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网对黄友义先生的访谈，所以内容以访谈的形式呈现。本文来源于“中国网”。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各位的收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渐深入，跨文化与交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传播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翻译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新时期翻译工作又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请他为大家讲述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中国网: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跟中国网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黄友义:
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讨论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问题——翻译。
中国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工作始终是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先导，翻译工作者也长期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您如何看待和评价翻译在对外传播当中的作用的？
黄友义:
翻译工作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紧密连接。从1949年中国建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花了很大的力量把外国的技术、文化知识、新的理念、管理方法翻译成中文，丰富了国人的阅读和视野。
但是今天形势有所改变，中国经济体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声音不仅是13亿中国人在听，世界六七十亿的人都在听。我们有一个责任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我们更加重视把中国文化里面的政策理念、当代文化理念翻译成外文，中译外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特别是中国外交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如何通过翻译，让世界了解我们、理解我们，显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评价中国的翻译事业，那就是前几十年更多的是把外国的东西引入中国，现在，乃至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是要更注意把中国的东西翻译成外文，这是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因为翻译环节影响着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
中国网:
对外传播虽然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它涵盖的内容非常的广泛。您认为我国目前在对外传播中存在哪些问题，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黄友义:
平时媒体上报道比较多，也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经常说的一些中翻外公示语和旅游说明方面的错误，大家都当做笑话哈哈一笑。其实我认为实质问题要严重的多。
比如，外国特别关心中国的政府走向，去年基辛格出了一本书《论中国》，其中有一章专门讲中国（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中国外交政策，他引用了当时邓小平讲中国外交的话——“韬光养晦”。其实邓小平1991年讲这个话的时候，翻译界包括外交部、新华社、外文局的同志，一直关注这句话的翻译。因为韬光养晦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
比如我们理解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苏联解体了，我们不要当世界的领袖，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当头，不扛旗，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特别是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如果这样理解韬光养晦，翻译成外文就是要低调行事。
但是西方人不这样理解，西方人翻译的韬光养晦，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意图隐藏起来，以图东山再起。如果翻译成那样就和我们翻译的低调行事，在理解上有完全不同的差别，就会误解我们的外交不是和平外交，而是阴谋外交。所以翻译翻的好与坏，不光是文字的问题，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
中国网:
通过这个事例，您认为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黄友义:
作为好的翻译者，把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政策翻译成外文，有几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要具备较强的两种文字的理解能力。不仅要对韬光养晦这类历史典故在当今的现实含义有正确的理解，还要知道外文里面哪些语言、哪些词汇最适合讲话人当时的语境。
第二，要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比如像最近习近平说“打铁还要自身硬”，你要懂得什么叫打铁，以及打铁的具体程序，所以不同的文化知识，都要具备。
第三，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操守，这点对翻译工作者很重要。一篇文章如果一拿来不读一遍就翻译与仔细理解后再翻译，耗时是不一样的，如果按时间付费、按字数付费，第二种的收入要低一些，但是，质量会更有保证，所以工作态度和职业道德很重要。
第四，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协作能力。因为翻译不是孤立的，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离不开社会对其重要性的认知。比如你拿了一万字，今天给我，明天早上就要稿子，那样翻译不出好的文章来。翻译自己要努力，聘用翻译的人也要了解翻译工作的辛苦。
中国网:
接下来讨论一个热词，文化软实力，最近召开的全国翻译工作座谈会上，有很多的学者提到了这个词。您觉得文化软实力跟哪些因素有关？翻译又该如何更好的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黄友义: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基本上是以英语为主导的，新的词汇、管理的理念、以及国际关系当中的思维方式都是英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有可能就要吃亏，如果不能把我们的语言变成国际上能够接受的语言，变成国际话语权的一部分，那中国的软实力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过去注重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现在我们要加强自己的软实力，不仅要让外国听到我们的声音，还需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能够接受的语言，把中国的国情介绍出去。不止如此，要让世界更多的人听到中国人的声音，还需要大量的中译外的翻译，因为国际上有决策性的话语，十句中有两句是中国人说的与半句是中国人说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中国网: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媒体效应。尤其他到访瑞典后，很多媒体争先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莫言获奖跟翻译密切相关，莫言作品的翻译是瑞典的翻译家，汉学家陈安娜。因此有网友就调侃说“要得诺奖先巴结翻译”，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的？
黄友义:
莫言的作品是中文的，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看的是非中文的，所以中国的文学家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光靠中文是不行的，因为外国懂中文的人太少。
莫言的获奖正说明了如果我们要加强自己的话语权，加强外国人对我们文化的理解，就必须把更多的作品翻成多语种的外文。其实莫言成功不仅在于此，还在于：
第一，他的作品的确好，能打动人，特别为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渠道。
第二，莫言采用了一种国际通行的作家做法，直接聘用外国的文学代理人，让他们给自己的稿子找合适的外国出版社。文学代理人是一种在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的职业，在中国比较少，但在西方比较普遍。文学代理人对各个出版社的组稿编辑、出版方向甚至出版计划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所以他就更有针对性的把作家的作品进行统筹的安排。
文学代理人作为作者和出版社之间这种重要桥梁关系，莫言就非常明白，所以他选择了外国文学代理人。经过文学代理人的努力，莫言的作品翻译了30多个版本。到2004年的时候，莫言已经是在国外出版翻译语种最多的中国作家了，与此同时他的知名度就与日递增。特别是北欧，我们认为北欧是小国，而瑞典语、挪威语都是小语种，但是它文化的分量，在国际上尤其评诺贝尔奖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能发行量就两千册，但是这两千册和中文的两百万册效果是不一样的。陈安娜翻译他的作品，让北欧人熟悉了莫言。
黄友义:
我记得几年前，一位国际翻译家联盟的副主席，是专门做文学翻译的，本人是挪威人。当时她来中国就有记者问她，说“我们中国的作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她说很简单，你们翻译成北欧的语种就行。这次莫言获奖以后，她很激动，给我写了封信，说莫言获奖了，向你们表示祝贺。同时，她开玩笑说，你们也应该向我表示祝贺，因为我给你们出了一个好主意。
的确如此，你要想更多的人了解你的作品就要多语种的出版，就要在当地的出版社出版。莫言的第一本外文《透明的红萝卜》，当初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给他出版的。莫言的作品走上世界是国内的出版社和国外的出版社一起努力的结果，它不仅提高了中国作家的知名度，也成就了中国文学一个新的里程碑。由此可见，莫言获奖，语种多是一个巨大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莫言不仅具有高超的讲故事的本领，还有善于在国际讲台上跟外国人交流的能力。最近的国际书展、国家对外文学翻译交流会议，都是莫言代表中国作家讲话。要他演讲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善于同外国人讲故事，不讲大道理，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他的作品。
中国网:
这种形式非常好。
黄友义:
对，形式好，也容易使外国人听得进去。同时，这些场合也为莫言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更好地接触到国际的听众。
中国网:
也是宣传他自己的平台。
黄友义:
我觉得这几个因素成就了他的获奖。很多人问别人会不会获奖？我觉得第一关很重要，就是我们国内的作家获奖了，必然引起世界上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为将来第二个中国作家获奖铺平了一条道路。
中国网:
也许很多的网友跟我一样，也关注到了刚才大家提到的陈安娜，他是瑞典的翻译家。有很多的网友质疑，在把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中国的翻译家和外国的翻译家相比有哪些区别？是不是以后中国的作家都希望找外籍的翻译家来翻译？
黄友义:
我做过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在所有的翻译里面是最难的。比如说《红楼梦》，刘姥姥讲的语言，要符合她的身份，她是农村的老太太，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她的话语很上耳，但很草根，跟教授的语言绝对不一样。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就很可能用自己了解的英文拿过来翻译，这是非常不专业的。我们学的是大学英文，刘姥姥如果讲一口大学英文，显然不生动。所以文学翻译难度在于，你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还要了解外国的文化。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合作，实际上我们国家出的四大名著，都是两个人协作,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如果外国人翻译，就由中国人来修改核定，如果中国人翻译，就由外国人来修改核定。陈安娜的丈夫是华人，他翻译莫言作品的时候，肯定遇到一些土语、方言、历史事件、风俗习惯，他的丈夫就起到这个作用。
中国的作家想走出去，最好是选择外国人帮我们翻译，然后由中国人来审核。如果光中国人自己翻译，自己修改，效果肯定会差一些，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更多的外国出版社对中国的作品感兴趣，在当地出版，运用它的发行渠道和推广能力，使中国的作家在国际上更享盛名。
中国网:
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作品当中，有很多中国的习俗、特有的地名、专有名词，对于这类的名词要想翻译好的话，特别需要中国团队的帮助，中国翻译家的帮助，现在针对这部分名词的翻译,有中国特色的名词翻译有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人才培养方向？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中国翻译协会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叫中国对外传播委员会，然后又分成中英委员会、中法委员会、中日委员会，就是把中国特有的词汇、文化、元素，比较准确的翻译成外语。这件事我们已经做十几年了。
比如说“三个代表”、“小康”、“建设小康社会”、“保障性用房”等等，很多文化和社会当中出现的新词汇都需要研究，我希望不仅中国专家学者研究，外国的专家学者也能够参与进来。我设想了一种理想的局面，就是在网上建一个平台，根据中国的政策背景、文化元素，中外学者、翻译家在上面发表意见，共同讨论，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方式。
今后还会有新的词汇出现，对外传播，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长期的任务，所以让更多的中外译者在网上讨论，是一个大方向。
中国网:
您设想的这个平台非常好，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分享的平台，更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互动平台，随时有新的词汇，大家随时交流、沟通、补充，特别好。
很多人都会看外国的名著，但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它背后翻译的艰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拿一个小说来说，它的翻译过程是怎样的？
黄友义:
翻译是一个为别人做嫁衣、在光芒背后的工作。翻译要耐得住寂寞，工作态度要认真。
一般情况下，翻译拿到一部书稿，首先得从头到尾看一遍。看第二遍时找里面的难点、加注解。两遍过去以后，才能真正坐在计算机旁边开始翻译。
对翻译工作的艰辛，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翻译不是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翻译是一种文化再创作。你看到的是一种文字转成另外一种文字，但它背后的工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翻译要考虑到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外国人的理解能力、中国人的理解能力。
老的翻译工作者曾经说过，50年代翻译一本书能买一个四合院，现在一间房也买不来，说明了翻译应得的报酬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这里面恐怕有一个社会认知的问题。
中国网:
刚才您分享了您在翻译时的感受，我也有感受，有一类图书是中外对译的，这边是中文，这边是外文，读者在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印象当中很华丽的英文单词，但是我在这里就会找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样子，这是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因为现在读者的眼光确实越来越高了。
黄友义:
我特别怕两种语言对照的，我们翻译的不是文字，是文字背后的文化。 有时候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翻译不得不加一些东西，有时还要删去一些东西。比如说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即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上天的精神。中文“两弹一星”精神翻译成外文不能说两弹一星精神，要翻译成那些成功发射两弹一星的人们的工作精神，这种情况你必须加很多的字进去。
真的字对字的翻译，未必是好的译文。文化转换中，你会经常发现，英文一句翻译成中文两句，或者中文两句翻译成英文一句。我担心有人不太了解翻译的行当，看到两种文字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对照起来，就误认为翻译质量不好。
中国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做的翻译工作越来越多，翻译相关的文学著作也好，各类的杂志也好，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但是翻译工作者的水平却出现了层次不齐的现象，尤其是大量没有专业执照证书的翻译工作者也混入到翻译界来。您在两会的时候也提到要为翻译立法。如何在确保翻译人才数量的基础上，保证翻译的质量？
黄友义:
现在市场比较混乱的原因是，翻译活多，但翻译的专业人士太少，非专业人士只好介入。根本任务是要快速的培养一支能够胜任翻译的专业队伍，这个专业队伍要适合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我们人才的培养速度远远比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现在有一个可喜的现象，一百多所大学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课程。我们当年上学不是上翻译专业，我们学的是外国语言和文学专业，翻译专业是实践中逐步学会的。现在，条件要好多了。一个人光掌握外国语言文学不等于会翻译。翻译工作的背后包括文化知识、跨文化传播的能力、查阅的能力、借助电脑等其他辅助性工具的能力，这些都具备了，才能当好一个翻译。
与此同时永远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人员问题。我们呼吁通过翻译立法来推行市场准入制度。翻译立法的过程又很长，要立一部法律谈何容易。在这之前还是需要社会各界和媒体帮助呼吁，行业也要自律。
中国网: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公司对外合作要进行外文合同的拟定，而这个公司里有一个同事的老婆是外文的教师，他就会觉得找一个外文的教师来翻译就可以了，而忽略了合同的专业性，这就会造成对外贸易的很大损失。
黄友义:
首先是选择好是中翻外、还是外翻中的人才。像中医和西医，你做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找中医给你号脉，你要想吃中药调理，不可能找西医来。有没有结合好的，当然有这种人。如果你找翻译，首先搞清楚，你是要把中文翻成外文，还是把外文翻成中文，根据你的需求找胜任的翻译。
翻译的种类很多，法律文件、政治文献、科技材料、商务外贸，科技里面又分医学、化学、石油等，分的门类很详细。比如我没有学过科技，不懂得机械原理，这种科技性的题材我从来不敢接触。为什么呢？如果人家说把电关掉，如果翻译错了，翻译成开，机器可能就毁掉了。所以翻译职业化的背后，应该强调专业化。
中国网: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对外传播。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的提高，但是我国在国外的影响力或者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经常不会对称，这种现象您怎么看的？
黄友义:
我们首先得承认，我们面临的挑战巨大，国际话语权不掌握在中国人手里面，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不在我们手里面。这种情况下，国家这些年加大了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从人才培养到机构的设置，各方面的投入都加大了。特别是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是重中之重。
跨文化传播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重要的环节是两种文化的转换，这里面离不开翻译。
中国要加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企业走出去。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也必然要加强在国际上的投资。中央提出企业走出去、扩大海外投资，经过10年，我们在国外的投资达到四千多亿美元，建立了一万多家企业。这些企业成功的因素一定包括语言和文化转换做的比较好。有的企业不成功，投资失败、效益不好，恐怕也有为语言和文化转变没有过关的因素。
中国网:
新的局面出现，对中国的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很多大型国企，驻海外机构的员工全都是在当地聘请的外国人，这就对工作管理层的英语水平和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黄友义:
今年上半年，在美国召开的一个中国企业研讨会，一些国内非常知名的大企业，甚至是国企在美国的老总就说，我来的时候，对这里的法律环境、文化环境不了解，首先我看不懂当地的法律文件，因为我们缺了语言这一关。
这些年我也跟企业接触过，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民企到海外投资，他们缺少的环节就是对外国的法律、文化环境、政治制度的了解。经常是按照中国人的想象来办事，肯定要碰钉子。
他们说为什么缺少这个环节呢？因为看不懂又没有人翻译。现在有的翻译公司，尤其民企的翻译公司在考虑把自己变成一种中介公司。比如你到某个西方国家投资石油行业，我们就把这个国家跟石油有关的法律文件翻译给你，把这个国家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相关的材料也翻译过来，提供给你。你企业投资就是打有把握之仗了。
中国网: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最后请您为年轻一代的翻译工作者，以及从事对外传播的在一线的新闻媒体工作者提一些建议和期望？
黄友义:
翻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中外文化沟通当中搭桥。它能够加强中国的知名度，加强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同时也非常的艰巨。因为任何一个翻译任务要从一个字、一句话入手，一定要踏实下心来，甘当幕后英雄。要耐得住寂寞，认真对待每一个字，不懂一定要查，千万不能糊弄、不能文过饰非。
另外就是要加强学习。翻译工作者是中外文化之间的桥梁，需要两种文化的支撑。因此做翻译一生，也就是学习的一生。比如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七十多岁了依旧孜孜不倦的工作，因此他才能成为出色的翻译家，翻译是一个非常需要下苦工夫的工作。
我曾经在美国开过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其中有一个在美国的华人翻译家，说我有88本字典，他说有的字典我一辈子就用一次，但是我不能不买。这时候站起来一个美国汉学家说，88本太少了，你的翻译质量还有提高的余地，因为我有400多本。因此我觉得翻译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特别是年轻的翻译家，要看到翻译的乐趣，但更要知道翻译的艰辛，这是一条越做越令人兴奋，越做越令人诚惶诚恐的工作。但一旦完成了一部作品的翻译、帮着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甚至一个经济项目，那种乐趣是巨大的。
中国网:
在这里，我们也号召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将自己的青春投入到我国的翻译工作中，使我国的翻译队伍不断的壮大，更好的使中国的文化走向市场。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网友的收看，再会！
黄友义:
谢谢你，谢谢大家！（结束）
嘉宾介绍
黄友义，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翻译》杂志主编。长期参与党政文献对外翻译，曾参加党政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翻译和译文审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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