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杨绛致年轻人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杨绛 《将饮茶》
《走到人生边上》节选——杨绛
1《人生实苦》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
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你总有知心的人、友好的人。
一旦看到他们受欺侮、吃亏受气，你能不同情气愤，而要尽力相帮相助吗？如果看到善良的人受苦受害，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看到公家受到损害，奸人在私肥，能视而不见吗？
正在写书法的杨绛
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头脑的智力愈强，愈会自欺欺人。信仰和迷信划上了等号。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
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为“战场”吧。争得了名利，还得抱住紧紧不放，不妨豚皮老脸，不知羞耻！享受吧，花了钱寻欢作乐，不又都是“将钱买憔悴”？天灾人祸都是防不胜防的。
人与人、党派与党派、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而产生的仇恨狠毒，再加上人世间种种误解、猜忌、不能预测的烦扰、不能防备的冤屈，只能叹息一声：“人生实苦！”多少人只是又操心、又苦恼的度过了一生。
贫贱的人，为了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生育儿女，得操心。富贵的，要运用他们的财富权势，更得操心。哪个看似享福的人真的享了福了呢？为什么总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旁人看来在享福，他本人只在烦恼啊！
为什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因为逼近了看，人生处处都是苦恼啊！为什么总说“需知世上苦人多啊”？最阘茸无能之辈，也得为生活操心；最当权得势的人，当然更得操心。上天神明，创造了有头有脑、有灵性良心的人，专叫他们来吃苦的吗？
命与天命
（一）人生有命
神明的大自然，对每个人都平等。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魂，都有个性，都有人性。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天赋的资质才能，却远不平等。有富贵的，有贫贱的，有天才，有低能，有美人，有丑八怪。凭什么呢？ 人各有"命"。
"命"是全不讲理的。孔子曾慨叹：”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第六》）是命，就犟不过。所以只好认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二十》）曾国藩顶讲实际，据说他不信天，信命。许多人辛勤一世，总是不得意，老来叹口气说：“服服命吧。”
我爸爸不信命，我家从不算命。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准考证已领到，正准备转学考试。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高烧七、八天后，半夜去世了。
杨绛与钱钟书
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正逢酷暑，天亮就入殓。我那天够紧张的。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都托付了我。有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 我负责一一照办，直到盖上棺材。丧事自有家人管，不到一天全办完了。
下午，我浴后到后园乘凉，后园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爸爸妈妈都在屋里没出来）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梆冈冈"。因为他弹的弦子是这个声调，"梆冈冈"就成了他的名字。
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想借此安慰妈妈。二姑妈懂得怎样算命，她常住我们家，知道每个人的"八字"。她也同意了。 我们就叫女佣开了后门把瞎子引进园来。
瞎子一手抱着弦子，由女佣拉着他的手杖引进园来，他坐定后，问我们算啥。我们说"问病"。二姑妈报了大弟的"八字"。瞎子抬指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
其实，我家的前门、后门之间，有五亩地的距离，瞎子无从知道。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的，所以一说就对。我们要考考他。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到百日就夭折了。
他的"八字"二姑妈也知道。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瞎子掐指一算，勃然大怒，发作道：＂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苏州话，指开玩笑）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瞎子气得脸都青了。 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又请他算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三姊姊的命一一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不兴得算命。
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都很准。他赚了好多钱，满意而去。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了妈妈，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那天正是清华转学考试的第一天，我恰恰错过。我一心要做清华本科生，末一个机会又错过了，也算是命吧？不过我只信"梆冈冈"会算，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而且既是命中注定，算不算都一样，很不必事先去算。
我和钱锺书结婚前，钱家要我的"八字"。爸爸说： "从前男女不相识，用双方八字合婚。现在已经订婚, 还问什么'八字'？ 如果‘八字’不合，怎办？＂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八字"。我公公《年谱》上，有我的"八字"，他自已也知道不准确。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之前，我公公交给我一份钱锤书的命书。
写作中的杨绛
我记得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算命照例先要问几句早年的大事。料想我公公老实，一定给套出了实活，所以我对那份命书全都不信了。 那份命书是终身的命，批得很详细，每步运都有批语。可是短期内无由断定准不准。末一句我还记得：＂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是：＂夕阳西下数已终。"
我后来才知道那份命书称"铁板算命"。一个时辰有一百二十分钟，"铁板算命"把一个时辰分作几段算，所以特准。锺书沦陷在上海的时候，有个拜门弟子最迷信算命，特地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算命。
"铁板算命"就是他给我讲的。他也曾把钱先生的命给他师父算，算出来的结果和"铁板算命"的都相仿，只是命更短。我们由干校回北京后，"流亡"北师大那年，锺书大病送医院抢救，据那位算命专家说，那年就可能丧命。
据那位拜门学生说，一般算命的，只说过了哪一年的关，多少年后又有一关，总把寿命尽量拉长，决不说"一去料不返"或"数已终"这等斩绝的话。但锺书享年八十八岁，足足多了二十年，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运道最好，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
不久后，他的妈妈被捕了。这位拜门弟子曾告诉我：他妈妈不藏黄金，嫌笨重；她收藏最珍贵的宝石和钻石，比黄金值钱得多。解放后她交出了她的厂和她的店，珍宝藏在小型保险柜里，保险柜砌在家中墙内，她以为千稳万妥了。
一次她带了少许珍宝到香港去变卖，未出境就被捕，关押了一年。家中全部珍宝都由国家作价收购。重很多克拉、熠熠闪蓝光的钻石，只作价一千人民币。命中注定要荡尽的家产，就这么荡尽了。
我妹妹杨必有个极聪明的中学同学，英文成绩特好。解放后，她听信星命家的话，想到香港求好运，未出境就半途被捕，投入劳改营。她因为要逃避某一劳役，疏通了医生，为她伪造了患严重肝炎的证明。
劳改期满，由人推荐，北京外文出版社要她任职，但得知她有严重肝炎，就不敢要她了。她出不了劳改营,只好和一个劳改人员结了婚，一辈子就在劳改营工作。好好一个人才，可惜了。这也只好说是命中注定了。
上海有个极有名的星命家，我忘了他的姓名，但想必有人记得，因为他很有名。抗日胜利前夕，盛传上海要遭美军地毯式轰炸。避难上海的又纷纷逃出。这位专家算定自己这年横死。算命的都妄想趋吉避凶，他就逃到香港去，以为横死的灾厄已经躲过。有一天在友家吃晚饭，饭后回寓，适逢戒严，他中弹身亡 。
"生死有命"是老话。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用一定的方式算命，也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知道的事。西方人有句老话：“命中该受绞刑的人，决不会淹死。”我国的人不但算命，还信相面，例如《麻衣相法》就是讲相面的法则。
相信相面的，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吉普赛人看手纹，预言一生命运。我翻译过西班牙的书，主人公也信算命，大概是受摩尔人的影响。西方人只说"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命运是不容否定的。
人能做主吗？
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
杨绛的书《我们仨》记录与丈夫钱钟书和女儿圆圆的生活点滴
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
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
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
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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