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翻译史研究现状看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方向

摘要: 中国典籍英译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对众多中西翻译史著作的纵观横览之下，竟然难觅中国典籍英译史的踪迹。西方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英的翻译史，却对中国典籍英译史存而不论; 中国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中的翻译史，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今后，应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充分挖掘史料，从实践史、理论史和元翻译史三个方面对中国典籍英译史进行通史、国别史和专题史相结合的研究。

关键词: 中西翻译史; 中国典籍英译史; 研究方向

1、引言

从现实意义上看，中国典籍英译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身份、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从而构建全球文化多样化的格局。从理论价值上看，中国典籍英译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年轻分支，要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回到翻译史中去，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有的放矢地深化研究，完善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同时，对翻译史的考察，还能为翻译实践指明方向，帮助译者查漏补缺，总结经验和教训，探寻规律。翻译研究范围的扩大，包括多种改写形式，为重写我国翻译文学史、研究当代历史转型期的领袖人物及翻译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赵文静 2009:88)。然而，尽管中西方众多翻译学者都强调了翻译史研究在确立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但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却极其匮乏。西方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英的翻译史，却对中国典籍英译史存而不论; 中国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中的翻译史，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提出中国典籍英译史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国外翻译史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在翻译史研究中，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文献”都是最基本的因素(蒋哲杰 2014:109)。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实践和理论探索阶段，翻译史研究相对滞后，但越来越多的西方翻译学者已经认识到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例如Lynne(Lynne 2007:75)强调了翻译学科要确立它具有连贯性的研究方法，维持学科独特的发展路线，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翻译史中去，谋求新的发展，而翻译史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但其研究前景一片光明。

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或论文集，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翻译理论史，二是翻译理论史兼顾翻译实践史，但以理论史为主，第三类是元翻译史著作，即有关译史的方法论、理论框架和书写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第一类居多，如斯坦纳的《英国翻译理论史:1650-1800》、韦努蒂的《翻译研究读本》、罗宾逊的《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等; 第二类的翻译史著作相比第一类较少，绝大多数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史的描述，例如凯利的《真正的译者——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以及维斯伯特(Weissbort)和藤森(Eysteinsson)合著的《翻译史读本——理论与实践》等，其中只有国际译联翻译史委员会主任德莱尔与副主席合著的《历史上的翻译家》介绍了少数中国翻译家的活动，并且在2012年的修订版中，补充了理雅各对中国儒学经典的英译(Delisle and Woodsworth 2012:179-186)，但他主要侧重翻译西方著作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而有关中国典籍的英译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并未详细展开。第三类元翻译史著作最少，目前只有两部:澳大利亚翻译学者皮姆的专著《翻译史研究方法》(Pym 1998)，以及由加拿大学者巴斯汀和班迪亚主编的论文集《勾画翻译史的未来——当下话语与方法论》(Bastin and Bandia 2006)。其中，皮姆的《翻译史研究方法》是西方第一部专门探讨译史理论的元翻译史著作。皮姆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译史研究中，界定了翻译史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人的译者以及他们的社会行为，并划分了译史研究的三个领域:1) 翻译考古学，负责记录和挖掘基本史实; 2) 历史批评，负责分析前人对历史上出现的翻译现象的评价; 3) 解释，用于解释翻译行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点出现的原因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同时也提出了翻译史要围绕译者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展开的四条翻译史原则。如果说皮姆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还停留在翻译史书写模式和理论阐释框架上，那么《勾画翻译史的未来——当下话语与方法论》则上升到了对翻译史学科自身的反思，使我们认识到翻译史跨学科的独立学科身份，以及历史学与翻译学范式的互相依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勾画了翻译史研究的未来蓝图(黄焰结 2012:67)。编者认为翻译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可以借鉴相关的史学理论话语，另一方面翻译史著作本身就可以看作历史文献，为史学研究提供史料。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了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却集中在理论史和批评史，实践史和元翻译史著作相对缺乏。其中，提到中国翻译史或翻译家的著作屈指可数，中国典籍英译史的著作更是无迹可寻。如果说20世纪的典籍英译史还太过短暂，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的话，那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把中国典籍翻译并介绍到西方世界，从而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热，但西方翻译史学家对此阶段的翻译史也视而不见。由此可见，西方翻译史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中国典籍英译史研究是个有待发掘和填补的空白。除了上述翻译史专著外，还有部分期刊论文或图书章节，涉及到翻译史研究方法的探讨①。国际译联(FIT) 还专门成立了翻译史研究委员会，并通过季刊Babel，致力于对各国翻译史成果的介绍和推广，但目前尚未发表中国典籍英译史方面的论文。

在西方翻译史研究领域之外的文化史和汉学史著作中，则出现了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相关史料: 彼得·伯克(Burke 2007:39-51)在《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翻译史》一书中，辟有一个章节，着重探讨了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欧洲不同国家的译者把西方经典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情况，顺带也提及了耶稣会士在把中国的经典文化翻译、介绍到欧洲世界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龙伯格(Lundbaek 1991: 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Mungello 1988: 252-272) 的著作则集中描述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前后中国典籍在西方的译介和影响，但19到20世纪的相关史料较少，并且主要是汉法和汉德的翻译，中国典籍的英译史料很少。19、20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史料，以儒学典籍为例，主要散见于美国出版的几部中西比较哲学或儒学研究的著作中，如安乐哲、郝大维等合著的相关著: Ames(2006:23-25)，Hall and Ames(1998)。这些论著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在尊重中西哲学文化的差异性前提下，讨论了诸多中国儒学典籍的翻译方法和策略问题。

综上所述，国外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豁然彰显了西方翻译史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杨静 2013:86) 。

3、国内翻译史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国内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引起国家和相关学者的重视，从国家战略工程到典籍英译方向研究生的培养，以及典籍英译研讨会的召开，我国的典籍英译研究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成绩蔚然。详细内容参见本文作者其他论文，此处不再赘述。中国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已于2012年11月和2014年10月成功召开两届，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及美国等二十余所高校的国内外知名翻译学(史)专家和学者主要围绕中国近代史的翻译、翻译史研究: 史料、方法与创新、翻译与中西交流、文学译介史研究等展开，标志着翻译史研究(包括中国典籍英译史)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其中，王宏(2013)教授还提出了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编纂原则，但目前国内还没有正式出版中国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2012年12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 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和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其余二十多本都是中国翻译史(汉译外)的相关著作(杨静 2013:86) 。其中，既有中国的译学理论发展史，也有中国翻译实践史，并且翻译实践史著作要多于译学理论史，如马祖毅(1994;1998) 出版的国内第一本翻译史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99年的《中国翻译史》、2006年的《中国翻译通史》(五卷本)，以及孔慧怡的《重写翻译史》等。这些翻译史著作，无疑都是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夯实之作，其中，虽有部分译史兼论了具体的写史方法，但国内目前尚未出版元翻译史的专著，即翻译史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尚未形成。

在上述三十几部著作中，仅有一部以“史”为名的中国典籍外译史专著——马祖毅和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其内容涵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方面面的典籍英译活动，史料翔实，是中国典籍英译史研究方面重要的参考书。该书集中描述《四书》、《五经》的翻译情况，但书中多是对英、法、德三国的中国典籍英译活动的描述，对美国的英译者仅在59页提到了庞德(马祖毅、任荣珍 1997:33-69)。总之，该书作为一部史料翔实的翻译史著作主要倾向于史实的罗列，缺乏明确的译史方法论和理论框架，以及对翻译史背后的文化动因的分析，并且它涉及汉译外多种语言的翻译史，而不是中国典籍英译史专著。此外，方华文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也有一个章节介绍了中国典籍的西译书目。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是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文化史和翻译史相结合的论著，尽管它并没有涉及汉译外的中国典籍英译史，但却“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王克非 1994:10)。

国内(以港台为主)也有部分翻译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涉及译史研究方法的讨论②，如王佐良(1987:2-3)提出了“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蔡新乐(2006:53)试图沟通史学研究与翻译研究两个学科领域，强调了翻译在重构历史、创造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讲座教授张佩瑶(Cheung 2012:156-171)在《从二元对立到相反相济: 谈翻译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与太极推手的翻译史研究路向》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方法的三种主要取向可以借鉴到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中来。而她提出的“推手”路向与第二种主动介入、积极干预的路向(主要是指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学者的路向，目的是抗衡主流派对弱势群体、弱势文化的大叙述。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同样的目的，能改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张佩瑶的“太极推手”的翻译史研究方法具有极高的方法论价值，穆雷和欧阳东峰(2015:15) 从方法论的角度评价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在翻译史研究中的局限性和优势，并提出建议。以上两篇论文是国内较为突出的论及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文章。

香港岭南大学王晓元2006年的博士论文《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从语用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构建了翻译社会学模式，从翻译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中考察了甲午战争至清末这一阶段的文学翻译实践史。在具体写作方法上，他采取了史论结合，以论为主，并截取一个时间切面，选取特定时期内的典型译者，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以点代面，以微见著，又高屋建瓴地从文化研究角度对特定时期的文学翻译史研究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为中国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写作方法。

尽管国内翻译界目前尚未出版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专著，但是部分与典籍英译相关的著作和博士论文中也零星涉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国内典籍英译方向的博士论文(部分博士论文已正式出版)提供了相关的史料和理论视角③;“这些博士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杨静 2013:87)虽然没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中国典籍英译，但在史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内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汉学史或跨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为中国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如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第十章两节内容涉及18世纪《四书》、《五经》的西译史)、武斌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王宁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张西平《欧洲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

总之，国内的翻译史研究比起国外来，实践史居多，理论史和元翻译史理论著作匮乏。不过，中国典籍英译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都比国外要丰富的多，相关的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文化史等著作中的中国典籍英译史料较为丰富，但并未正式出版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专著。

4、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研究的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翻译学界对翻译史的研究相对滞后，已有的翻译史著作集中在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有关元翻译史的论著极少。因此，翻译史研究亟待建立健全学科体系，加强翻译史方法论、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构建。而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更需要从翻译史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完善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对中国典籍英译史“存而不论”，暴露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同时，中国翻译学界过多的关注外译中的翻译史，对中译外的翻译史的忽略，也说明了我国学者需要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性，才能更好的把中国典籍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传播出去。因此，中国典籍英译史研究亟待展开。

首先，要树立中国典籍英译史独立的学科意识，从实践史、理论史和元翻译史三个方面加强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对200多年来(以1761年《好逑传》英译本在英国出版为始)的中国典籍英译活动、译本、译者、翻译范式和翻译主张等进行全面的梳理，最终完成中国典籍英译史这一鸿篇巨制。第二，要认识到中国典籍英译史跨学科的研究性质，充分借鉴历史学、汉学、跨文化交流、中西比较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三，中国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框架的探讨亟待展开。第四，除了通史性的研究之外，还需要分国别、分时期、分专题，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也可以同时结合几种研究类型，做相关的专题翻译史研究。如可以分为哲学典籍英译史、文学典籍英译史等，也可以分为美国的中国典籍英译史、英国的中国典籍英译史，由此，从一般性的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领域的翻译史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我们对中国典籍英译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对自身哲学文化进行再认识，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对弘扬民族文化，保持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让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4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世纪美国的儒学典籍英译史论”(项目编号: 2014BYY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静，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典籍英译。

本文发表于2016年《外语教学》第3期，第109-112页上，参考文献、注释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