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翻译而思: 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

刘军平教授

摘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哲人们就开始关注有关人、语言、符号和世界的关系。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的再现论、奥古斯丁的符号论、洛克的指称论给翻译理论提供无尽的理论源泉。直到现代,随着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与翻译的关系联系得更紧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翻译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戴维森的不可通约性,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解释翻译活动的现象,或给翻译研究以形而上的启迪。因此,任何完整的翻译理论离不开哲学的途径。在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不少哲学大家要么把翻译作为研究哲学的一种媒介,要么直接通过翻译而“思”,研究语言和哲学问题,翻译既是他们研究的手段,又是目的。

关键词：翻译；哲学；形而上；途径

1.引言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它以特有的理性思维方式,回答了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在古希腊,各门学科还未分门别类,独立出去,哲学是包罗万象的一门学科。虽然在近现代,各门学科的分野界限分明,已经非常独立,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哲学的理性思辨,例如抽象概括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演绎归纳能力、鉴别判断能力等。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翻译学必然需要哲学的理性思维和理论建构。在翻译研究中,作为具体的翻译个体经验有待上升到一般的翻译原则,译者从事翻译实践的感性认识有待上升到理性认识,翻译理论研究也需要从翻译现象深入到本质,这一从具体到个别的过程揭示了翻译活动或翻译研究的规律。翻译的理性思考反过来进一步深化对翻译过程的认识,逐步提高研究者的理论思辨能力。有鉴于此,翻译理论范畴的建构同样也必须以哲学作为其总的指导原则。“道归如一”既指哲学作为“一匡天下”起的高屋建瓴的作用,同时也说明译学需要形而上的思辨。

2.翻译与哲学研究的渊源

翻译与哲学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哲学中涉及到大量的翻译理论问题,翻译理论也包含哲学思辨和哲学方法论的运用。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翻译学也应该有意识地从哲学中吸取营养,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从哲学与方法论的关系看,哲学的世界观与翻译学的方法论之间存在深刻的一致性。哲学的世界观使翻译理论工作者成为自觉的主体,使经验性的方法形成理论,从而使翻译理论者在哲学观点的指导下自觉地认识翻译的本质,从事理论研究。从这个方面看,一定的哲学原则运用于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时即表现为方法论,一定的翻译方法论则总是以一定的哲学原则为内在依据和理论前提。

众所周知,20世纪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德里达、奎因等人纷纷从哲学角度论述翻译或者从语言、翻译角度探讨哲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翻译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真正能够对翻译学起指导作用吗?翻译理论研究又如何加强与当代哲学思潮的互动?

20世纪后半期发生的“语言转向”和翻译的“文化转向”使二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从语言哲学、文化哲学上给翻译以形而上的思考,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我们看到,翻译活动涉及到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就需要以跨学科为切入点,来规范其研究范式与概念范畴。就翻译的本质而言,翻译是涉及到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思维活动,它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再现。从哲学角度看,语言及思维的共性为翻译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其他任何哲学学科都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澄清或解决哲学问题。20世纪的哲学流派,无论是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还是解释学、解构主义,都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语言进行阐释。在阐释语言的过程中,有关语言的理解、解释和翻译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这样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到达了语言哲学阶段。翻译学通过利用语言哲学的成果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疆域。例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是建立在唯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上,而乔氏的理论又可追溯到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和康德的先验论这条发展线索。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翻译理论模式就建立在乔氏的深层/表层结构之上,从而使其在翻译理论研究上迈出了一大步,成为建构现代翻译科学的开拓者。由此,我们会发现奈达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然而奈达的“功能对等”的翻译观又超越了心灵主义的羁绊,使翻译更具有实用性和灵活性,从而成功地建构了现代翻译科学的基石。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研究翻译也就是研究语言。不少哲学家们通过讨论语言与翻译,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关注哲学与语言的关系可追索到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万物是不断变化和更新的,但万物的变化与转换是有规律的。赫拉克利特把这种规律称之为“逻各斯”(言语、言说、论说、“道”),它是永恒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和共性,不依赖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人不是简单地通过感性可以认识“逻各斯”,而是需要理性才可以抵达真理的彼岸。希腊人又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通过言说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人通过言说来体验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

那么,经受一种语言之体验,就意味着通过接受和服从语言的要求,让我们与此语言发生关联。人果能在语言中发现他的此在的合适居留——不管他是否注意到——那随着语言所经受的一种体验,就会触及我们此在最内在的结构。我们说着语言的人,也就会一天天在时间的进程中被这种体验所改变。(海德格尔,2004:63-64)

海德格尔把语言抬高到本体论存在论的高度来强调,我们讲话只是为了让语言言说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打破了形而上学的束缚,从全新的角度审视语言与翻译。“翻译可以理解为回归到最初的原始,让语言的处女体验出现。为了言说原始话语,用福科的话来说,就是思考`他者',也就是表达前形而上学的思想,我们必须进行翻译。翻译可以被看作一个行为,一种思维活动,将自己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科学地将某种东西翻译成现在。”(Gentzler,1993:155-156)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语言不仅仅是“存在之家”,而且也是存在的牢笼。如果我们让语言自身说话,语言的本质就会显现出来。在翻译古希腊思想最古老的残篇《阿拉克西曼德残篇》时,海德格尔对翻译的这种阐释也成为其哲学理论的关键所在。“就翻译而言,允许语言处女般的体验发生,回到前初始状态,就可以理解翻译。为了言说最初的言语,思考福柯所说的‘他者’——即前形而上学的思想,我们必须进行翻译。翻译被看成是行为,思想的行动,把我们自己翻译成(变为)其他的语言,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把过去翻译成当下语言的科学转换。”(Gentzler,1993:155)一切言语活动包括翻译,应该回到它的本真状态,这种纯净的状态类似于本雅明的“纯语言”。

海德格尔通过翻译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翻译是推陈出新推出新的意义,它可以打破读者约定俗成的僵化思想,让言说产生大音希声的共鸣。第二,海德格尔为翻译指向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译者不仅仅要考虑已有的命名和意义,更要考虑没有过的命名与意义。通过翻译,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存在与翻译的哲学洞见。

3.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哲学思想的启迪

综观整个西方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哲学是翻译理论的元学科,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翻译理论的框架结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都离不开哲学的视野,与哲学休戚相关。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学,可以说无法把握西方翻译理论的本质特点。例如,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在可感世界之外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世界。每个可感事物都在理念世界有一个理念或型相作为其真实的本原,可感事物只是本原的模仿和影像,因此是不可靠的。我们所看到的白马也好,黑马也好,都不过是“马”这个理念的“影子”或“摹本”的理念。理念独立存在于一切事物和人之外,是第一性的,具体事物或物质世界是第二性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论证,其中的著名“洞穴理论”用比喻来解释理念论。柏拉图想说的是,黑暗洞穴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像是自然世界的形式与“理念”世界的关系。艺术对现实的反映永远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译本不过是“理念”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只有理念(原文)才是永恒的。译文作为一种艺术再现,只是原文或艺术的影子而已,它离真理远隔三重远。

翻译研究中把译文当作是原文的模仿和副本的最早源头就来自柏拉图。这种原型—副本的关系一直影响到现在。翻译中,“好的影像”将事物的理念关系内在化,因此可以说译文“像”原文。“幻象”或者说“坏的影像”尽管在效果上与原文有些相近,但毕竟有差距。以此类推,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原文是原型,是译文的试金石,而不同的译文都是理念(原文)的摹本,只是分别有了理念的结果。由此推衍开来,在翻译研究中,柏拉图思想的影响是,原文的权威是绝对的,译文(摹本)对原文(原型)是否相似取决于理念的本体先在,从而使译文(摹本)永远处于从属地位。无数译文的重译,也只是柏拉图影像制造(image-making, eidolon)的过程,它建立的只是幻影的世界,而原文(理念)永垂不朽。当然,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理念与影像、原文与模仿、原型与幻影的二元对立观点正在逐步解体。

亚里士多德最先区分专业门类,其概念体系雄霸西方两千余年。从翻译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给翻译理论的启迪是:(1)“是”概括了诸如“本原”、“存在”、“本质”、“一与多”、“不变与变”等研究对象,哲学自从围绕这样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之后,便可以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2)文艺的本质是模仿,模仿的对象是现实中的个别事物,即第一实体。文艺要模仿现实,再现人生;(3)关于语言、符号的论述,包括口语重于书面语、名词与动词的功能区别以及语言中的时态范畴。这些观点对后来的洛克的“词语是观念的符号”观影响很大;(4)语言具有的普世认知功能。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观,即有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沃尔夫否认概念范畴的先验存在,提出除非所有的观察者语言背景相似,否则所有人不可能分享同一宇宙图式。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包含两种涵义:一是语言决定论,语言因其自我成形,自我创造的能力而能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形成人们世界意象的积极因素。二是语言相对论,不同的语言表示不同的社会现实,世界意象随着人们的认知语言体系的不同而变比。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认知思维完全由语言决定,因为他只能根据其语言中编码设定的概念范畴来区别定义和认识世界。人的观察和感知客观世界的方式取决于语言的词汇相结构,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每一种语言都以独特的方式为它的说话者建构自身的世界。不同的语言结构赋予世界以无限的多样性,每一种语言系统中的范畴类别和概念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享,很难与其他范畴概念通约。由此我们可以说,“翻译是个相对的概念,将来也是如此。可以说,每一种翻译代表着一种语言世界观对另一种语言世界观的移译。语言的改变或变形,一定会引起世界观的改变”(Wilss,2001: 41)。译者所能达到的只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近似对等。

在中世纪后期,奥古斯丁进一步综合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符号”理论。奥古斯丁的语言观对中世纪以及现代的符号学、翻译学理论影响尤其大。

4.19世纪以降的哲学思潮与翻译

19世纪中期,哲学掀起了反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狂飙。百年来,这种哲学思潮渗透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翻译研究也毫不例外受其影响。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对20世纪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论语言及词语》中,叔本华把翻译看成是扭曲原文的表现。他说:“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要找到完全一致对等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一种语言中所表述的概念同样在另一种语言中也难以找到一模一样的相对物。”(参见Robinson,1997:246)叔本华认为,由于概念的非对应性,翻译中所表达的概念要么有差异,要么没有对应,因此所有翻译是无法一一对应的,特别是传递孕育多种意义的文本时,尤其困难。每一种语言的思维方式不同,每掌握一种新的语言,也就改变或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即使通过翻译,译文与原文距离也相隔遥远。这种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翻译的不可译性观点对当代翻译理论影响很大。

当我们论及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观点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尼采。从哲学上说,尼采是叔本华的直接继承人。首先,尼采的翻译观向传统的翻译理论观发起了挑战,它颠覆了意义的一致性。在《译者的隐身》这部著作中,韦努蒂提到他写作该书的初衷:为了突出译者主体性,而采用尼采—福科的谱系方法,放弃西方翻译界长期所追求的两个目标:目的性和客观性。这种描写法将原文的再现看成是非连续性的,将意义看成是变动不居的、多义的(Venuti,1995:39)。其次,翻译是一种语言融合的策略,例如罗马帝国时代将希腊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对于尼采来说,翻译毫无疑问是某种形式的征服。尽管尼采有关翻译的论述不太系统,在《令人兴奋的科学》中,他提出了翻译的征服观和创新观;在《超越善恶》中讨论过如何翻译出原文的节奏。尼采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思想家和翻译理论家如本雅明、海德格尔、加达默尔、斯坦纳以及德里达。

当翻译理论家越来越关注翻译时候,哲学家对翻译的问题也情有独钟。特别是20世纪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之后,许多哲学家认为从语言的角度考察哲学是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其他任何哲学学科都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澄清或解决哲学问题。”(涂纪亮,1988:1)20世纪的哲学流派如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学、解构主义都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语言进行阐释。与此同时,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到达了语言哲学阶段。弄清楚哲学语言的意义成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作为语言哲学相邻学科的翻译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从中获益匪浅。当然,这几门学科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无疑,翻译学通过利用语言哲学的成果,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疆域。

奎因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首先基于意义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确定可接受的规范是否正确(参见全增嘏,1995)。“以不同方式编撰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这些手册与语言倾向的总体是相容的,但彼此之间却不相容。”(Quine,1960:27)翻译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思想实验的引入,其意图在夸大把理论语句译为观察语句方面的困难。在处理土著语言之间的“根本翻译”时,我们没有任何先前存在的翻译工具可使用。不确定性既包括意义,也包括指称的不确定性。土著中的观察句Gavagai和英语Rabbit的关联就是典型一例。Gavagai作为一个词项,它也可能指“兔子”,也可能指与其有关的抽象词项或具体词项。这些不同的含义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条件而言,是合情合理的。但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可见在“根本翻译”上,语言学家根本无法判断Gavagai的指称对应关系。由于其行为指称意义是不可测知的,从而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即使在解释母语时,也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主要是解释者对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理解就是翻译的观点,不同的理解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翻译。奎因的讨论给翻译标准的多元化和多重译本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不足之处是,奎因所讨论的语言与翻译语境通常为发生在社会中的自然现象,从而忽略了语言和翻译的文化现象,使其论证建立在虚构的观察空间上。

翻译研究中真正的哲学转向发生德里达身上。他将解构主义引入译学,试图打破形而上学的束缚,宣称译者是创造者。德里达摧毁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堡垒。两千多年来从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从康德到黑格尔,追求现象背后的逻各斯成为哲学的终极目标。通过对能指-所指、主观-客观、原文-摹本等二元对立的言说方式的解构,德里达推翻了西方语言和翻译的暴政。其次,重新给翻译以定义。翻译不再存在固定不变的意义,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没有绝对纯粹的所指。翻译是一种改写、增补和“扬弃”。再次,“文本之外无它物”(参见Davis,2001:9)。除非将文本置身于具体语境中阐释,否则无意义可言。在德里达眼里,翻译的意义是流动的,超越了地缘和民族的疆界。总的来说,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对于二元对立采取了一种既非/也非,既是/也非的逻辑,从而打破了翻译研究中的原文本质中心论、模仿论、原文决定译文论,给后来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用解构主义的眼光审视、重估翻译研究,我们不仅看到了尼采的影子,也看到了新的翻译理念的诞生。

5.结语

毫无疑问,翻译与哲学的关系是由翻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翻译既是具体实践,也是一种理论思考。德里达说过:“我们所研究的翻译问题,也恰好是通向研究哲学问题之路。”(参见Benjamin,1989:1)显而易见,对于许多哲学家而言,讨论翻译本身,也就是探讨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这无疑给翻译研究带来活力和契机。

一言以蔽之,通过翻译而思,是当代哲学家的使命和目的。同样,通过哲学而思,也是当代翻译学学科范式发展的需要及概念范畴确立的要求。舍之,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难以跃上人们所希冀的高度。

基金项目:本文受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规划资助课题《翻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立项资助[项目编号:(2009)011]。

作者简介

刘军平，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中西比较文化。

本文发表于2010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第64-67页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