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
从我大学毕业执教至今，时间已经过去整整43年。1975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1976年，我被公派至法国留学。两年之后1978年的秋季，我回到解放军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现为国防科技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我的教学、翻译与研究生涯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真正开始了。
一、开放的精神引导我走向“他者”
在我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去法国学习是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我手头至今还保存着在法国留学时用法语写的几本日记，其中不少记载了我对语言与文化的一些思考。留法期间，我很注意收集有关法语新语言现象的材料，这对我早期的法语研究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我也较为关注法国的文学与文化。虽然留学时间不长，但我读了不少法国经典文学作品，还经常到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去淘书。两年下来，我用国家每月发放的三十几个法郎的零用钱竟然买了几十部法国文学名著，像古典主义时期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启蒙时代伏尔泰和卢梭的代表作，还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雨果、自然主义的左拉、意识流的普鲁斯特等重要作家的小说。我虽然不太喜爱诗歌，但也买了不少诗集，像雨果的《静观集》等。除了经典作品，我对法国当代一些代表性作品和文化现象也尤感兴趣，接触过萨特、加缪的小说，尤内斯库、贝克特的戏剧，勒克莱齐奥、图尼埃等新锐作家的作品，似懂非懂地听到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流派的名字。对法国太阳剧社的活动，我有过特别的关注，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演出离观众很近，与观众直接互动，真是用戏剧为人民服务。
当初的用心，听过的课，收集的材料，买过的书，看过的作品，就像一颗颗埋在沃土中的种子，遇到雨露，尤其是碰上好的季节，迟早是会发芽的。我就是这么幸运，两年的学习结束后回到国内，恰逢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开端。“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在我这个刚刚归国的青年学者心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形成了一种朴素却强烈的认同。之所以是强烈的认同，是因为我有了到国外留学的经历，在法国学习了一些新知识，读到了很多感兴趣的文学佳作，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内心有一种热切的冲动，想把我的所闻所见、所学所思讲给我的同行听。国家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更是一种思想观念的重要转变，一种走出封闭、迎向广阔世界的积极行动。邓小平英明决策，在1975年恢复留学生公派。我猜想这对邓小平而言，也许是一种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高度的人才培养举措。对我个人而言，开放意味着向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的长处学习。
从法国留学回来后，我自告奋勇地向我所在教研室的老师们提出，要就新学到的知识给他们做一个学习汇报。这次汇报我做了认真准备，围绕留法期间收集的法语新语法现象讲了一个多小时。老师们听了之后，给予我充分肯定，杨振亚老师还鼓励我将汇报写下来。我真的这么做了，于是就有了在1979年给《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投稿、稿件得以录用的第一次学术发表经历。如今回想起来，我学术生涯的第一次以汇报为名的“讲座”，还有第一次学术性文章的发表，都与我积极开放的心态，与我希望交流的强烈动机相关。改革开放，就要像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那样: “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改革开放的决策使我们不仅可以客观地评价国外的长处，而且勇于向其他所有国家的长处学习。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我心底埋下的一颗颗种子渐渐都发芽了。
最先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的，是我在法国读到的文学作品。法国的文学历史悠久。远的不说，19世纪的法国文学对中国读者具有强大吸引力，像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的代表作等。20世纪的法国文学气象万千，各种文学流派特质鲜明。1978年前后的一两年，国内几家较有前瞻性的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一些外国文学经典名著，引发了一股外国文学热，常有新书甫一出版，读者排长队竞相抢购的场面出现。面对当时涌动的外国文学阅读潮，刚从法国回来的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特别想把自己喜欢的法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但那个时期不像现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名著，不是谁想译就可以译的。那时，重印的外国文学经典都是老一辈翻译家的名译，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作品，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的作品，还有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的作品。译名著，我想也不敢想。我琢磨着，名著没有资格译，公认的好书轮不着我译，那能不能自己选择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第一时间把它翻译出来。可是，我人在军校工作，没有渠道获得法国最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为此，我想到了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他是我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我和他说起翻译法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想法时，得到了他的鼓励，他说会帮助我寻找好的作品。
就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钱林森老师通过友人得到了法国当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大奖的一部长篇小说《永别了，疯妈妈》，他将书给了我。看到书，我如获至宝，真想马上动笔翻译。可是，钱老师告诉我，要先读原著，如果觉得有价值，再写出一万来字的小说梗概寄给出版社，出版社要是感兴趣会要求试译两三万字，并且全面审查试译稿后才能做出是否接受译作选题的决定。照着钱老师的吩咐，我认真地一一做了译前工作，钱老师修改了梗概，又修改了试译稿。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当得到出版社的正式答复同意接受选题时，我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近40万字的译作《永别了，疯妈妈》从1980年夏天选题被接受，到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后经历了两年时间。《永别了，疯妈妈》受到读者的普遍赞誉，《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外国文学研究》和《当代外国文学》等主流媒体与重要学术期刊相继发表评论文章。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还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表达他们对作品的喜爱和对译者的感激，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外国文学翻译的价值。
有了1980年第一次选题被接受的成功经验，我和钱林森老师继续合作，把目光投向法国当代文学的前沿，努力从获奖作品中选择满足中国读者期待、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优秀作品。就在同一年，我们又得到一部获得首届保尔·莫朗文学奖的小说《沙漠》。我看到小说后，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勒克莱齐奥，不就是我在法国留学时读到的那部怪诞小说《诉讼笔录》的作者吗? 打开小说的那一刻，我真担心《沙漠》会和《诉讼笔录》一样，形式怪诞，难以理解。然而，随着一页页往下翻，我读到了一个写作风格完全不同的勒克莱齐奥，小说的故事更是深深地吸引住我: 小说叙事在“跳跃的时空中出现了一个荒凉与繁华、贫乏与豪富兼而有之，对比鲜明、寓意深刻的世界，那怪奇的词语创造出一幅色彩缤纷、变幻无穷的图像，处处透溢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许钧 2002: 273)。我觉得，这部小说无论在形式的探索上还是在思想的表达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我坚信出版社一定会接受它，也相信它一定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果然，与我们有过合作经历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受了选题，我也很快投入到《沙漠》的翻译之中。
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写作风格独特，对翻译构成了重重难题。与《永别了，疯妈妈》相比，《沙漠》的翻译难度明显上升。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理解层面的问题，又被很多表达层面的问题所困扰。理解困难促使我们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勒克莱齐奥不仅认真地逐一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为我们答疑解惑，还给了我们惊喜，希望通过我们“寄语中国读者”。勒克莱齐奥热情的帮助与真切的寄语给了我很大鼓励，也使我增强了尽可能忠实翻译原作的决心。理解的问题解决了，在表达层面我仍有很大的困难需要应对，不但要传递原文的意，还要保留原文的味。《沙漠》的词句风格鲜明，表达手法特殊，应该如何一一再现? 就在不断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渐渐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探索结合起来，在傅雷、许渊冲等老一辈翻译家翻译研究的启发影响下，一步步走上了翻译学术的求索之路。
随着文学翻译实践不断累积，我逐渐意识到外国文学翻译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交流层面，对中国读者而言还可起到开阔视野的作用。我自身正是在阅读一部部法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感受到异域的力量，也慢慢懂得了如何评判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多年后我应邀在北京大学做公开讲座时，强调一个外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一流的作家”(许钧 2018: 73)。这种观点的产生，与我在改革开放之初密切关注并挑选法国文学作品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坚持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优秀作家，这不仅引导我走进一个越来越丰富的文学世界，而且还在思想层面指引我自觉走向他者，走向异域。我慢慢懂得勇于走出封闭的自我，向他者敞开自身，向他者学习，正如歌德所言“用异域的明镜照自身”，充分体现了“开放”的精神。
二、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翻译的使命
坚持开放的精神，关注法国文学的走向与发展，有意识地选择优秀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把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渐渐形成了我自觉的意识，也成为我一种自觉的行动。在文学翻译实践上，至今我独立或合作翻译了近40部法国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大多数是法国当代文学作品。随着我的翻译实践不断发展、翻译经验不断增长，国内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主动找我翻译法国文学经典名著和优秀的当代作品。比如，译林出版社邀请我参与翻译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后又约我翻译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 上海译文出版社约我翻译巴尔扎克的《贝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多次邀请我参与《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作。更让我受到鼓舞的是，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柳鸣九先生就给了我充分的信任，邀请我参与他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的翻译，先后把多部法国龚古尔奖作品的翻译重任交给我，如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图尼埃的《桤木王》。得知他已把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收入丛书后，我主动请缨，希望能翻译此书。一条翻译的路，就是一条持续深化理解、不断丰富认识、坚持互动对话的路。
随着翻译之路的延伸，我对翻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在翻译理论探索中，我认为自己多年来始终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不久之后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带给我深刻的启示。我渐渐认识到，理论探索不能忽视实践，
更不能与实践脱节。翻译理论研究要重视中国数千年翻译的历史，也要关注当下日趋多样、丰富的翻译实践。实际上，我走上翻译研究之路，把翻译研究确定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方向，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在翻译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需要寻求答案。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与指导固然重要，但很多翻译问题难以找到现成答案，必须去探索。比如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过程中，我就遇到了不同层面的问题。针对翻译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我思考、探索与研究，结合自己对《追忆似水年华》的理解与阐释，写出了系列研究论文，如《句子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形象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再现》和《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我还用法语撰写了《论普鲁斯特隐喻的再现》，文章发表于《国际译联通讯》1992年第4期。此外，我把法语论文《论文学翻译的审美层次》提交给1993年在英国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翻译大会，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资助。坚持关注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有针对性地加以探讨，使我得到越来越多的收获。我的两部翻译批评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与《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创新性，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譬如，翻译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Babel就先后两次刊载学术论文，就《红与黑》汉译讨论的意义与价值、翻译批评的路径等给予积极评价。
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路，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40年来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让我越来越自觉地在翻译理论研究中，从翻译实际出发，结合翻译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思考与探求涉及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伦理等根本性翻译问题。除了翻译方法、翻译批评研究之外，我在翻译学术道路上越来越多地关注翻译的使命问题。何为译? 为何译? 译何为? 这三个问题密切相连。翻译到底有何为? 在全球化语境中应该担当什么样的使命? 要回答翻译使命这个重要问题，首要的是充分理解翻译是什么、翻译具有怎样的价值。2000年前后几年，我对翻译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努力撰写《翻译论》一书。《翻译论》分为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等7章，是对翻译所作的一次尝试性整体思考、系统梳理与学术阐发。撰写该书之时，恰逢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南京大学邀请了多位重要嘉宾，联合国前秘书长布托·布托-加利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南京大学访问期间，我们有过很多接触和交流，他特别愿意倾听他人。比如，关于他在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演讲的主题，我曾提出过看法，他欣然接受，将题目定为“语言多元与文化的多样性”。加利在演讲中所提的观点给我思考翻译使命问题带来重要启示: “语言的多样化是促进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的途径。给多语以应有的位置，就应该鼓励人们去学习这些语言。能说多种语言，就赋予了自己向他人和世界敞开的多种途径，就有利于思想交流，就为文化间的对话打开了通道”(布托·布托-加利 2002: 10)。他的演讲结束后，我结合自己对翻译的认识，和他深入探讨了翻译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得知我在撰写《翻译论》一书时，他主动提出要为我的著作写一句话，这句话是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的，译成汉语为: “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加利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坚持的语言多元原则，对我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 既有对翻译的深刻理解，也有对翻译的准确定位。后来，我对翻译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于2004年底撰写了《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一文，明确提出翻译应该承担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而“维护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需要翻译活动所体现的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
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人类社会要想走出封闭的天地，首先必须与外界接触，建立起交流的关系，向着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许钧 2005: 43－44) 。
三、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中外文化交流共生
从自觉走向“他者”，向他者敞开自身，到明确翻译的使命，把翻译之用提升到促进跨文化交流、维护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的高度，我对翻译的理解不断深化。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认识到翻译事业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作为高校教师，我自身的翻译与研究固然重要，但人才培养更为重要，是第一位的。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将自己的翻译实践与探索成果运用于翻译教学与人才培养。
在翻译实践层面，我积极引导并鼓励我的同事和学生参与翻译实践，参与地区或国家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南京大学的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具有深厚的传统，是我国首批设立的法语博士点之一，在翻译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有一批青年翻译家得以快速成长，
其中多位翻译的第一部作品都是我主动推荐的，比如我的师弟张新木翻译的法国当代作家萨巴蒂埃的《大街》，又如我的学生袁筱一和李焰明翻译的勒克莱齐奥的《战争》、袁莉翻译的加缪的《第一个人》、黄荭参与翻译的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刘云虹翻译的乔治·桑的《娜侬》、宋学智翻译的杜拉斯的《副领事》、高方翻译的勒克莱齐奥的《奥尼恰》等。细细算来，我给同事和学生推荐过或直接约请翻译过的法国文学与社科作品不下百部。我之所以积极、持续地引导或鼓励身边的人重视翻译、参与翻译，是因为我坚信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如季羡林先生所言: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
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我也不断地影响身边的人，鼓励他们对翻译开展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同时我自身对翻译的思考也在持续深入。新时代翻译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如何响应国家的发展战略。我认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需求、许多重要理论命题都与翻译密切相关，如文化自信与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不久前在《群众》杂志对我的一次访谈中，我明确提出“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坚持文化自信”。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强调“自觉”与“自信”，尤其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自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历来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善于取他人之长，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回看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学习与借鉴的重要性。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和人类情怀，越来越主动地走向世界、走向他者，在与他者的接触、交流、互鉴中丰富自身。开放的心态、学习的态度，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具体到翻译工作，我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必要条件。文化交流应该双向互动发展，不仅要向国外学习，也要主动展示自己，为他者提供新文化之源和新思想之光，这就需要通过翻译，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思想与优秀文化介绍、推广至全世界。我和同事密切关注中华典籍与中国文学的外译，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接受开展系统的梳理、考察与探析，还从理论创新角度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批评性探索。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我也做了许多切实的推动工作。我认识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文学外译被赋予新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为此，我尽自己所能，努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比如，我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首届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还向中国作家协会积极推荐国外著名翻译家参会，联系法国学者、出版社等推介中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比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等。
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以自己与勒克莱齐奥的交流为例，谈到了如何通过翻译之姻缘，真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经历。比如，经过我的努力，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与莫言分别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西安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与浙江大学展开了四次公开对话，勒克莱齐奥还与毕飞宇、余华、方方等知名作家多次交流。在我看来，组织“这样一些活动不仅可以使勒克莱齐奥对中国有所了解，可以让文学家之间有所交流，更可以让他甚至让我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学的骨脉、中国人的灵魂和追求有所了解。一个学者如果能在翻译的背后去做这些工作，在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研究，对文化有所促进，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对维护文化多样性所做出的贡献”(许钧 2018: 76)。
今年暑假，中国翻译协会与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翻译师资培训，我在翻译理论研讨班上就新时代的翻译精神与使命提出了自己的新认识: 在新时代，我们应该进一步加深对翻译的理解，要将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翻译人才培养与中外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外文化的交流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紧密结合起来，让翻译在新时代发挥更为积极、广泛与深远的作用。
回顾我40年来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探索之路，我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对我而言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我坚信，开放的精神就是翻译的精神。翻译之路是一条弘扬优秀文化、丰富世界文明、促进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之路。任重道远，我将在翻译实践与研究之路上继续奋发前行。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
本文发表于2018年《外语界》第5期，第34-39页上。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