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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cal Chimerican葛浩文英译研究


摘要: 葛浩文具有文化和翻译意义上的glocal Chimerican身份。这一身份对认识围绕葛浩文的种种论争至关重要。本文以围绕葛译的重大论争或问题为切入点,把葛译这一研究对象问题化,重点论述葛浩文“我译”与“译我”的辩证关系、文化姿态与“市场”要素、理论反思与自我实践的张力,以及葛浩文的意义、定位与评估。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必须应对的“谁在译、该谁译、该译谁、为谁译、如何译以及何时译”这一宏大课题。

 

关键词: 葛浩文; glocal Chimerican; 英译; 论争; 评估定位

 

引言

 

在文化与文学领域,“大同”导致单调,“差异”促成交流。鲁迅的“拿来主义”、季羡林的“送去主义”以及当下倡导的文化与文学“走出去”,其根源都在差异。文学“走出去”须依赖翻译: 文学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文学个性使翻译成为必要。王德威认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作品固然不错,但“能不能推到国际上,能不能在国际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这个牵涉到有没有一个好的翻译者”(季进 2011)。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而言,葛浩文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汉英翻译家,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他文化意义与翻译策略意义上的glocal Chimerican身份,即“全球视野,文化中美,译写吾国,语取东西”(A cultural Chimerican: Goldblatt thinks global,acts local,and speaks glocal),其英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启示”与“颠覆”双重意义。

 

“葛浩文研究”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渐成“显学”,其中,葛译研究是热点之一。目前,学界对葛译论争颇多,其中的四组论争或问题最为重要: 一、葛浩文再现了作者,还是借助作者呈现了自己? 二、他是否过于重视市场? 其英译是否体现了“东方主义”? 三、他的理论与实践表现为何种“张力”? 他是否应该坚持自我? 四、他具有何种意义与地位? 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何价值? 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对葛译进行更为准确的描述、评估与定位,并助益反思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面临的宏大课题,即谁在译、该谁译、该译谁、为谁译、如何译以及何时译。

 

1.“我译”与“译我”: 忠实还是背叛?

 

1.1 “译我”即创造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葛浩文得到了更多的赞誉和审视。旅美作家Anna Sun(2012)认为:“莫言语言啰嗦重复、了无新意、鄙陋粗俗,缺乏美感。妙手葛浩文的英译本就审美的统一性与可靠性而言,实际上比原作更胜一筹。”对此,Dylan Suher(2012)表示完全认同。顾彬主张莫言小说英译本应署上两个作者的名字,因为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陈晓勤 2013)。Aimee Levitt(2013)则说:“读者拿起莫言、王朔、苏童或其他任一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英文译著,他往往是在读葛浩文。”这些论断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葛浩文是“我译”还是“译我”?

 

如果说哈金、谭恩美等华裔小说家的创作读起来像是一半翻译,那么,葛译中国小说读起来更像一半创作。葛浩文既是在翻译作者,也是在呈现自己,是“我译”与“译我”的统一,前者指向“忠实”,后者通向“创造”。葛浩文的创造性以glocal Chimerican这一特质为支撑,其创造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词句,同时还体现在整体的风格重塑。下文试以葛译小说篇名与译文语言风格分析说明

 

葛浩文往往跳脱出原作篇名,综合考量小说主题、内容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融通再造。譬如,他把白先勇的同性恋主题小说《孽子》译成Crystal Boys,“在台湾,男同性恋群体被称为‘玻璃圈’,而男同性恋者被称为‘玻璃’。因此使用了crystal boy 这一说法。”(Goldblatt 1990b) 这给人以新奇与神秘感。旅美作家黄运特(2013)说:“由葛浩文翻译的优美而精妙的《四十一炮》有了一个有诗意又具拟声的标题 Pow!”显然,Pow! 比原标题更具听觉冲击。再如,李昂的《杀夫》译成了The Butcher’s Wife,去除了原语的暴力惊悚元素,西方读者更易接受。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译成Red Sorghum: A Family Saga,既有原野意象,又有色彩元素,同时还凸显了西方读者钟情的“家族传奇”。阿来的《尘埃落定》英文名(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bet) 则以小说的线索“红罂粟”作为标题,颇具画面与色彩感。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译成了I Didn’t Kill My Husband,既表明了女主角上诉时反复的陈述,又制造了悬念。毕飞宇的《玉米》译成Three Sisters,点明了人物。《青衣》一名包含的形象与韵味难以向西方人一语传达,葛译The Moon Opera源自主人公青衣旦筱燕秋曾出演的《奔月》一戏,既点出了主人公的成名剧,又隐约传达了“人生如戏”的主题,可谓多重契合。葛译《生死疲劳》一名更显示出了非凡的创造力。原书名来自《佛说八大人觉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此处,“生死”与“疲劳”为并列结构,前者指六道轮回中的“生老病死”,后者指“窘困疲乏”。葛浩文没有照直译成Life,Death and Exhaustion,而是以小说叙述者上官金童的口吻把这一标题译成了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既传达出了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又带出了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人物,还传递了人物的人生慨叹,其创造力让人叹为观止。

 

葛浩文呈现的是“第三种风格”,即带有鲜明自我印记与原作风格的“杂糅”风格。Lucas Klein(2014)认为,葛浩文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也受到了马尔克斯的主要英文译者格里高利·拉博萨(Gregory Rabassa) 和伊蒂丝·格罗斯曼(Edith Grossman)的影响,因此,“在文学风格的养成方面,他运用这种风格以英文来再现(represent)或再创(recreate)莫言的声音。”葛浩文说:“莫言劲健、天马行空、高度形象化的风格很适合我……而《狼图腾》英译本全是姜戎的风格,但也全是我的风格。姜戎所用的形象、故事、结构,都是姜戎——封面上他的名字比我的大——但言词都是我的。”(Kabat 2008)总体而言,葛译风格比莫言简洁、比姜戎细致,不如毕飞宇的细腻凄美、王安忆的温婉淡雅、贾平凹的乡土朴素、王朔的不羁痞气、苏童的古典气韵,但葛浩文总是“尽可能贴近原文的风格独特的语言以及语法结构,然而,为了可读性,译者把标准的汉语译成标准的英文”(Goldblatt 1999)。由此,他不经意间就融合了自己与作者的风格,从而呈现出“第三种风格”。不少读者抱怨葛浩文的译作过于“葛浩文化”,对此,葛浩文回应说,如果用别人的言说方式,他一句也译不出。

 

简而言之,葛浩文是以自己的言语与风格再现他人的叙事,借他人的叙事呈现自我: 原作者在“创造故事”,葛浩文在创造性地“重述故事”。

 

1.2 在“忠实”与“创造”的平衡中从翻译“文字”走向翻译“文学”

 

“忠实性”是翻译的伴生问题,译者总会以某种方式经受“忠实性”评判。不少学者论及了葛译的“忠实”问题,如文军等(2007)、刘浚 (2008)、胡安江(2010)、姜小玲和施辰露(2012)、邵璐(2013)等等。西方不少学者往往对葛译的“忠实性”进行“有罪推定”。John Updike(2005)认为“葛浩文教授或许紧随汉语文本,逐字翻译”,因此有媒体评论认为葛译“所失良多”。葛译小说偶有结局修改、内容删减以及叙事结构的部分调整: 前者如《天堂蒜薹之歌》,中者如《沉重的翅膀》、《红高粱》、《狼图腾》、《碧奴》与《格萨尔王》,后者如《丰乳肥臀》。葛浩文经常会“应作者的要求,或者在作者的许可之下,对原文进行某些删减”(Goldblatt 1989),或者“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某些改变或结构重整,所有这些都经作者允许”(Goldblatt 1993)。由此,不少人认为葛译背叛了原作。

 

传统上,“忠实”与“创造”往往被看作“二元对立”,而不是“二元互彰/参”,因此二者之间的缓冲区很难照顾到。“忠实”就是要让译者成为别人; “创造”则是要译者成为自己。葛浩文只能处在二者之间的缓冲带,从而与作者在“文学”中相遇,因此,其译作可以描述为“两个灵魂寓于同一个身体”(two souls dwelling in one body)。葛浩文坦言自己很享受“忠实”与“创造”之间的张力及妥协,但他清楚“创造”是有界限的,譬如说,“诗人在译诗时创作的诱惑太大了,看看庞德的英译汉诗就知道了。”(Kabat 2008)

 

葛译的“忠实度”与“直译”和“意译”以及与“异化”和“归化”有着某种相关性。葛浩文处于一个永恒的矛盾之中: 他既要消弭差异,使翻译可理解,又要呈现“差异”,使翻译有必要。实际上,译者保留多大程度的“异国风情”(exoticism)或者创造多大程度的“在家感”(at-homeness) 取决于个人体悟与诉求、读者、时代等诸多“翻译外”因素。在美国,“‘意译’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因为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都推崇意译派的译著……在那些‘可译’的小说里,‘可读性好’的译作才能出版。”(葛浩文 2014)因此,葛译“异化”与“归化”相融通,“直译”与“意译”相协调,既照顾原语特色,又照顾目的语读者,很好地体现了其glocalism特质。但不容否认的是,葛译“归化”与“意译”的倾向性更为明显,这显然是为“可读性”服务的。

 

葛译以“忠实”为原则,为此他甚至会“尽可能忠实于莫言的有时前后并不一致的文本”(葛浩文 2010),如果实在无法“忠实”再行变通。葛浩文(1980)说:“为求忠实,我首先试图忠实于作者的语气,尤其在对话中。如果直接翻译不合适,我就发挥己见,变通处理文本以达目的。”然而,译者可以减少主动的“创造”,却无法完全避免无意识的、非策略性的“背叛”。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写道:“天公地母、黄仙狐精,帮助我吧……”,葛译是: “Father of Heaven,Mother of Earth,yellow spirits and fox fairies,help me,please.”显然,葛浩文不甚了解“黄仙”就是民间所说的能附身的“黄大仙”,为“黄鼠狼”讳,译成yellow spirits读者难以理解。《青衣》中的“(京剧)码头”葛译为pier有误,实际上在京剧行当“跑码头”即到外地演出,京剧码头有“戏风隆盛、名角汇集”的含义; “女大十八变”,葛译为“a girl changes dramatically at eighteen”。这些失误,不影响葛译总体的“忠实”,批评家应心存宽容。

 

葛浩文认为民族文学要参与“全球文学生产”(global literary production),变成“世界文学”,翻译几乎是唯一的办法。然而,逐字翻译不意味着“忠实”,忠实的翻译也未必就是好的文学。要在异域再现原作,就不能执着于字词,而是必须进行整体地呈现。在这一点上,顾彬的评判十分精当:“他(葛浩文)很多成功的小说仅仅译了原著的三分之二,这也是所谓的整体翻译,他不拘泥于词句。他强调说,他将小说本身及其精神成功地翻成了英语。”(李雪涛 2014)

 

简言之,葛译在“忠实”与“创造”甚至“背叛”这一永恒的矛盾中,不囿于翻译“文字”,而是走向了翻译“文学”。

 

2.文化姿态: 以“东方主义”飨“西方市场”?

 

2.1 葛译“东方主义”控辩

 

“东方主义”一般指西方对东方,尤其是其“异质”的形象、情调、政治等进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描述与想象。在葛浩文遭受的种种批评中,“东方主义”倾向或许是最为严重的指控。姜玉琴和乔国强(2014) 写道: “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始终坚守着一条底线,即经其手所翻译的作品,必须得以描写和揭露黑暗为主……以‘市场’作为翻译中国文学的准则,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在发挥作用……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翻译,不但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进一步误解与扭曲,还会使中国文学离着所谓的世界中心越来越远,而成为‘非文明’的代称。”因此,有人要为葛译“去魅”(张艺旨 2014) 。

 

首先,姜、乔二人的葛氏文本选择“抹黑”论站不住脚。难道葛浩文是在借巴金、杨绛、莫言、毕飞宇、阿来、王安忆等人来抹黑中国? 对,少部分的确是揭露了黑暗的作品,葛浩文(2005)曾说:“小说的本质往往是要让我们不自在,它作为一面镜子,抓住人类的黑暗面。不管其启迪与教益价值如何,小说有时把我们带入我们最好不去、但又不得不去的地方。”小说具有启迪与意义,而挖掘包括黑暗面在内的人性正是小说的价值之一。

 

其次,葛译不但没有体现文化霸权,反而体现了葛浩文的glocal Chimerican特质和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同情”。葛浩文热爱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与东北现代作家群交情颇深,与当代中国诸多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关系良好,视早逝的萧红为自己文化与文学意义上的永恒“恋人”,而且本人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葛浩文曾说,在美国,日本文学比中国文学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进入英语的日语词汇非常多,而“来自中文的词语大多源自帝国分子和传教士往往误读或误听的中国特有表达(chineseisms),如‘苦力’、‘工合’、‘黄包车’、‘godown’(意为‘仓库’,实际上源于马来语。笔者注)、‘功夫’等等。我认为,是时候更新并增加这一可怜的名单了。”(2013)为此,在葛译中,“状元”、“师傅”、“炕”、“干娘”以及“生旦净末丑”等很多中国特色事物往往采取音译,这为这些词汇进入英文提供了可能。更为可贵的是,葛浩文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包括其译作的副文本,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进行解释,如在《青衣》书末附有词汇解释,包括“菩萨”、“伟人”、“二郎神”、“水袖”等; 在《师傅越来越幽默》译者前言中解释“师傅”的意义与用法; 在《狼图腾》附录对“旗”、“走资派”、“四旧”、“黄帝”以及“蒙古包”等进行解释,这种“异国情调”处理得不好则会影响译作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在一次访谈中,葛浩文曾说:“丽君比较倾向减低这种‘异国情调’,而我不觉得强调中国文化或语言特质就一定是在传达异国风情。我想原因之一在于她是中国人,可以抛弃自己的中国性(Chineseness)而不怕被人指责,而我却不能。我不是中国人,如果也那样做就变得像殖民者了。”(李文静 2012)

 

再次,葛译的言说方式是“语取中西”,即采撷汉英两种语言的言说特色与精华,化为一体,是“归化”与“异化”的真正融合,这与所谓的“文化霸权主义”格格不入。“语取中西”是葛译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样的例子在葛译中比比皆是,此处不再赘举。

 

最后,葛译非但没有让中国文学成为“非文明”的代称,或者让中国人成为“蛮夷”,反而极大地促进了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诚然,由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与“帝国心态”,很多西方读者和批评家往往把中国文学作品看成社会历史或政治文本,从而进行政治化的解读。过去二十年西方主流报刊刊登的中国文学作品评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甚至莫言获诺贝尔奖在西方引起的最大批评也是因为莫言缺乏西方所期望的政治立场。葛浩文(1990a: 3-8) 说,诚然社会政治姿态(sociopolitical postures)受批评的中国作家“对西方的学者、译者和读者而言往往是吸引力之一”,但同时他特地借用刘绍铭的话强调说:“艺术不仅超越国界,也超越意识形态。”葛浩文的文本选择,基本上首先是基于“文学性”的选择,至于读者与批评家政治性的或“东方主义”的解读则是葛浩文无法左右的。

 

2.2 “市场”是“读者”更为直白的说法

 

文学“走出去”,当然包括走进美国,甚至主要是美国。可是,“美国出版界出版的翻译作品的比重一向小于其他国家,这意味着文化贸易失衡。3%的权重因此促成了2007设立的‘最佳译作奖’(BTBAs)。”(Kellogg 2014)然而,在美国的文学译作中,来自中国的作品极少。W. J. F. Jenner(1990)说得很直白:“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之外的西方读者没有义务阅读当代中国作品。”中国在西方最为成功的当代小说《红高粱家族》在过去20年里总计“在美国卖了接近5万本”(Olesen and Nordstrom 2012),而一般的中国小说英译本如果能卖到1000本,就是一个大数字了。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文学“走出去”能否忽视“市场”? 而葛浩文是否又过于关注市场呢?

 

对葛浩文而言,文本选择就是文学价值判断与“市场”预判,因此译者最大的错误就是文本选择错误。葛浩文主要是译己所爱,而且其译作风格与主题多样,但他的抽屉里总有几部完成或者半就的作品,出版商出于市场考虑不愿出版。葛浩文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动机是单纯的“喜欢”。葛浩文(2005)说:“我每每发现一部作品让人兴奋,便会因此萌生将其译成英文的冲动。换言之,‘我译故我在’。当我意识到,自己已忠实地服务于两个地区的读者,那种满足感让我欣然把或好或坏或平庸的中文作品译成可读、平易甚至有市场的英文书籍。”葛浩文甚至调侃说,文学翻译是只有疯子才会做的事情,而他却颠痴若此。

 

葛浩文在整个文学传播体系与市场面前颇为无助。他要时时面对原作的疏漏,必须部分地承担起“编辑”的责任,而他自己的自主权却较为有限。有些译作叙事结构的调整与内容的增删,如《丰乳肥臀》、《狼图腾》、《碧奴》以及《格萨尔王传》等,大多是出版商或编辑的“操纵”,而葛浩文只是替罪羊而已。以书名翻译为例,李锐的《旧址》译成Silver City,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译成Daughters of the River,都是出版商的主意,葛浩文只能妥协接受。葛浩文主编的《毛主席不高兴》(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一书,由著名设计师John Gall操刀,封面上毛泽东两腮绯红,用红头绳扎了两个羊角辫,而且配上了极为惊悚和煽情的介绍性文字,葛浩文无法左右。对此,葛浩文委屈地说:“最让我困扰和最委屈的是,出版社的编辑会修改甚至删减翻译,但有些读者在比较中英两个版本之后,也不问清楚,就一口咬定是我删改的。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一部作品翻译版权卖出后,出版社可以全权处理。”(孙咏珊 2012)

 

毋庸置疑,译作如果没有“市场”,那么其文学价值就无从实现。此处“市场”意为“付费阅读消费”,不管听起来多么庸俗,它其实就是“读者”更为直白的说法。换句话说,“读者”即“市场”。葛浩文多次强调,他为目的语读者而译。他追求的“可读”与“平易”完全是站在读者的立场,“有市场”就是在忠实原作的同时要适当地考虑读者的审美趣味。作为glocal Chimerican,葛浩文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反过来,正因为葛浩文能做到这一点,也才配得上glocal Chimerican这一身份。无论如何,“市场”即“读者”,自绝于“市场”的翻译注定会失败。

 

3.从实践到理论:“具体”颠覆“抽象”?

 

3.1葛氏的翻译思想

 

葛浩文从来没有接受过科班翻译及相关理论训练,虽然其翻译思想受欧阳桢影响较大。他有限的理论几乎完全是对“自我”与“己事”的认识与体悟,是后馈式、反思性、印象式的,而不是学界不少人认为的葛浩文有意识地运用某些理论或原则指导自己的翻译。葛浩文认为,翻译理论不能直接指导实践,因为他是在翻译“文学”,而文学又必须拥抱“具体”,拒绝“抽象”。

 

有学者曾提到葛浩文翻译的“快乐原则”。胡安江(2010)引用了葛浩文的话说:“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忠实地为两个地区的读者服务时,那种满足感能让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保持快乐的心情。”①据此,胡安江(2010)认为“总的来说,葛氏翻译时秉承与信守的‘快乐原则’与‘读者意识’,以及在此理念下葛译对于‘准确性’、‘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的追求与强调,构成了汉学家译者模式的另一种言说类型。”胡安江把“快乐”提升到“原则”的高度似有误解,对照葛浩文原文便可发现。其实,葛浩文的心路历程大致是: 读到让人“兴奋”(exciting)中文作品时萌生翻译冲动(urge),而自己能服务于两个群体,因而获得一种自我“满足”(satisfaction),这种满足让他欣然地翻译优劣不一的中文作品。可见,“快乐”是触发的,是客观结果与状态描述,因而无法成为具有先导性的“原则”。

 

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主要包括翻译功用论、策略论、认识论、过程论与标准论。笔者已把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归结为“在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下,以‘忠实’为前提、以‘可读、平易、有市场’为基本诉求、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凸显自我的‘再创作’”(孟祥春 2014a)。“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体现了葛浩文的全球视野; “忠实”让其翻译成为翻译; “可读、平易、有市场”是翻译的标准论,确保了翻译取得成功; “凸显自我”是对译者的解放与主体性的高扬; “再创作”属于认识论,抓住了文学翻译的本质,提升了译者地位。葛浩文(2002)曾撰My Writing Life一文,题面上是“我的写作生涯”,但实质是“我的翻译生涯”,其核心思想即“翻译是再创作”。葛浩文认为翻译是“阅读、批评(或阐释)与创作的三事合一”,这是其翻译过程论,极具启发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更注重自己的文学与批评直觉。他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拒斥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理论的价值。他曾明确指出,翻译理论有助于译者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理论是抽象的,实践是具体的,但在葛浩文那里,具体除了诠释抽象之外,还往往颠覆抽象,这就是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3.2 实践中的“新我”与“故我”

 

直面批评是翻译工作的一部分。葛浩文既是论争的对象,也是迫不得已的参与者。对他而言,最难的不是翻译本身,而是翻译之后的事情。他说:“翻译工作使我感到最困扰的是后来要面对的大众评论。这可能跟我的国籍有关,某些人碰巧发现原文和译文有不同,就会直接批评‘一个外国人怎么会懂中国文化和语言’。”(孙咏珊 2012)葛浩文往往会通过译作的序和跋等副文本来阐明其文化立场、翻译态度和策略,这是他对可预见的论争的提前回应。另外,他也在报纸与学术期刊撰文,或发表演讲、接受访谈,或隐或显地回应批评。在众声喧哗的批评中,葛浩文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 他应该坚持“自我”还是拥抱他人期待的“新我”? 葛浩文所谓“连改带译”(freely edited as he translated)的风格曾饱受诟病,不少批评者和读者认为他逾越了翻译的界限,希望他有所改变。在这种压力下,“和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他的翻译风格有一点点改变……葛浩文坦率地承认,莫言获奖后,人们的关注和扑面而来的‘对比’太多了。所以在翻译莫言的作品《蛙》时,他选择了乖乖地忠实原著。”(樊丽萍,黄纯一 2013)

 

“乖乖地忠实原著”似乎预示着葛浩文要呈现一个“新我”。如果这真的意味着葛译的大变化,那么,对《蛙》及其以后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而言未必是福祉。首先,译者的“主体性”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因而微观层面的再创作受到了影响; 第二,“乖乖地忠实”则意味着“直译”比重大大增加,这会极大地影响“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第三,“忠实”在微观层面上很多时候意味着背叛了“文学性”。其实,“乖乖地忠实原著”就是要葛浩文“成为别人”,这既不可能,亦非必须。但可喜的是,葛浩文固然追求“忠实”,但并没有打算真正地放弃自我。在与笔者的访谈中,葛浩文曾说:“有人认为,我的翻译太葛浩文化了,英语读者不是在读莫言,而是在读葛浩文,对此,我只能说声对不起……译者永远不能‘放弃自我’(surrender one's ego)。我只能是我自己,我只能是葛浩文。”(孟祥春 2014b) 有 意思的是,葛浩文(2012)曾进行了次独特的自我采访,是 Howard GoldblattGe Haowen的对话,认为“葛浩文是Howard Goldblatt的中国自我(Chinese alter-ego),并要“我行我素”。对此,谢天振(2014) 完全支持。

 

4.葛浩文的意义与定位: “个案”还是“现象”?

 

4.1 葛译的意义

 

葛浩文是当下西方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位汉英翻译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启示”与“颠覆”双重意义。

 

启示之一: 葛浩文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的一种成功的译者模式。当前“中国文化与文学仍然在寻求世界认可”(Lovell),然而“由中国政府发起,由本土译者主译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总体来说不是很成功。”(马会娟 2013)其原因在Jenner(1990)看来主要是“母语是汉语的译者面对着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从容地运用英语,熟悉并对句子节奏和语域敏感。不是从小就生活在其中,这种能力就很难获得。”因此,“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归根结底需要依赖一批精通中文的外国翻译家与学者。”(刘莎莎 2012)葛浩文用实践证明了西方汉学家承担中国文学翻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黄友义认为:“在我看来,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是文学作品,我建议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目前的问题是,能够从事中译外的外国人不多,满足不了现实需求。”(鲍晓英 2013)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非总会带来优势,对文化、人情与风物的把握不到位是常见的缺陷,而中西译者合作往往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一点。

 

启示之二: 译者须具有glocalism特质与言说方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译者未必能具有葛浩文那样的“自我”和修为,但是“全球视野”与“本土情况”相融通,目的语的言说方式与本土的话语相结合,应当是每个译者的自觉追求。就葛浩文而言,glocal Chimerican这一特质是其成功的秘诀之一,而glocalism对所有译者具有普适意义。

 

启示之三: 中国文学翻译与海外传播需重视“文学性”呈现。一般来说,本土译者更加“忠实”,但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相对较低,对“文学性”的整体呈现相对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译者并没有真正地把文学翻译看成再创作,从而合理大胆地凸显自我。葛浩文的成功正是因为他凸显了自我,把阅读、阐释(批评)与创作合而为一,是在真正地在翻译“文学”而不是“文字”。

 

启示之四: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消费主义文化中,文学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不能再单纯依靠作者或译者的个人行为,而是应该合理利用文学代理机制,甚至如刘江凯建议的,“在海外建立推广中国文学代理机构”(柴爱新,白春阳 2012) 。莫言作品获诺奖,原因之一在黄友义看来是“他使用了文学代理人这个现代的国际推广手法,因此他的小说出版的文种特别多。”(鲍晓英 2013)胡燕春(2012)也指出,“译介工作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但是现在遭遇无以承受之重的境况,进而沦为传播屏障,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相关作品的国际化进程。所以,建立完善与规范的中国文学海外推广与代理机制势在必行。”

 

启示之五: 对西方读者而言,译者个体的文本选择往往比官方体制性的选择在西方更受信赖和欢迎。其原因正如黄友义所说,“国家发起的翻译出版工程,有些外国人总觉得这是政府机构在做宣传。”(鲍晓英 2013)显然,“作家要由译者‘挑选’,像葛浩文那样富有经验的星探(talent-spotter),其力量是巨大的。”(Wood 2002)

 

葛浩文的“颠覆”意义在于他颠覆了文学翻译传统意义上的“忠实”观,走向整体的翻译和文学意义的忠实。葛浩文几乎颠覆了传统上对作者“意思”的理解,因为他在“作者的意思”和译者所理解的“意思”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认为译者只能抓住后者。葛浩文的另一个颠覆意义在于,他不仅关注译本“文内”的情况,而且还拓展到“文外”,进行翻译之外的补充批评,如对莫言进行热忱的赞扬与宣传,把翻译和批评相统一,这与本土译者的常规做法大不一样。另外,葛浩文往往在小说末尾附加小说主要人物表和发音方式,如《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皆是如此。Jonathan Yardley(2004) 写道: “西方读者很难把人名区分开来,幸运的是,葛浩文提供了‘主要人物表’,我自己就时不时地要翻到后面,去看一下谁是沙月亮、谁是沙枣花、谁是司马亭、谁是司马库。”

 

值得一提的是,葛译还证明了王德威的判断,即中国从来不缺少好的文学,只是缺少好的译者; 同时还表明,翻译文学的“文学性”与“市场”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合理平衡点。

 

4.2 葛译的定位与评估

 

众多学者如作家夏志清、柳无忌、金介甫、王宁、谭恩美、莫言等给予了葛译及其贡献以高度评价。葛浩文翻译质量之高与贡献之大学界已有共识。葛浩文是中国文学英译领域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Dylan Suher(2012)认为,“没有几个译者能像葛浩文一样主宰着一种语言的当代文学(翻译),更鲜有人有理由去质疑这种主宰。”其隐含的信息是,中国现当代真正优秀的英译者并不多。也难怪Updike(2005)把葛浩文看成“中国当代小说英译领地里孤独的独行者”。严格来说,葛浩文不仅是“个案”,同时还代表了一种“现象”,即代表了西方汉学家或学者翻译中国文学的一种模式,他并不“孤独”,蓝诗玲(Julia Lovell)、陶忘机(John Balcom)、杜博妮(Bonnie Mac Dougall)、闵福德(John Minford)等一批人同样活跃,他们译著日丰,而且水准同样十分高,早已引起了东西方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必定会引起西方世界的更大兴趣,而葛浩文的成功将会激励西方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从事中国文学英译。葛浩文本人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学汉语,他欢迎有更多的竞争者。

 

葛浩文(2014)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莫言的译者都只是莫言的“化身”(avatar),他的这种自我定位还是很准确的。这意味着,译者在尽力地传达作者的意思,但又永远成不了“作者”本人,因此,译者只是桥梁、中介,或者是Updike所说的“助产士”。

 

毋庸置疑,对葛译进行宏观描述与评估较为困难。在与葛浩文的笔谈中,笔者对葛译曾有这样的评判:

 

文学之为文学,赖其文学性; 翻译之为翻译,因其“翻译性”(translatoriness)。翻译文学,须让翻译成翻译,文学成文学。重译轻文,恐囿于文字,格调多下,行之不远; 重文轻译,郁乎文哉,更上一品,然有逾矩之虞。葛译平衡二者,实属难能。

 

葛氏乃一glocal Chimerican也,着眼全球,文化中美,译写吾国,语取东西; 力倡“读、释、创”三事合一; 其译以“忠实”为纲,重可读、求平易、循市场,心向读者。其作忠而不僵,通而不俗,文而不艳,化而不隔,简(减)而不伤。一字一句之内,意或变,象或易,味或寡,神或失; 统而观之,化文字,调文化,融趣味,弘文学,扬精神,妙心别裁,臻于上品。葛氏五十卷,我译译我,一言以蔽之,译无邪。

 

上述评判涉及了葛浩文的文化身份、言说方式、翻译的首要原则、过程“三合一”论、翻译标准、翻译目的、风格描述、创造性,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译无邪”是对葛浩文体现所谓“东方主义”或“文化霸权”的回应。

 

5.结语

 

身为美国人的葛浩文谙熟并钟情中国文化与文学,积极沟通中西文化,堪称文化意义上的Chimerican; 葛浩文既有全球视野,又能关照中国一域,把西方的言说与中国的内容相融合,体现了独特的glocalism,葛浩文的glocal Chimercan这一身份特质让他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英译领域一个里程碑式的翻译家,承前而启后。葛译追求“忠实”,但不是翻译“文字”,而是从整体上翻译“文学”; “自我凸显”与“创作性”是葛译的一大特征; 葛译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追求“可读、平易、市场”; 葛浩文重视作品选择,但作品风格并不单一; 他重视市场,但并不完全受制于此; 其文本选择与关注读者市场没有表现出“东方主义”的文化姿态,他力图在“文学”中进行中西调和融通。面对种种批评,葛浩文虽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但依然“我行我素”,难能可贵; 其翻译思想与实践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着“颠覆”与“启示”双重意义; 葛浩文既代表了自身,也代表了西方汉学家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这一现象,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一种新的出路。对于葛译,我们既要“入乎其内”,深入阅读并把握其本身,又要“出乎其外”,跳出葛译本身,置其于更宏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以便厘清种种关系。葛译虽属“上品”,堪称翻译“经典”,但并不完美(没有译作是完美的,甚至“翻译”本身就不完美)。“翻译批评,说到底,就是要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许钧 2002)葛译研究的意义正是如此。葛浩文的价值既在于他让某些中国文学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更在于他以一种实践而非说理的方式揭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所必须应对的课题,即谁在译,该谁译,该译谁,为谁译,如何译,以及何时译。有必要指出,这些问题最终关乎“中国文学的中国性”(the Chinesen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与“中国的中国性”(the Chineseness of China),需要在“中国语境”与“世界舞台”这两大维度中平衡各种要素。无论如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而言,葛浩文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13BYY034)

 

作者简介

 

孟祥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 口笔译理论与实践、典籍英译与跨文化传播以及文学批评。

 

本文发表于2015年《外国语》第4期,第77-87页上,注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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