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
摘要：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对译者有着深刻的体认与思考。应《东吴学术》之邀，葛浩文于年月日在常熟进行了题为“作者与译者：交相发明又不无脆弱的关系”的演讲，在民族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生产的大语境下探讨作者与译者的互动关系。基于葛浩文的演讲以及与他本人进行的访谈，并部分地观照其翻译实践，笔者把葛浩文关于译者的基本思想归纳为：译者之“用”，即译者价值之所在；译者之“道”，即翻译的方法论；译者之“质”，即翻译的认识论；译者之“我”，即译者的自我认知与定位，这是一切翻译的起点与支点。葛浩文有着为译者“正名”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情怀，其翻译实践、经验总结与理论探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更具有积极的参照系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葛浩文；译者；功用；译道；本质；自我
引言
自信“如果不做翻译家，就会成为音乐家”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上世纪80年代即投身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因其“环境、耳朵（天赋）与态度”，注定会在这项鲜享掌声的事业中成就伟大。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把葛浩文放置到了更多人的聚焦、崇敬与审视之下，其本身成了一个学术热点。对中国译界与文学界而言，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孤独领地里的独行者”（厄普代克，2005）的葛浩文似乎已成为了一个符号，从一个正在发生的个案变成了一种现象，即从“个体”意义上升到了“类”的高度，甚至代表了中国文学向世界传播的一种范式。
2013年10月24日，苏州昆承湖畔，笔者有幸与葛浩文和林丽君夫妇等译界、文学界与批评界的几位专家共进午餐，聆听葛浩文题为“作者与译者：交相发明又不无脆弱的关系”的演讲、并与之进行了小范围的访谈讨论。葛浩文随和、幽默、坦诚、自信与睿智，让人印象深刻。从午餐交流到讲座，再到访谈，葛浩文以译者与作者关系为切入点，阐述了围绕译者的种种重大问题。基于葛浩文的演讲与访谈，并部分地结合他的翻译实践，笔者把他关于译者的思想总结提炼为四大方面，包括译者功用、本质、译道与“自我”，其中既有葛浩文近四十年翻译经验总结与理论思辨，亦有个人情感体验与理想追求，其价值与意义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一、译者之“用”
葛浩文多次提到，文学已边缘化，而文学翻译似乎更是一项“无人感激的职业”，译者面临着诸多尴尬与窘境。葛浩文这样调侃：“翻译是只有疯子才会做的事情。”但即使如此，葛浩文并未却步，其坚定信念来自于他对译者之“用”的把握。在《纽约客》的书评中，厄普代克把翻译的角色定位为“助产”（midwifery）。葛浩文认为这一说法基本恰当，至少没有贬义，可以接受，而把译者描述成“桥梁”、“中间人”、“协调者”都是准确的。葛浩文从民族文学与文明的跨文化传播这个角度出发，认为“翻译不是背叛，而是救赎（salvation）”，这颇具意味。“背叛”一词预设了“作者中心”，译者只好亦步亦趋，这就在无形之间把译者钉上了十字架。“拯救”则凸显了译者的巨大功用，体现了葛浩文为翻译辩护的姿态与情怀。在葛浩文的经验里，翻译的“拯救”主要体现在“增益原作”、“拓展读者群”、“获得国际声望”、“复活旧作”与“超越时空”、“融合国际文学元素与视野”以及“传播人类精神”等层面。
葛浩文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局限与可能性，因此，即使想尽可能忠实地翻译原作，其译作也会以某种方式“增益”原作。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葛浩文说：“尽管三岛由纪夫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不那么受人尊敬，但他却被看作20世纪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显然正是翻译把三岛由纪夫从“民族的”变成了“世界的”。据说马尔克斯曾经说过《百年孤独》的英译本胜过原作，也曾因此盛赞其译者格利高里•拉波萨（Gregory Rabassa）。葛浩文认为，优秀的译者可以让原作中并不出彩的语言变得文采斐然。
葛浩文对威廉•威弗（William Weaver）所说的“诗无所至，便归于消亡”的观点表示认同。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局限于民族文学的圈子内，那么它只能面向相对单一而有限的读者。随着时代思潮、文学趣味、审美、价值观、甚至语言本身的变化，一部作品往往会降低甚至失去原有的吸引力。而通过翻译，一部作品可以以另一种语言与新的读者见面，从而在跨文化语境里拓展读者群。李昂这样表达对译者（葛浩文）的敬意：“自然，我要感谢译者使得《杀夫》走向新的读者。”（1995：x）
葛浩文提到，作家要想获得跨语言的国际声望，“翻译虽然不是完美的方法，但却是方法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方法”。葛浩文列举了几个例子：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Dario Fo)，俄罗斯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当然还有莫言，他们获得国际文学声望，并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皆赖翻译。要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仅马悦然（能读汉语。试想，如果没有美国的葛浩文、瑞典的陈安娜（、日本的吉田富夫（、法国的杜特莱，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皆赖翻译。要知道，诺贝尔文学家18位评委中，仅马悦然（Goran Malqvist）能读汉语。试想，如果没有美国的葛浩文、瑞典的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日本的吉田富夫（Tomio Yoshida）、法国的杜特莱（Noёl dutrait）与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挪威的布瑞丝•塞泽（Brith Sathre）、意大利的李莎（Patrizia Liberati）这些被葛浩文称为莫言“化身”（avatar）的翻译家，莫言就不可能获得今天的国际声望。
葛浩文认可他的老师欧阳桢的观点：“（翻译）能让过去的作品复活，并使之成为当下的一部分。”显然，中国的诸多典籍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等，多是通过翻译得以在国外复活，并成为其文化体验的一部分。而当下作品也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超越语言鸿沟，走进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创造新的可能性。可见，译者不但可以让旧作“复活”，还可以让新作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从而跨越时空。
对一国文学而言，局限于一国之视野固然可造就独特的风格与趣味，但也会变得“过于民族化或者狭隘。”通过翻译，一国之文学可以与不同文化的文学形成互动对话，吸收“他者”元素，从而丰富自身；同理，一国之文学又可通过这种对话为其他的文学与文化增加新的元素，进而丰富世界文学的大图景。王德威曾说：“中国作家写得是不错的，尤其90年代以来一些重要作品写得非常不错，与国外作品比起来，我觉得完全不逊色。当然，能不能推到国际上，能不能在国际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那是另外一回事。汉语语言问题与西方语言完全是两回事，这个牵涉到有没有一个好的翻译者。”（季进，2011:103）葛浩文的看法与此类似，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的不是好的作品，而是好的译者。
普希金认为“译者是人类精神的信使”；歌德认为文学翻译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最高贵的事业之一”，对此，葛浩文深表赞同，但同时不无遗憾地指出，那一温柔敦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既然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视角、真理以及可能性，那么翻译的确就是在传播人类精神。葛浩文阅读莫言、喜爱莫言、翻译莫言、捍卫莫言，其原因正在于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精神体验，而把一个“民族的”莫言变成“世界的”莫言，从根本上讲是在传播人类精神。
葛浩文是在民族文学与“全球文学生产”这个大语境下谈译者功用的。他的着眼点始于译者对作品和作者的种种助益，继而更进一步，关注译者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最后上升到人类精神传播的高度。
二、译者之道
翻译的实践与哲思即为“道”。如果我们认为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是成功的，那么，其成功主要在于葛浩文个人化的翻译“私路”，主要包括“文本选择”、“（与作者）合作共生”、“三事合一”、“为谁而译”以及“翻译标准”等方面。
葛浩文说：“文本选择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比翻译错误更为糟糕。”葛浩文曾说：“我常常选择我特别喜欢，也认为老美非读不可的作品来翻译，可是他们未必那么喜欢……我就是照自己的兴趣来，基本上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同上：124-125）在西方世界，葛浩文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家与发现者，他几乎是重新“发现”了萧红，并因此翻译了其《呼兰河传》。葛浩文写道：“（东北作家中）萧红可以算是最传奇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但是，西方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却把她冷落了。”（葛浩文，2013:167）葛浩文钟爱萧红的原因是：“在民国年代，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这个概念，甚少作家能够领会，而萧红正是其中之一。”（葛浩文，2005：x）在英语世界中，葛浩文是莫言的最早发现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偶遇”莫言作品以来，葛浩文已翻译出版了莫言的11部小说。葛浩文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功不可没，但从更深层次看，莫言的获奖正说明了葛浩文在文本选择时的敏锐判断。当然，葛浩文的文本选择并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文学趣味，这从他翻译作品类型的广泛性便可窥见一斑。
葛浩文与原作者的关系几乎可以用“合作共生”来形容。葛浩文认为译者与作者之间是一种“交相发明又不无脆弱的关系”。在与葛浩文合作的中国作家中有二十几位与葛浩文关系良好。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往往与原作者进行意义的“共建”。葛浩文（2012:287）在《天堂蒜薹之歌》译者前言中提到：“与作者一道修改了第十九章部分内容及第二十章全部。”更有甚者，有时为了把一种器物解释清楚，葛
浩文甚至还收到了莫言的“草图传真”。自与莫言作品结下不解之缘以来，葛浩文就一直以翻译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来翻译、赞扬并捍卫莫言，“我赞莫言，正如莫言赞我”。在《丰乳肥臀》英译本译者前言中，葛浩文掷地有声地说：“在较近的记忆中，就中国历史空间的想象或者中国社会的重估而言，没有人的贡献能比上莫言，他1987年发表的《红高粱家族》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图景。”（2012：vii）葛浩文甚至还亲自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递交信函，提名莫言为候选人。在莫言获奖之后，葛浩文在英国的《卫报》撰文称莫言为自己的“英雄”：“莫言是中国最多产、最受欢迎、最广为尊敬的严肃的小说家，诺奖荣耀实至名归。”（2012）但是，葛浩文并不是与每一位中国作家都合作愉快，他与中国某位作家的龃酷便是例证。
葛浩文说：“译者需要同时做三项不同的工作：阅读、阐释（或批评）与创作。”没有好的阅读，便不会有好的翻译。葛浩文认为，译者的阅读应该是批评性、阐释性的。有时，葛浩文发现原文有错误，因此需要跟原作者沟通。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文学语言的意义具有模糊性、直觉性、意象性与音乐性等，每个译者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因此，其文学意义的把握与翻译也因人而异。“其实没有什么最好的翻译，只有好的解说。”（宇文所安，2003:15）这一说法恰好是一个注脚。葛浩文的批评与阐释不仅体现在语言理解层面，更体现在翻译实践层面，也就是说，在相对“忠实”前提下，葛浩文往往会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对译文进行调整。以《狼图腾》为例。原作者在每一章开篇所引诸如“周穆王伐田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之类的典籍资料全部舍弃，因为英文读者无法读出历史厚重感，也无法获得文学情感体验；小说末尾的“理性探掘”在英译本中也删除了，因为学理探讨与小说的故事性难以兼容，英文读者无法接受。至于创作，葛浩文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其“创作”的例证在其译著中俯拾皆是，此处不再赘述。
葛浩文明确主张“读者中心”，即译者应为目的语读者而译。“译者事实上为谁而译”与“译者该为谁而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或实践，而后者则是一个学理问题，具有前置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宏观层面的翻译策略和微观层面的话语运用。葛浩文认为，要回答“译者该为谁而译”这一关键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作者为谁而写”。毋庸置疑，作者为本土语言与文化语境中的读者而写，而不是为译者而写。葛浩文说：“当作者写作时，他可以想到很多人，但就是不能想到译者；作者不能忘记每个人，但必须忘记译者。只有这样，作家才可以写出自己的风格，即中国的风格。”同理，“译者是否要不惜牺牲译文的流畅地道也要尽可能地紧贴原文以取悦作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葛浩文强调，译者只能为目的语读者而译，并对其负责。
葛浩文的翻译标准可总结为忠实前提下的“可读、平易、有市场”。葛浩文（2002）曾这样揭示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每每发现一部好作品让人兴奋，便会因此萌生将其译成英文的冲动。换言之，‘我译故我在’。当我意识到，自己已忠实地服务于两个地区的读者，那种满足感让我欣然把或好或坏或平庸的中文作品译成可读、平易、甚至有市场的英文书籍。”在与葛浩文的访谈中，笔者引用了该段论述向葛浩文本人求证这是否包含了他的翻译标准。对此，葛浩文表示认可，但同时强调，忠实前提至关重要，另外，市场虽不是首要因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必要指出，“可读”和“平易”完全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点，而“有市场”即“受读者认可与欢迎”，这都直接佐证了葛浩文的“读者中心”论。
葛浩文关于“译道”的理论源自其经验总结与反思。但吊诡的是，他本人在翻译时从不考虑理论问题。葛浩文说，如果翻译时大脑中带着既有的“理论”他就无从下笔。其原因或许在于：抽象理论层面的有限关照无法涵盖具体实践层面的无限可能。
三、译者之质
译者之“用”与译者之“道”体现译者之“质”，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葛浩文认为译者之“质”是多元的，主要包括细读者与诠释者、批评家、跨文化协调人等，而译者最为核心的本质是“再创作者”（rewriter）。
葛浩文认为译者是原作最为深刻的读者，同时也是阐释者。在细读与审视之下，译者往往能发现一些原作者都未曾发现的种种疏漏，还能构建自己对原文的个人化的阐释。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英文读者读到的是通过葛浩文再现的莫言，还是借助莫言而自我呈现的葛浩文？学界对这一问题争论颇多，出现争论的根本原因是葛浩文的“阐释者”身份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葛浩文在“原作的意思”和“自己所理解的原作的意思”之间进行了清楚的区分，他明确表示自己坚持后者，而且也只能坚持后者，尽管译者的理解未必总是与原作者一致。
葛浩文认为译者是批评家。此处所说的批评家具有三重意义，其一是译者的文本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学批评过程。其二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作进行的隐性批评。对葛浩文而言，没有批评就不会有翻译创作。他认为，原作有些段落仅仅是典籍的引用，玄奥抽象，与作品内容相关性不足，有些段落则流于空洞的说理而不是具体的叙事，因此，这些段落不但无助于西方读者流畅地阅读故事，反而还会造成种种负面情绪，进而影响读者对整部作品的判断与评估。以《红高粱》为例。葛浩文提到：“经作者同意，对《红高粱》进行了一些删减。”（1993：vi）原作写道：“（余占鳌）之所以迟迟未入绿林，原因很多。概而言之，大概有三：一，他受文化道德的制约，认为为匪为寇，是违反天理……二，他暂时还没有遇到逼上梁山的压力……三，他的人生观还处在青嫩的成长阶段……”（莫言，2012:94-95）在葛浩文看来，莫言没有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行或心理活动描写来叙述“故事”，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坐而论道，这在葛浩文看来也不恰当。因此，基于这种隐性的批评，葛浩文在英译中干脆删除了该段。其三是译者作为批评家进行显性的批评。葛浩文经常利用译者前言、介绍等进行批评，这是其翻译的有益补充。譬如，葛浩文这样评价《狼图腾》：“该作融合了作者讲述的亲身经历的故事的激情与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局外人所具有的那种睿智的民族学洞察。”（2008：iv）对巴金的《第四病室》，葛浩文写到：“该作证明了作者的洞察力与人性厚度，读来扣人心弦。”（2012:8）
葛浩文认为译者是跨文化协调人，而翻译即“文化协调与妥协”。幸运的是，葛浩文喜欢“创造性”与“忠实”之间的张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妥协。作为文化协调者，葛浩文颇为认同欧阳桢的观点：“让先前陌生之事物为人熟悉，并把源语描述之事融入译入语的体验之中……翻译要‘言之成理’，就必须以大家熟悉的方式关照陌生的体验，必须在文本中消除‘异域’之面纱。”另外，葛浩文旗帜鲜明地说：“就其本质而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归化（domesticating）与现代化（modernizing）的一种努力，是真正的转换，这一点无可改变。”葛浩文的“归化”与其“可读、平易、有市场”的翻译标准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异化”翻译可读性相对较差、有时晦涩难懂，“容易让英语读者认为中国人的语言有一种怪里怪气的味道”，因此，“有市场”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葛浩文主张“归化”并不意味着他在实践中拒斥“异化”。实际上，在葛浩文的每一部译作中，“异化”翻译屡见不鲜。葛浩文“西方人”的文化身份让他在翻译中国文化元素时格外谨慎，力求“忠实”，免得被人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同时，为使译作有市场，又必须保证译语可读性强，平易近人。因此，争论葛译“归化”为主还是“异化”为主，意义并不太大，因为二者皆是译者进行文化协调的手段，至于采用何种策略或者使用何种话语，完全是具体语境下的最终妥协。
葛浩文认为译者最为核心的本质是“再创作者”。葛浩文的勇气与卓识在于他把翻译提升到了“创作”的高度。上文提到，葛浩文认为翻译是“阅读、批评（或阐释）、创作”三合一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译者的本质就是“读者、批评家与创作者”。译者创作与作者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的创作主要受制于自我，而译者的创作不但受制于自我，还受制于作者。一方面，葛浩文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忠实地再造”他对作者意思的理解，因此，翻译即“创作”（writing creatively），而译者就是“再创作者”。葛浩文认为“原作是无法取代却又必须取代的东西”。那么，如何取代呢？答案就是“再创作”。具体到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译者是在以不同的语言讲述与原作相同的故事，因此，译者的“创作”不在于故事的原创性，而在于故事的新的呈现方式，包括风格（厚重、现代、嘲讽、简洁、深邃、俚俗，等等）与话语习惯（句长、节奏、措辞，等等）。这样一来，译者就极大地摆脱了原作的种种束缚，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因而其地位也大大提升了，成了与作者比肩的艺术家与创作者。正是因为其“再创作者”本质，译者才不需要“隐形”。葛浩文认为“译者隐形不可能”（Invisibility is impossibility），因为“我有我喜欢用的词语和句法，如果把这些全放弃，转而接受作者的用词，我翻译不出任何书。我一定要用我能把握的、我习惯的、我欣赏的东西去翻译。有人认为，我的翻译太葛浩文化了，那我只能说声对不起。”无论是从其译作定名，还是正文翻译中的话语实践，葛浩文的“再创作者”身份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仅就书名而言，白先勇的《孽子》变成了Crystal Boys、李锐的《旧址》译成了Silver City、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译成了Daughter of the River、阿来的《尘埃落定》译成了Red Poppies。当然，正如葛浩文谈到的，有些译名是译者与出版商的妥协结果，但是，这种妥协本身也是“创造性”的。让人欣喜的是，在译者作为“再创作者”这一本质的关照下，围绕葛浩文的大多争论可迎刃而解，包括“英文读者是在读莫言还是葛浩文”这一问题。就宏观层面的文学意义而言，英文读者是在借葛译来读莫言；就微观层面的呈现方式而言，英文读者主要是藉莫言来读葛浩文，二者在“创造性”上是同一的，其最大区别在于莫言是原创，而葛浩文是“再创”。另外，有必要指出，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与策略大多也能最终在“再创作者”这一译者本质中找到解释。
毋庸置疑，葛浩文主张的译者的本质就是“再创作者”这一思想赋予了译者更大的自主性、提升了译者和翻译事业的地位，同时还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场域，即把翻译置于“全球文学生产”的大语境中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更要研究如何“再创作”，以更好地使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葛浩文成功地使一系列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这与他所坚持的翻译的“再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四、译者之“我”
尽管译者是“再创作者”，但翻译文本依然被很多人视为“衍生物”，只能“榨取原作”。葛浩文说：“人们对译者的期待是他放弃自我（ego）……有些作者期望译文与原作毫无二致，译者通过注解来弥合语言、意义与文化鸿沟。”这种期望显然违背了译者的本质。葛浩文明确反对译者的“隐形”，他主张译者非但不能放弃自我，而且还要凸显自我。葛浩文说：“（就创作而言）译本中唯一可见的（visible）就是译者。”显然，只有凸显自我，才能使译者的“再创作者”本质成为可能。笔者发现，葛浩文的理论思考与经验总结中显现出一个“大我”，处处流露着自信、自知、自觉，其工作状态堪称“自足”，而其职业生涯似乎又有了新的“自我追求”。
葛浩文认为，译者没有自信，就是放弃了自我。葛浩文有时会受到读者、批评家、甚至个别作者的批评。对此，他回应说：“除了偶尔的误译之外，大多时候，我遭受的批评之本质让我难以接受或信服。从根本上说，我清楚我所做的事，而且认为我做得很好，问心无愧。”在翻译实践上，葛浩文“我行我素”，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问心无愧”，这着实难能可贵。另外，就其汉学家或批评家的身份而言，葛浩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有着独特的自我判断，坚信其光明的未来；对文学文本的选择，葛浩文同样相信自己的判断、趣味、直觉，当然还有些许运气。
葛浩文力倡译者的“自知”，即译者要充分了解自己。当被问及他为什么不从事中国传统典籍英译时，葛浩文的回答不乏谦虚与睿智，他说：译者不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comfort zone）。我的汉语水准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理解古典的东西有时会很困难，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我感到很自在。葛浩文认为，“译者应能熟练地阐释源语及其文化，并能用译入语自如地表达”，而“译入语最好是其母语”。他曾说：“就好像中国人做汉英翻译，总没有做英汉翻译来得顺手。”（李文静，2012:58）
葛浩文坚持译者的“自觉”，包括跨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以及翻译实践中脱离理论的自觉，这在前文已有涉及。他特别强调的是译者的“态度”自觉，即译者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本人就把自己语言学习与文学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认真的态度”。葛浩文认为翻译是“未曾完成的工程”，因此，他的每部译著都是反复修改数遍才交稿的。他说：“我葛浩文做翻译从不马马虎虎。”在翻译白先勇的《孽子》时，葛浩文对其中细腻隐晦的同性恋话语感到困惑不已，于是经常到旧金山的同性恋酒吧，为那里的同性恋者买上一杯啤酒，与之聊天，以期找到恰当的译语。葛浩文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另外，葛浩文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翻译标准，而且他勇于自我否定，对自己之前的译作不愿再看，甚至想把它们“付之一炬”。
葛浩文认为译者应“自足”。他说：“我做翻译，作者与读者往往满足不了，但总有一个人能满足，那就是我自己。”这是一种难得的自足状态。葛浩文的心路历程大致是：读到让人“兴奋”（exciting）的中文作品时萌生翻译冲动（urge），而自己能服务于两个群体，因而获得一种自我“满足”（satisfaction），这种满足让他欣然地翻译优劣不一的中文作品。可见，“自足”很好地体现了译者的实际状态。葛浩文虽然也要为稻粱谋，但他对相对微薄的翻译报酬、译者的地位、自身的“一室、一桌、一书”的工作状态欣然接受，怡然自得。在谈到翻译《酒国》的体验时，葛浩文说：“我尽可能忠实于莫言原来的有时并不完全一致的文本。我只能希望从翻译中获得的快乐与理解能胜过损失。”（2012：vi）在中国文学翻译极度边缘化的美国社会，能保持这份“自足”与自得，实属难能。
笔者注意到，葛浩文与林丽君合印的名片上并没有组织机构，亦未附加教授头衔，二人唯一的“头衔”就是translators。对葛、林二人来说，最恰当的身份或许就是“译者”或“翻译家”，前者是更为本质性的称呼，而后者则带有评价意味。葛浩文已不再指导学生，林丽君女士也已辞去大学教职，没有了俗务的羁绊，定会更加澄澈专注。这一微妙信号让关心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事业的人充满期待。对葛、林个人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某种牺牲，但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及其所代表的“范式”意义而言，这绝对是一个福祉。葛浩文的自我追求善莫大焉。
葛浩文关于译者的思想基本上是基于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换言之，他对译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对葛浩文而言，译者虽然面临种种窘境，但“用”是对译者价值的肯定，是译者存在的理据；“道”是翻译的方法论，具有参照系价值与启示意义；“质”是认识论，能让译者更好地认识自己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并因此关照具体实践；“自我”则是这一切的起点与支点，译者有怎样的“自我”就有怎样的翻译生涯。从某种程度上讲，葛浩文具有范式意义，代表了汉学家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的成功模式。通过葛浩文关于译者的思想，我们不难勾勒出葛浩文的翻译景观：在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下，以“忠实”为前提、以“可读、平易、有市场”为基本诉求、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凸显自我的“再创作”。但是，葛浩文不可复制，不可复制的原因主要在于译者的“自我”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妨说，糟糕的译者都相似，优秀的译者却各有各的不同。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13BYY034）的阶段性成果。葛浩文先生与林丽君女士亲自审阅本文文稿；洪庆福教授提供部分资料与建议；林建法教授和季进教授给予帮助，特此致谢。本文所引用的话语，除言明出处或修辞原因外，皆出自葛浩文的讲座以及与笔者等人的访谈（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
孟祥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 口笔译理论与实践、典籍英译与跨文化传播以及文学批评。
本文发表于2014年《中国翻译》第3期，第72-77页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