权势,在当地为非作歹,欺男霸女,几个被打的小流氓却和他称兄道弟。当时小流氓找到这个民警告状,一听到自己的狐朋狗友被人欺负,他立即带领小流氓赶往购物地找杨秋华夫妻算帐。找到杨夫妻时,他们仍没表明身份,只是与此民警论理,此民警论理不过,恼羞成怒,绕到杨的爱人身后,乘其不备,用警棍朝杨的爱人头部猛击一棍,杨的爱人当即倒地。杨秋华见状,这才赶紧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从爱人的身上掏出证件,但此时杨的爱人已经身亡。得知被打死的是当时对越反击战云南方面军总指挥将军杨得志的女婿,小流氓吓得赶紧逃之夭夭,此民警也吓得呆如木鸡,清醒过来后赶紧让人叫其副局长岳父前来处理此事。副局长赶到弄清事情的真相后自知闯了大祸,又急又怒,在暴怒之下拨枪朝其女婿民警头部开了二枪,将其打死。这位副局长当晚回到公安局办公室也饮弹自尽。

得知女婿命丧河南郑州的第二天,杨得志从京坐专机飞到郑州说是来看望女儿(杨当时从滇进京汇报战事),从京到郑州的天空杨一言不发,脸色铁青,专机到达郑州上空时也没有开口是否降落,机组人员也不敢上前问,专机只好绕着郑州城转了一圈,杨得志只是从窗外往下看了几眼,说:“河南实在是太乱了,人太凶了,是要杀几个示众了!”说完这句话,飞机也没有降落便飞回了北京。回京后杨将此事上报了邓小平,因为当时还在对越作战,外患未了,国内却打死军人,而且还是对越作战有功的将军女婿,这让邓小平大怒,狠狠的摔烂了一个杯子,并亲自下令对调戏杨之女的流氓以“防碍军务,就地枪决”的命令加以处决。随即,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专项斗争,即“严打”。

这就是1983年严打的起因。起因说完了,接下来揭露一些当时的真相吧: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难以想像:组织家庭舞会、婚外性关系、甚至偷窃少量财物会判死刑;男女恋爱稍稍出格,或者衣着暴露,会被判刑送去劳改——这就是1983年严打期间发生的事。

取运动的方式打击刑事犯罪,脱离法制的框架,究竟有多大的效果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短期内十分见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会给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

更重要的是,严打“从严、从重、从快”的“三从”方针,无视法律,造成了不少冤案错案。

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

迟志强案

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
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几个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当时,他们根本没在意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邻居休息,更没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邻居们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还轻率地与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当1983年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原来,迟志强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南京时的行为,被邻居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了!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全国哗然。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

轰动三秦的马燕秦案

马燕秦:西安的单身女士,好交际,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
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坦白有数百个男女
前后参加家庭舞会,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站在今天的角
度,也就是恋爱关系与婚外情)。

1983年“严打”开始,警察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80后的人也许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在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十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
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
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二
十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

在1983年的严打活动中如你穿着暴露,就得给判个十年二十年的监狱。当时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结果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大批的刑事犯押往新疆戈壁滩劳改,当时说,刑满后也不能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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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案例

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吗?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还真的被判死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安给家属赔偿了200来钱了事。

1983年,郑州市上街区;男女谈恋爱,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女方家长一直不同意婚事,无奈女方毅然决然和恋人半公开同居以此来要挟父母就犯,女方家长闻之大怒,叫来众多亲朋好友强行把女抢回并对男青年大打出手。谁知男青年对此女是一往情深,尽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对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骚扰’女方。女方家长终于下了毒心,把女儿关在家中洗脑一月有余,硬是诱逼着女儿告男方强奸,并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证据’......赁着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不出一月,男青年命丧刑场。

19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强奸未遂"。

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

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1983年,还是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强奸。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啊,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百分之五,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百分之一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甚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二年徒刑。还有一个流氓犯,在公共场所伸咸猪手,被游街后枪毙了。

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警察见到一个人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所以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时,螺丝刀划破警察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加上“反革命”三个字。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被追回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委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0000元以上,结果以该小偷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1983年9月13日,当年只有31岁的张威军被民警带到派出所,称他强奸了一名女子。不久他被以犯强奸罪判刑10年。如今他已刑满释放10多年了,但他一直不知道他强奸了谁。“只有找到那个女人,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张威军的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10多年了,他一直苦苦地寻找,强奸案中的被害女人到底在哪儿?如今张威军成了上访专业户,冤案仍得不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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