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英译史与阳明学西传

摘要：王阳明心学代表作《传习录》自1916年首次英译至今，虽经百年却仅有亨克译本与陈荣捷译本，然而对英语世界阳明学研究起到了开创助推之功。本文梳理《传习录》英译史，重在论述两译本出现前后西方学者对阳明心学关注与研究情况变化，突出呈现他们以译本评论为形式的阳明学研究实质，彰显《传习录》英译对推进阳明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发展所起的贡献。

关键词:《传习录》英译史；亨克；陈荣捷；阳明学西传

中西学界在译介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时，多优先考虑先秦诸子思想作品，其他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及其作品的译介相对较少，造成不少优秀中华文化思想经典作品被遮蔽，其中如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及其代表作《传习录》。哲学家、国学大师梁漱溟对《传习录》评价甚高，曾对求学中的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张祥龙，1985：52-64）。钱穆则将《传习录》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和《近思录》一起列为我国有关修养人士必读书目（陈荣捷，2009：1）。中华文化典籍翻译及研究理应全面涵盖此类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道释经典思想著作。然而，马祖毅《汉籍外译史》、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等重要中国典籍翻译史著作及其他类似著述，均重点介绍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翻译，兼论及道家经典作品，几未提及《传习录》英译情况。王阳明心学代表作《传习录》英译及英译研究不足，是译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工程中的缺失。事实上，《传习录》首次英译之前，西方对阳明心学几近无知。彼时欧美学界对自孔孟思想之后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了解甚少，范围也很狭窄，甚至认为除四书、五经及《道德经》外，中国再无其它具有哲学价值的优秀思想作品（Henke，1916：vii-xiv）。鉴于此，有必要反思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英译及译本研究之不足。本文梳理《传习录》百年英译史，兼顾概述英译本出现前后西方学者对阳明心学关注与研究情况变化，探讨《传习录》英译对推进阳明学西传的作用。

1. 《传习录》英译史及译本研究概述

《传习录》是由王阳明弟子根据其语录、对话及书信整理编辑而成，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承载阳明学主要思想的《传习录》也是王阳明以心学对先秦儒学经典的诠释，且自成体系。故自明代成书以来，《传习录》长期备受关注，研究成果丰富，《传习录》注解本及相关研究著作数以百计，阳明学及《传习录》研究论文数以千计。然而，《传习录》英译及英译研究总体薄弱。与《论语》和《道德经》等先秦诸子思想著作动辄数十、数百重译本的繁荣翻译潮相比，《传习录》英译起步相对晚、数量少。

虽有百年译史，迄今仅产生过两个《传习录》英译本。1916年美国哲学与心理学教授、传教士亨克（Frederick G. Henke）首次翻译出版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一书，其中收有《传习录》主体内容；其二为1963年出版的美籍华裔哲学史家、汉学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的《传习录》全译本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另有1972年出版的华裔汉学家秦家懿（Julia Ching）翻译并加注的节译本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因仅包含王阳明讨论哲学问题的部分书信，一般不被称作《传习录》英译本。此后再无其他新译本出现。译本研究的规模也较小，与阳明学的重要价值及对外译介传播需求极不相称。

1.1 亨克首译本与哲学、宗教学界的赞扬式简评

亨克曾受卫理公会派遣来中国江西南昌传教数年，回美国继续深造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再度受邀来中国担任金陵大学哲学及心理学教授、教堂牧师。在上海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汉学家们动员下，亨克自1911年起对王阳明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并于1916年在芝加哥敞院出版社（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正式出版了以《传习录》为主体的英译本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亨克英译本具有独特性贡献。虽然阳明心学思想在东亚传播广泛、深入，尤其是日韩等地设有众多阳明学研究机构及学刊，产生了丰富的《传习录》注评本和相关研究论著，但在亨克英译本出现之前，欧美学界罕见阳明学研究。故亨克因其王阳明研究论文及译著被称为第一个研究阳明学的西方学者（崔玉军，2010：63）。陈荣捷考察发现，日本学者羽賀（Haga）于1893年在《日本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上发表一篇涉及阳明学的英语论文，这是王阳明最早被介绍到西方学界①。而英语世界对阳明心学的真正研究则始于亨克的研究与翻译（Chan，1972：55）。亨克翻译阳明心学著作的动因，正是要向西方学界推介孔孟老庄之外被忽视的中国优秀哲学思想（Henke，1916：vii-xiv）。受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之邀对阳明哲学展开深入研究后，亨克开始对阳明哲学的思考方式产生浓厚兴趣，并且了解到阳明思想对中日两国文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选择翻译王阳明的哲学著作，以期激发更多西方学者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优秀思想成果，从而真正理解其价值。

亨克译本出版后数年间，美国学界出现若干对该译本的评论文章，大部分为介绍亨克译本概况及赞扬亨克首译之功。

首先是学术刊物对亨克译本的推介。亨克译本出版当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哲学刊物《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现名《哲学杂志》）连续多期附录部分用一个页面推介亨克译本，提及王阳明心学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并将其与康德哲学相类比以吸引读者关注②。1917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圣经世界》（The Biblical World）第50卷第5期“新书介绍”专栏里评价了亨克译本向西方学界引介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弥补了西方学界认识误区与不足，指出了王阳明思想的地位以及与朱熹的异同，简要勾勒译本的主要内容框架③。

学者中最早评论亨克译本的是中国学者颜任光（又名颜嘉禄，英文名Kia-Lok Yen），其时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颜任光称英语世界学子第一次通过亨克的忠实翻译了解到王阳明，认为对亨克的贡献无论怎样赞扬都不过分（Yen，1917）。

1918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姉崎正治（Masaharu Anesaki）在《美国神学杂志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上高度赞扬亨克译本所呈现主题内容的重要性，指出王阳明《传习录》及相关思想作品涉及面广，涵盖哲学、伦理、国家治理、经济甚至军事等不同领域，内容及文体风格变化多样，亨克能完成此项翻译实属不易；而且他认为亨克译本忠实于原作，尽管译文有些口语化，且偶尔有些误译，但几乎无任何词句遗漏，值得读者信任，译作整体上堪称对原作的再现（Anesaki, 1918）。不过，深受日本深入广泛的阳明学研究浸润，姉崎正治认为亨克在阳明学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层次不高。他指出，亨克未能真正理解并呈现出王阳明思想体系，也未能明确深入辨析王阳明与朱熹思想的异同，对阳明心学的核心术语涵义阐释较少，甚至有解释不准确的地方，术语翻译过于简单、现代化，易致误导（同上）。因此，姉崎正治本人根据他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对部分术语及阳明心学理念如“良知”、“致良知”等做出了简要阐释（同上）。

1919年美国著名宗教史学者、哈佛大学神学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在《哈佛神学评论》（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发表评论。他对亨克译本的评价非常简略，仅指出了亨克译本的可读性特征，赞扬该译本对西方学子学习东方哲学的帮助，简要提及译本中某些术语概念的理解困惑，未作进一步深入讨论（Moore，1919）。

亨克译本出版20年后，1936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与巴黎保尔·古特纳出版社（Geuthner）分别出版中国神学家、哲学家王昌祉法文版《王阳明的道德哲学》（La morale de philosophie de Wang Yang-ming）。在中国做过传教士、研究中国儒家思想并撰写了大量中国宗教文化论著的美国学者施赖奥克（John K. Shryock）在《美国东方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文，肯定该书是“基于王阳明所有著述”并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重要著作”，而此前有关阳明学的西语资料短缺且不理想，至于亨克对王阳明思想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是基于不全的原文版本，且译文质量在很多方面不太令人满意（Shryock，1937）。这一插曲也可称得上亨克译本影响的延续。

1.2 陈荣捷全译本与汉学界的研究式评析

1963年，陈荣捷推出了《传习录》全译本。陈荣捷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多所高校中国哲学和文化教授，1951年起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编辑、《中国哲学研究》顾问。他在国外弘扬中国哲学60年，从夏威夷时代起长期致力于中国经典哲学作品的英译，是英文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袖、欧美学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陈荣捷对儒学有相当的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新儒学研究的泰斗，尤长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是朱子学研究专家。陈荣捷尊朱子而不贬阳明，他觉得非常有必要理解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派的阳明心学，除英译《传习录》，还著有中文版《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王阳明与禅》等，被誉为中文世界1950-1980年代中最重要的阳明学著作④。

陈荣捷翻译《传习录》的直接背景，是由美国著名汉学家、儒家思想史研究巨擘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领导的东方研究委员会策划并资助的大型翻译工程“东方经典著作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⑤，力图向西方学子传播东方传统思想与文学代表作，《传习录》英译本便是其中之一。与亨克译本中仅附有“译者序”不同，陈荣捷译本副文本内容丰富，既有狄百瑞作序介绍翻译背景，也有译者自序表明选材原因与表达致谢，还有“译者注”解释译本产生过程相关问题。在自序中，陈荣捷对《传习录》原作评价甚高，认为这本集中体现王阳明哲学思想的著作是13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哲学经典，它将儒家学说发展至新高度，推进到新领域（Chan，1963：xi）。他表明，选择翻译《传习录》是因为“若不完整阅读此书，无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思想文化”（同上）。在译者注中，陈荣捷对亨克译本做了简短评论，指出其“错误太多，用处不大，无正当理由而对原作遗漏甚多”（同上：xiii）。另外，陈荣捷在译者注中还就翻译的中文底本、书名翻译策略及缘由、人物专有名词翻译原则、阳明心学术语译名策略、引文的考证与标注及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的处理策略、译本后附录原则等若干问题分别作出说明。

在陈荣捷译本出版之后一年，由纽约典范图书重印公司（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推出亨克译本重印版，学界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性评论。反馈评价有两个特征。其一，亨克译本书评数量多于陈荣捷译本书评。其二，对陈荣捷译本质量的评价总体高于亨克译本，大部分书评均指出亨克译本质量欠佳，但不忘对亨克在英语世界首译阳明心学著作的贡献予以赞扬（Nivison，1964；Schirokauer，1964；Chiu，196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宋代思想史专家谢康伦（Conrad M. Schirokauer）认为，在陈荣捷译本之前，没有令人满意的《传习录》英译本，陈荣捷谨慎的翻译可以有效取代亨克译本（Schirokauer，1964）。谢康伦将译本中展现的阳明心学重要概念“心即理、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梳理出来并作简要评论，指出这种哲学术语的对应表达是翻译中的最大难题，尤其是《传习录》几乎包含了所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每一个术语都需要解释说明，难以详尽。他赞扬陈荣捷译本中保持了哲学术语翻译的一致，虽然有些许部分英文表达不恰当，但总体上忠实于原作。他还赞扬了陈荣捷译本提供的丰富、有价值的副文本资料，为那些对中国思想感兴趣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同上）。

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颇深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比较亨克译本与陈荣捷译本后，赞扬了陈荣捷新译本的贡献。他考证了陈荣捷译本的中文底本，明确辨认出陈荣捷译本依据的是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四部丛刊”系列的《王文成公全书》38 卷本。倪德卫指出，陈荣捷译本通过导言部分介绍了王阳明生平、事业发展历程并解释说明了王阳明的主要思想，但仍未能将王阳明思想完整解释清楚，尤其对“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概念的阐释存有疑问（Nivison，1964）。此外，导言部分没有提及王阳明的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在王阳明行政管理行为与目标中时有体现，军事管理中也涉及各种法则与自律等教义。此处，倪德卫借用张煜全（Chang Yu-chuan）于1939年至1940年在英文季刊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发表的“Wang Shou-jen as a Statesman”系列文章以补充说明。倪德卫称赞陈荣捷在译本的其他几个部分都提供了言简意赅的导言，很有启发意义，但仍存有瑕疵，并指出亨克译本在这一方面很不理想（同上）。此外，倪德卫甚至还对一些细节问题提出异议，如陈荣捷译本中所载王阳明的出生地为余姚，倪德卫对这一说法存有疑问并试图考证（同上）。

倪德卫对两译本比较研究还有重要发现。他依据陈荣捷译本与亨克译本的目录对照比较后，指出亨克所指的《传习录》，其实是陈荣捷译本的第一部分，即由徐爱、陆澄、薛侃所录。倪德卫对两译本具体内容不同之处也做了例证分析，如陈荣捷译本中的“社会与政治措施（Social and Political Measures, pp. 284-309）”这一部分，在亨克译本中则没有。陈荣捷与亨克译本内容相同的部分里，亨克译本的编排方式不一样。从内容质量看，倪德卫认为亨克译本次于陈译本。他对亨克译本做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尤其是关于陈荣捷对亨克译本的否定之处，倪德卫做了认真辨析，对亨克译本的中文底本作考证探讨，认为其年谱部分是由钱德洪所整理的版本，其正文部分其实是施邦曜编辑整理的《阳明先生集要》一部分，而非王阳明全集，他认为亨克本人可能对此并不知晓（同上）。综合看来，倪德卫对两译本的比较研究可称作是迄今相对最为详细、深入的研究。

美籍华人学者、华盛顿大学中国哲学、文学与文化史教授施友忠（Vincent Y. C. Shih）基于推介中国哲学史著作成果，对陈荣捷于同年推出的《传习录》英译本及《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合并评介。他指出，陈荣捷这两本著作目的虽不同，但均堪称中国哲学领域最佳翻译，体现了陈荣捷的钻研精神，所有术语概念的英语名称都尽可能保持前后一致，所有引文都追根溯源予以考证，对重要术语在不同的使用中产生的涵义流变也加以梳理、澄清（同上）。施友忠特别指出《传习录》英译准确，可读性高。此外，熟谙中国哲学的施友忠对王阳明的思想特别是核心概念“致知、致良知”等英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并认为原书名“传习录”若译为Record of Instructions for Moral Cultivation会更直观，有助于减少误解（同上）。

美籍华人学者、费城天普大学教授赵善鸣（Chiu Sin-ming）在亨克译本重印版推出之际对两个译本进行简要对比。其总体上和其他学者思路一致，介绍译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并作出亨克译本质量不及陈荣捷译本的判断，指出亨克因对中国语言文字掌握程度不高、对中国儒学经典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误译及概念前后表达不一致。赵善鸣提出与众不同的论断，认为亨克在翻译这些术语时有可能过于依赖“已过时”的理雅各《四书》译本才导致的有误表达，并基于此建议，翻译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时较明智且必要的做法是用短语或词组来译单个汉字，且需要借助加注来阐明那些费解的地方（Chiu, 1965）。遗憾的是，亨克很少这样做，也没能保持自己表达法的一致。赵善鸣因此认为亨克译本的作用仅限于那些能看懂原著的读者（同上）。

这一阶段的《传习录》英译本评论与研究，主要由对中国古代思想感兴趣、尤其对儒学有过深入研究的汉学家完成，美籍华裔学者为其中主力。他们的评论不再局限于对译本的简介宣传，更多是在译本评析基础上的阳明学研究，一是更关注对阳明心学思想本身的理解是否到位，二是对译文的准确性分析讨论更深入。

2.《传习录》英译对英语世界阳明学研究的影响

2.1 亨克首译推动英语世界阳明学研究肇始

从上述亨克译本出版之初的翻译评论来看，一是表明20世纪初阳明心学在英语世界的受众圈子不大。彼时的西方学者群体尚未意识到阳明心学的价值，且因对阳明心学认识粗浅，也没有能力作出亨克译本与阳明心学原著的深入对比研究。二是亨克译本主要受到美国哲学界与宗教界关注，反映了王阳明心学在英语世界同时被视作哲学与宗教看待，这与译者亨克具有哲学家与传教士双重身份有关。明朝至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发挥主要作用，因传教需要而主动学习、研究并译介深受中国人重视的传统经典。

亨克翻译《传习录》的年代，由于新教传教士不如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对朱子哲学理解深入，因此亨克对于理学的研究尚未入门，更不善于参考借鉴《传习录》中文评论与日文注释，因而其译本错误百出（陈荣捷，1984：151）。这虽为剖析亨克译本中误译的根源，但既表明了彼时阳明学在英语世界的地位，也更显露了亨克译本在英语世界首推阳明心学之功，为西方学者了解、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打开了大门。就翻译活动而言，亨克翻译《传习录》属主动型，作为来华传教士、学者，主动将中国优秀文化思想译介到西方。不管怎样，如陈荣捷所言，亨克为欧美学界研究王阳明哲学第一人，英译阳明学著作的开山功臣，研究心学之人都应感谢他（同上）。只是初始阶段亨克孤军作战，阳明学的推广还未见显著成效。直至二战前西方研究阳明学的论著依然稀少，连译本出版传播地—美国—的阳明学研究也是寥寥无几（Chan，1972：55）。

2.2 陈荣捷译本伴随英语世界阳明学研究的逐步繁荣

陈荣捷全译本产生前后，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是英语世界阳明学研究逐步繁荣的阶段，或称第一个高潮期。据陈荣捷考察，二战结束后西方逐渐关注中国思想，王阳明研究得以发展。1960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和《哲学百科全书》均收录了“王阳明”词条，阳明学研究论著也主要在六十年代以后出现（同上：75）。

陈荣捷认为，这一阶段阳明学研究在西方得以推动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哲学家张君劢（Carsun Chang）与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张君劢一直致力于推介王阳明哲学，曾在美国东亚学会的年会上宣读过阳明学研究论文，1955年在美国《东西方哲学》期刊上发表“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一文，1962年在纽约圣约翰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Wang Yang-ming: the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16th century China，分别于1957年、1963年出版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上下册，对中日阳明学作了极详尽、全面的介绍。

狄百瑞本人长期致力于促进明朝思想研究，重点关注王阳明学派。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狄百瑞组织了“明朝思想研究研习班”，也举办过明朝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阳明学研究专家日本九州大学冈田武彦、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以及当时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任教的陈荣捷等学者讲学，主题内容都涉及王阳明。狄百瑞还撰写对阳明学后继者的研究论文，拓展了明朝研究领域，也提供了更宽阔的研究语境。他所主编的“东方经典著作译丛”，译著逾150本以上经籍，陈荣捷《传习录》英译本也因此应运而生。

此外，狄百瑞与陈荣捷、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联合编著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其中第21章重点论述新儒学的心学派。该章从介绍程颢开创新儒学的心学观为开端再讲到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心学发展，在专门针对王阳明的一节述介“王阳明思想中的道德直觉与行动”中阐述其“知行观”（de Bary等，1960：569-581），涉及对阳明心学核心概念术语的理解与英译，所收录内容实为直接选译阳明著作片段。具体选译内容含：来源于《阳明全书》第26卷《大学问》中的片段；《阳明全书》第2卷“传习录”部分王阳明对“心即理”的解释；《阳明全书》第1卷“传习录”部分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解释；《阳明全书》第3卷“传习录”中的《天泉桥论道》。

当然，从数量上讲，在推介阳明学的学者中，陈荣捷实际著译作品最多，除《传习录》英译本外，还有上述提到他编著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也有一定篇幅涉及王阳明思想的述介。陈荣捷本人对张君劢和狄百瑞的贡献称赞有加，认为他们形成的影响面虽小但意义非凡（Chan，1972：76）。总之，陈荣捷《传习录》英译本、其独自编著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以及与狄百瑞、华兹生合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这些文献一起为西方王阳明研究提供了宝贵可靠的资料来源。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止，西方阳明学研究有了良好开端且发展迅速。

70年代阳明学译介与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杜维明与秦家懿两位华裔学者。他们的代表作为杜维明的《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Wang Yang-ming's Youth [1472-1509]）⑥和 秦 家 懿 的《求智：王阳明之道》（To Acquire Wisdom：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1472-1529]）。前者原为作者1968年哈佛大学英文博士论文，1976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经朱志方翻译为中文，于2002年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杜维明文集》第三卷。在致谢部分，杜维明特别指出引用了陈荣捷《传习录》英译本，提出了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允许使用版权资料的感谢（杜维明，2002：11）。

秦家懿的《求智：王阳明之道》，即其197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文博士论文，于1976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中文版《王阳明》，其结构与英文本《求智：王阳明之道》很相似，内容上有所改进，体现了作者多年的深入研究进展。该著作中，秦家懿系统地分析了王阳明心学思想中的“心”、“格物”、“致良知”、“良知本体”以及“无善无恶”等重要概念，对所有术语概念、人名全部英汉对照。她同时还翻译了王阳明部分代表性诗文作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王阳明研究学者伊莱瑞（Larry Israel）评价秦家懿的著作是“美国至今唯一脉络较完整、辩证分析王阳明哲学的学术专著”（Israel，2015：205）。秦家懿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指出，王阳明著作仅有三个英译本，即亨克《传习录》节译本及其他信件与文章、陈荣捷《传习录》全译本与她自己的专题译本《王阳明论学书信》（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Ching，1971：vii）⑦。

《王阳明论学书信》是秦家懿为进行王阳明思想研究而翻译并加注的译本，1972年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发现，两相比较，虽然亨克译本不全甚至很多地方理解有误，陈荣捷的译本则很忠实全面地介绍了《传习录》的内容，但陈译本中所没有覆盖的王阳明私人通信中包含了丰富、颇有见地的哲学思想，阳明学爱好者甚至需要从亨克译本中去了解学习，因此萌发了翻译所有王阳明与他人之间的哲学问题讨论书信（Ching，1972：ix）。具体而言，该译本共选译了67 封王阳明与弟子门人之间关于哲学问题的交流书信，其中26封在亨克译本与陈荣捷译本中不可见，属于首译。所译67封书信选自1572年初刻版四部丛刊《王文成公全书》所收160封书信中，其中含《传习录》卷中收录的7封。故严格说来，如秦家懿所言，其译本《王阳明论学书信》称为阳明学著作专题译本更名副其实。该译本也颇受领域内学者关注，如香港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刘殿爵（D. C. Lau）称赞秦家懿所译王阳明哲学书信填补了之前译本在这一方面的空白，但认为她对所译书信中包含的哲学问题并未能阐明（Lau，1974）。

2.3 《传习录》译本当前传播与阳明学研究

在持续发展中趋于平缓除杜维明与秦家懿等学者外，80 年代及其后，美国学术界仍有受《传习录》两英译本影响而对阳明学进行的一些后续研究。例如以亨克译本与陈荣捷译本为主要分析对象来辨析论述王阳明与朱熹在“格物”理念上的异同（Lee，1987），对“知行合一”概念合理性的思辨（Frisina，1989）。还有些研究不限于《传习录》，如探讨王阳明的军事思想及政治思想（Shin，2006）。据伊来瑞初步考察，从1980年到2013年，美国出版发表过以王阳明为主题的五本专著，十一篇博士论文，以及五十篇以上的文章，这还不包括为数不少的百科全书以及网络条目（Israel，2015：207）。

调研还发现，亨克与陈荣捷两译本在80年代后相对流传较少，但在21世纪以来，分别有十几家美国出版社以各种方式再版、翻印亨克译本，尤其近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不同出版社进行重印、翻印，并且以亚马逊图书网为代表的美国主要大型网上书店都有在线销售各种重印版、翻印版亨克《传习录》译本。陈荣捷译本也得以在一些出版社重印、在线销售，虽然规模数量不及亨克译本，但同样表明美国学界对阳明学的关注与研究依然在持续。

总之，当今英语世界对《传习录》英译及阳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等国的汉学虽同样发达，但除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2：科学思想史》一小节中简要论及阳明心学，此外少见有影响力的论著。对两译本的直接研究依然仅限于上述译本评论，且这些评论发表的年代均局限于译本初版后数年内，当代专门针对《传习录》两英译本的研究并无实质性进展。近来王阳明的研究论著虽时有出现，但不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辉煌，缺少类似张君劢、狄百瑞、陈荣捷等学者的推动与杜维明、秦家懿等学者的纵深发展，研究规模与研究成果数量、质量也未产生值得期待的效果。

3. 结语

文献梳理反映了《传习录》英译本出现前后西方学者对阳明心学的关注与重视程度发生的重要变化。英语世界中哲学领域、汉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以译本评论为形式展开的阳明学研究实质，集中体现了《传习录》英译促使了英语世界阳明学研究的发端与进展。但陈荣捷译本之后国内外再无新的英译本诞生，这与中外的阳明学研究盛况并不相称，很有必要探讨《传习录》英译重译活动停滞的原因。此外，早期的《传习录》译本评论虽有所涉及阳明心学核心概念英译的评判，但大多限于书评篇幅而仅作简要举例点评，未对译者的诠释手段与取向、诠释效果等深入探讨，当前亟需从这些视角深化两译本对比描述研究，还需根据两译本传播现状对比以探索适切翻译策略，从而更有效诠释与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传习录》英译研究：从诠释到传播”（17YJC740054）资助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孔喜，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许明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本文发表于2018年《中国翻译》第4期，第28-35页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