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我译法国文学
在长江讲坛，讲文学、讲经济、讲哲学的题目很多，但讲翻译，这是第一次。关于翻译，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和体会，请各位指正。
一、“十六字”翻译特征
首先，翻译的特征是“历史悠久”。人类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历史上，只要持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想要交流，就会有翻译的需要，所以翻译史与人类的交流史同样悠久。在这悠久的历史中，人类因交流的不断增多而需要翻译，但更为重要的是，翻译让我们的各种交流变成了一种可能。其实，做翻译的不一定是专业人才。现场在座的应该大都会英语，但是历史往前一千多年，比如说在李白的时代，李白不会英语，却做过翻译。据介绍，有一次唐玄宗李隆基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满朝文武没一个能看懂。诗人贺知章看了，说他知道有一个人懂。皇帝就问是谁。贺知章说是李白，皇帝就把李白请来了。李白是诗人，本来就有一种狂傲之气，这样一来就更了不得，满朝文武都不知道的事，他却知道。他说可以啊，让我看一看。他一看就明白了。他说让高力士为我脱靴，杨国舅给我磨墨，然后我才翻译。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最后他把这封信翻译出来。这实际上是当时一个藩国送来的国书，而李白正好懂这个藩国的语言。再比如两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是1793年，大不列颠派出了访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马戛尔尼任团长。轮船用了半年多时间才从英国驶到中国。船上有一个小孩，大概11岁多，是马戛尔尼的侍童，主要任务是照看马戛尔尼来中国期间的衣物。但这个小孩非常聪明，在船上半年的工夫就学会了一些中文。到了中国之后，乾隆皇帝不太愿意接见他们，把他们撂在一边。后来听说有一个小孩会中文，乾隆皇帝一高兴，说要见见他。这个小孩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英国使团和乾隆皇帝的翻译。这是200多年前的事。翻译历史悠久，这本身已经说明我们人类的交流有翻译的需要。随着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现在对翻译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目前除了英语，在我们中国教学的其他外语还有五十几种。而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呢? 据不完全统计是6000多种。翻译人才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翻译的特征是“无所不在”。在座的做了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可能都知道当孩子出生时，有一样东西特别重要——帮宝适。帮宝适这个名称的翻译就非常传神。还有大家喝的可口可乐，原文叫“Coca-Cola”，翻译既传神又传形。实际上现在翻译无所不在。阿里巴巴搞全球“双十一节”活动，全球的商品销售，我想一定需要大量的翻译工作。前段时间巴黎有家公司联系我，说大概有19000～25000种商品，希望能把这些商品的法文标签传神地翻译成中文，做广告和销售用。所以有人说，当今时代，翻译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无所不在的。
再次，翻译的特征是“作用巨大”。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如果离开了翻译会怎样。可能全世界的所有国际交流都得停止。据说毛泽东曾在延安说过一句话，我们的翻译词典上有记载，毛泽东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我想接一句，没有翻译也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怎么可能有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呢? 翻译的巨大作用还体现在许多其他方面，今天暂不展开。
最后，翻译的特征是“困难重重”。翻译非常困难，有很多障碍，如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意识形态的障碍，等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在一部法文小说里看到一段形容女性特别漂亮的文字。其他方面的形容我都认同，但形容到皮肤的时候，我就难以认同了。作家怎么形容呢? 他说这个女人的皮肤特别好，细腻、柔软，就好像上面长着一层纤细的桃毛。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中国人一听到桃子的绒毛，是要发痒的，是很反感的。我为此还去查证过，发现连著名的法国诗人兰波也写过这样的诗句。问题是，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我们中国的读者读了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有的时候，翻译甚至可以说是红黑不分。我曾翻译过一本书，叫《黑面包》。其中有一段讲一个工厂的工人皮埃尔发动工人罢工。作者描写道，皮埃尔举着一面旗，挥舞着，然后工人们就跟着他跑上了街头。他的这面旗，我翻译的时候看都没看就翻译成了“高举着一面红旗”。问题是，最后我一校对发现，不对! 原文是一面黑旗。如果我翻译成“他高举着一面黑旗，然后工人们拥护着他，跑上街头”，大家就会说他是反革命。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当中，黑旗是反革命，红旗才是革命者。而如果再去查一查就会知道，在法国，这个黑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
我们对同一个形象的感觉因人而异。我翻译过《追忆似水年华》其中的一本，作者把一对同性恋人比作兰花和熊蜂。兰花在中国是非常高洁的，我没听说过兰花还有那层含义。读了这本书之后，一看到法国文学里提到兰花，就觉得是在影射同性恋。有次我跟一个法国大使及他的夫人在南京金陵饭店吃饭。他夫人问吃饭的具体地点，我说在金陵饭店一楼兰圃。大使夫人听了就说，那我不去了，你们两人去吧。所以要把这些形象处理好，翻译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困难重重。
二、如何看待翻译
人类有了翻译，不同民族或者说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交往才成为可能。翻译遍及各个领域，思想、文学、科技、日常生活……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各样东西相遇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对于翻译我有一个比喻，我把翻译叫作历史的奇遇。我的好朋友毕飞宇先生常对人说，许钧先生对翻译有一个妙喻。但他用的词比我更好。他说，翻译是历史的艳遇。“艳”和“奇”，我觉得它们充分表明了人类的两种归宿，而且应该说“艳”字，实际上代表了人类情感的一种吸引与沟通。
关于翻译的比喻其实有很多。五四时期对翻译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说翻译是媒婆! 这个媒婆非常重要，做得好就能够成就一段美妙的姻缘，这也是奇遇的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我就愿意当这样的媒婆。我刚才提到翻译很重要，历史很悠久，困难也很大。但在书的封面上很难找到译者的名字，因为写得很小。不过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就像空气，就像水，用的时候，大家觉得重要;不用，我们也照样存在。鲁迅对翻译的作用评价非常高，他说，译者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是谁? 是把天上的火盗给人间的神，是播火者，就像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非常年轻的翻译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后来做了复旦大学的校长。还有俄罗斯的普希金，说翻译是思想的驿站，是一段一段地传承思想。在我们国家内部，通过对《论语》《道德经》等的注释、阐释、翻译，一段一段、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把中华民族的思想传承下来。对于西方思想也是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没有翻译，这些思想是送不过来的。思想就这样在时间上不断地延伸，在空间上不断地拓展。在法国人笔下，翻译是把跟自己的恋人非常相像的女人介绍给别人，法国人很浪漫，他给你的不是他的恋人，而是跟这个恋人相像的女人。这句话就道出了翻译的一个本质——翻译跟原来的不是同一的，只是相似。著名作家莫言对翻译也有妙喻。莫言的作品已经被译成很多种语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更加明白翻译对一个作家作品传播的重要性。2014年8月，国际汉学家会议在北京召开，莫言在会上说，现在有人把翻译比作“暴徒”，比作“叛徒”，他觉得翻译应该做“信徒”。其实当一种强势文化翻译弱势文化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暴徒”行径。而翻译有的时候不“背叛”还不行，因为不背叛就翻译不过去。所以当一种弱势语言翻译强势语言的时候，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接受一些新东西，有时翻译不得不做一点“背叛”的事。这样一种变通之计，在翻译历史上屡屡发生。但我认同莫言的话，翻译最好做“信徒”。我自己做翻译一直坚持一条原则，就是一定要以信为本，以诚立道。无信难成译。
翻译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我曾举过两个极端的例子，说明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为。翻译有好的一面，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走向与它本身使命完全相反的道路。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看抗日片，但是抗日片里面的翻译是什么形象呢? 大家回想一下《小兵张嘎》里的那个胖翻译官。而且不仅仅这一个，十部抗日剧里有九部，翻译官的形象都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译者，我想到这样一个形象，或者有人讲到这样一个形象，我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我不能说自己是普罗米修斯，但我起码可以做一个好媒婆，促成一桩美妙姻缘。当然也有让我们非常幸福的形象，从胖翻译官我们来到另一极——玄奘。玄奘的作用，我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怎么肯定他都不为过的。梁启超说佛经翻译创造了两万五千余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语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人生准则，包括中国的很多成语都来自佛教，当然是通过翻译来的。
以上我们看到，翻译的作用体现于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翻译的作用也体现于文学领域，现在我要把话题转向文学。
三、翻译，是美妙动人的奇遇
如果翻译是一种美妙的奇遇，历史的奇遇，那么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我觉得发生于中法文学界的奇遇特别多。我看到过一本小书，叫《中法文化的邂逅与相遇》。那里有很多中法文学相遇的故事，中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留下了一段段奇缘。而这一段段奇缘促进了新思想，促生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某种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些事非常重要! 不过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我觉得中国的译介活动——特别是对西方的译介——有一个认识过程。
19世纪中叶，当我们的国门被英国的炮火轰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深切感受到我们在国际上所处的弱势地位，因此想要强国。民族复兴梦不是今天才开始说的，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仁人志士在说了。强国怎么强? 西方用炮火打开了我们的大门，那我们就学习炮火。所以在那个时代，翻译的主要是工学、技术、机械方面的著作。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当作科学翻译至中国的。所以对凡尔纳小说的翻译，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翻译。法国文学真正系统地被译介至中国始于什么时候呢? 有几种说法，我认同的是1898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两件事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件事是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大家知道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个标准后来成为我们做翻译的金科玉律，至今还指导着我们的翻译活动。同一年，林纾，一位不通外语的文人，跟另一个人——王寿昌合作翻译了一本书，《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本书发行的时候，第一次只印了100册!但这100册书影响非同小可。严复就曾说过，“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因为中国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再强也强不过人家，要变强，只有精神上先变强。所以文学翻译成为一条引进国外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本书译介出来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外国，同时也看到，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有情才有奇遇。林纾后来一发而不可收，翻译了100多种外国小说。一个不通外语的中国文人和懂外语的人合作，开创了世界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为五四运动的准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林纾开启了西洋文学在中国近代的翻译史，实际上也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个三位一体的运动做了一种铺垫，拉开了一个序幕。那个时期的作家跟现在的作家不太一样，他们大部分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家，非常有意思。像赵元任，后来到美国成了美国语言协会会长，他就翻译过《爱丽丝梦游仙境》。他的翻译目标是什么呢? 他说翻译这本书，是要考验一下我们的白话文有没有这样的翻译可能。鲁迅也做过翻译，他差不多有300万字的翻译，300万字的创作。翻译占了他作品的很大部分。鲁迅为什么要翻译呢? 他说得非常清楚，是为了改造国人的思维，为了丰富汉语的表达。所以鲁迅有一个翻译主张，叫“硬译”。我们翻译界有时会把林纾与鲁迅两人做比较。有人说，从语言的角度看，这两个人的翻译完全不一样。林纾的翻译特别活，活到有时候手发痒，“代人手笔”——这是钱钟书说的。所以很多人说他翻译不时添枝加叶，活到已经“胡译”的地步。鲁迅则是硬译。有人批评他的翻译，说他硬译硬到什么程度? 硬到“死译”的地步! 他翻译《死魂灵》，就那么死了。也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看，这两个人的翻译方法应该说是大相径庭，各执一端。一个是活，活到“胡”译; 一个是硬，硬到“死”译。但我觉得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思考。如果从文化与思维的角度去看，他们两人只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手段而已。在林纾那个时期，国门相对封闭，要引起大家的关注，需要采取比较文雅的方法。通过文学的手段，用像《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让人揪心、断肠的故事，来引起国人对国外的关注。实际上他开启的是外面世界的大门。而鲁迅的翻译从文化上更进了一步。他希望吸收西方思想来改造国人的思维。其实他们两人在文化上的贡献同样巨大。
如果我们把林纾和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跟法国文学接触的第一段奇遇，那么可以说历史上能找到很多类似的奇遇，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法国作家雨果。雨果有几本书很早就被翻译了。《九三年》的译文1912年就已经在上海《时报》连载，译者曾朴。上个世纪还有两个人共同合作，翻译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悲惨世界》。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曾当过共产党首任书记的陈独秀，还有一个是非常有名的才子，叫苏曼殊。他们俩看上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想合作翻译这本书。他们的翻译当然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动机。他们的合作翻译过程和林纾又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在翻译时有自己的选择，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翻译，甚至在译文中加进去一个人物。加了一个什么人物? 叫男德，是一个侠客。加进去的目的是什么? “男德”的谐音是“难得”。那个时代难得的人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知道在五四运动之前，对孔孟之道有过严厉批判。所以书中加进去的那个男德就以法国青年的口吻来批判孔孟。他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他还说，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应该破坏那个腐败的世界，另造一个公道的新世界。这基本上是一个五四宣言啊! 在这么一种奇遇中，翻译也融入了社会志士仁人的追求，融入了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另一种力量。
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后移，会看到中国翻译家与法国作家之间的另一桩美妙的奇遇，甚至“艳遇”——傅雷与罗曼·罗兰。傅雷跟罗曼·罗兰的这种相遇，我觉得实在是了不起! 罗曼·罗兰写作《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时人类刚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所有欧洲人的心情都非常痛苦，整个社会的精神都在沉沦，罗曼·罗兰为了呼唤一种英雄主义写了这本回肠荡气的书。傅雷到了法兰西，恰好读到这本书，立即喜欢上了。他在译著前言中就说，三十年代的中国笼罩着一片阴霾，国人精神委顿，他要呼唤一种英雄主义，便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后来我看到很多人说读了傅雷翻译的这部书，精神上得到了振奋。傅雷与罗曼·罗兰之间灵魂的相通和思想的共鸣促成了一部伟大译著的诞生。
之前读傅雷的译作，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对于傅雷跟罗曼·罗兰的相遇，我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认识。早期，我对傅雷的认知只限于他翻译的一本本书。后来我觉得傅雷不仅仅是翻译了一本本书，他是一棵树，这棵树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吸收了外国文学营养，又以这营养来滋养中国的文化。有很多作家，例如南京作家叶兆言，就写过文章，说是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让他知道了汉语的巨大魅力，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写作。著名演员黄宗英也讲过傅雷带给她的震撼。习近平总书记说他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他读的应该就是傅雷的译作。所以傅雷与罗曼·罗兰的这样一段奇遇，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翻译家，而这位伟大的翻译家，通过他的翻译，像一棵树从20世纪40年代起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中国人。
还有其他奇遇。比如著名戏剧家同时也是翻译家的李健吾和法国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的相遇。《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与在法国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这部书在法国初出版时吃了一桩官司。福楼拜因为写了一个通奸的女人，在法国这个看似非常自由开化的社会里，被别人因“有伤风化”的罪名告上了法庭。就是这样一本在过去的法国社会“有伤风化”的书，在我们中国却获得了另一种评价。它在20世纪40年代翻译出版的时候，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揭开了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让读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所以在这一段段奇遇当中，一种文学或文化，或者说一部文学作品，当它进入到另外一种文化中时，可能会产生别的作用。
在这一段段奇遇当中，还有一位已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的当代作家。这位作家是杜拉斯，写过一本书叫《情人》。这本书的翻译也促成了很多奇遇，首先是王道乾跟杜拉斯的相遇令伟大的翻译作品诞生，更重要的是这部翻译作品孕育了一些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说伟大的作家。比如王小波在《青铜时代》序“我的师承”中就说，王道乾和他的翻译给予他的帮助，比中国近代所有著作家对他的帮助总和还要大，是王道乾先生和查良铮先生作为翻译家，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写作。
四、与法国文学奇遇的历程
文学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对于整个社会的转变，对于人类精神的交流，所起的作用实在太大了。所以，有人说我只做了三件事，做翻译，研究翻译，教授翻译，但我觉得这三件事合起来就是三种福气! 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从1975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始终对翻译情有独钟。在整整40年里，我觉得我跟翻译，特别是跟法国文学，也有过一段段奇缘和奇遇。大家都说做翻译的人孤独。孤独，是因为要深入到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里去，深入到一种陌生的历史环境中去。译者面对的是另外一种语言，在语言差异中存在表达的差异、思维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等。当面对那么多陌生元素、面对那么多差异的时候，人一定是孤独的。但恰恰是这种差异性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欲望。如果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翻译者，能通过他的语言和他的翻译克服语言问题，将另外一种思维和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它的差异性)表达出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传达给大家。那我觉得这个孤独的人就是幸福的，因为他让很多的人不孤独!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四十几年是非常幸福的。虽然孤独，但很幸福。
作为一个翻译者，我的幸福首先是我可以跟大师神交，可以用自己的目光去阅读、去发现伟大的作家，让我跟他的作品一起成长。回想起来，我在翻译法国文学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对法国文学的一些看法，也通过翻译，对一部部具体的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很多人问我，当代中国文学到底与当代法国文学有什么不同? 关于这个问题，勒克莱齐奥先生的回答特别幽默。他说，当代中国文学跟当代法国文学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文学是用中文写的，法国文学是用法文写的。这句话看似开玩笑，实际上很有深意，一种语言的背后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心态，就是一个世界。西方作品跟中国作品的传统就不一样，西方作品会涉及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有一种隐喻在里面。要理解西方作品，不能不理解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所以我说，不同的语言非常明确地赋予了这种语言写就的文学别样的性格和别样的精神。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是它悠久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促成的。但文学又是相同的。相同在哪里呢? 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写人，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写的是人性，写的是人类的遭遇，人的困惑，人的矛盾，人的爱，人的恨。全世界的文学概莫如此。
不过我觉得当代的法国文学与当代的中国文学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很多中国小说家在我看来喜欢用宏大叙事，希望以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来写一个人的命运。法国小说却往往是相反的，作家用一个很小的事件，一个很小的东西，来反映一个大的境况。我觉得这两种不同其实也是路径的不同。从大看小，与从小看大，哪一种方法更好? 我认为各有千秋，这就是文学的互补。同时我还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法国文学流派特别多，20世纪的很多文学流派都起源于法国。因为这些流派都以哲学为依据，讨论的是人的存在，而法国一直有深厚的哲学传统。所以法国文学经常与哲学结缘，很多小说家、文艺家本身都是哲学家。包括蒙田、笛卡尔、伏尔泰、卢梭，也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当代作家萨特、波伏娃、加缪等等。也包括勒克莱齐奥，我觉得他的作品也具有某种哲学的根基。
通过与法国文学的接触，我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认识，慢慢就不再局限于书本和文学史上学到的知识。比如说我跟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神交，因为我翻译了他的两部作品，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叫《邦斯舅舅》，另一部叫《贝姨》。巴尔扎克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大师。我翻译他的作品，是为了能够与现实主义作品相遇。巴尔扎克写了近一百部作品，他在写作时采用一种全知的视角，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的作品把什么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下午三点左右，在巴黎的某一条大街，看到一个什么人，从哪一家贵妇人的小客厅出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无所不知! 连他的人物都是那样的。他写的拉斯蒂涅通过一个贵夫人在巴黎取得成功之后，爬上巴黎的圣心教堂，说了一句话:“巴黎在我脚下。”如果看巴尔扎克的小说，会发现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好像掌控了整个世界。但如果去看卡夫卡的小说，会发现恰好倒过来: 整个世界掌控了他。再看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作品。他写“荒诞”，荒诞到什么程度? 他的《局外人》的第一句就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死的都不清楚。到后来这个主人公杀了人，为什么杀人，他也弄不清楚。一切都是那么荒诞，作家也不告诉你。他的这个叙事视角就是非全知的。其实有的时候从不同小说的开头我们就能把握一本小说的基调。草婴先生刚刚去世。他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话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光听到这么一句话，你就觉得一定要去看看这部小说，你也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话是: 江声浩荡。“江声浩荡”这四个字，多么雄伟，昭示着一个英雄的出世。
跟文学大师相遇之后，再去读其他小说，我就具备了一种参照的目光。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说，说得我轻飘飘的。但是读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我就觉得，世界上有哪一种语言不是最美丽的呀?! 为什么他那时会写出“法语是最美丽的语言”呢? 他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家，故事发生于普法战争后，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要被普鲁士兼并。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经常逃学的孩子，每天迟到，最怕法语动词变位的问题。这一天他又迟到了，但老师没有批评他。老师告诉大家，这是最后一课，从今天起以后不能再教法语了，老师最后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 “法兰西万岁! ”一个人失去自己的语言，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之根，文化之根，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其实，当我们真的去阅读这一作品的时候，对于人类的那种状态的思考，我感觉到是很深刻的。比如我在不同场合说过，我读了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我认为他的小说可以和莫泊桑小说相媲美。这部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触及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环境等问题，涉及目前备受关注的社会、心理、人性问题，毕飞宇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看到这些问题了。就这样，当我跟西方大师相遇的时候，我也慢慢培养了对中国文学的爱好。我是一个法国文学老师，但我每年要读很多中国文学作品，而且读得非常认真。
通过自己的翻译，我不仅与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相遇，还与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相遇。雨果也是习总书记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他说他最喜欢《九三年》。那么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在另一个讲台上讲过一件事。大家知道，法语系在南京大学是个小系，要成立一个协会不容易，要让大家关注更不容易，我们的学生很聪明，就成立了一个浪漫法语协会。这个协会一成立，凭借“浪漫”两字招来了许多南大学生。一次他们请我去做一个讲座，来了很多听众，我就跟大家谈“浪漫”。浪漫到底是什么? 我说浪漫不是风花雪月，浪漫是对真的那份激情，对爱的那股激情，对美的那片激情。这三者基本就构成了浪漫的底色。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有三部著作我很喜欢，而且作为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我觉得它们是雨果最重要的作品，在法国浪漫主义作品中也具有代表性。第一部是《悲惨世界》，第二部是《巴黎圣母院》，第三部是我自己也翻译了一遍的《海上劳工》。我为什么认为这三部作品最重要呢? 因为雨果说过，套在人类身上的枷锁有三重，这三重枷锁就是三重命运，一重是宗教的，一重是社会的，一重是自然的。而雨果恰恰通过这三本书写了与这三种枷锁的抗争: 一种是与社会不公的抗争，一种是与宗教虚伪的抗争，一种是与残酷的大自然的抗争。《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命运，让人深切同情; 《巴黎圣母院》中那个敲钟人卡西莫多外表那么丑陋，但我们却觉得他的心灵是那么的美; 《海上劳工》，我在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特别是在结尾部分，我流下了眼泪，主人公为了自由的爱情，让他心爱的女人走了，而自己消逝在茫茫大海中。实际上这三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世界、与自然、与社会、与宗教的某种关系，不仅促使我们进行反思，也让我们从情感角度出发去体验美丑，去追求美好的事物。
除了跟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跟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相遇，我还有机会跟20世纪的现代派大师、法国意识流代表作家普鲁斯特相逢。普鲁斯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他出生在巴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热衷社交，频繁出入文艺界，结识了一群美丽的夫人。但他从小体弱多病，患有慢性哮喘病，后来病情加重，只好闭门谢客，过起隐居的生活。那时他还很年轻，天天躺在房间里，怎么办呢? 他想，未来不在，追寻过去! 后来就写了一部书，七大卷近三百万字。在这部书中，他以追忆为手段，追寻逝去的时光，希望通过追忆能让逝去的时光重现。尽管他英年早逝，但文学丰富了他的生命，延续了他的生命，拓展了他的生命，赋予了他新的生命，令他不朽。所以我觉得这部书不仅追忆了他的过去时光，更为他确立了未来。这部书在中国的翻译历史也比较久了。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初，傅雷就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普鲁斯特。之后卞之琳也介绍了普鲁斯特，并把《追忆似水年华》前几章翻译出来了。但实在是太难了。在翻译界，20世纪的西方有两部“天书”，一部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部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关于《尤利西斯》，萧乾当时在英格兰当记者的时候说根本看不懂这部天书，但后来他跟他夫人文洁若一起翻译了这部书。这两部书后来都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书的翻译过程有很多故事，有别人的故事，也有我自己跟它相遇时发生的故事。其实新中国建立之后，法语界有很多人想翻译这本书，但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因为觉得《追忆似水年华》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情调。“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更不可能翻译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法语界有一批人说，可以翻译这本书了，如果再不翻译，中国法语界就太丢人了，因为日本人早就译出来了。讲到日本人的翻译，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一句话，说中国文艺界顶重要的两件事之一，就是翻译莎士比亚。日本人先翻译出来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没有人翻译得出来，所以朱生豪就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是他抗战的一种方式。《追忆似水年华》同样如此，日本人早翻译出来了，中国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当时法语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就觉得应该把它译出来。由谁来翻译呢? 七卷将近300万字，翻译难度又那么高，有时一天也不能翻译200个字。最后推荐了国内法语界水平最高的一批译者。翻译了两三年后，有的人打退堂鼓。比如说翻译第四卷的罗新璋先生。他花两三年翻译了两三万字，最后说自己实在译不出来，不译了，这两三万字贡献给下一个人，下面一个“敢死队队员”(因为当时有人把《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队伍叫作“翻译敢死队”)。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有一天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我当时还没有太多翻译经验，一听可高兴了，连忙说愿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天书都来找我翻译了，而且还是那样一部名著。接下这部名著后，痛苦也接踵而来，阅读是那么痛苦，即使理解了，要翻译出来也很痛苦。23万字我翻译了2年多，每天工作6个小时以上。“翻译敢死队”总共15个人，分工合作，每一本书由两个人共同翻译，第五卷《女囚》由3个人共同翻译，后来合15个人之力终于把《追忆似水年华》翻译了出来。
关于书的译名也有不少故事。一次在北京勺园开会，开会之前有一位有名的翻译家，就是翻译过《红与黑》的赵瑞蕻先生前来找我。他听说我要去北京开关于普鲁斯特著作翻译出版的会议，就让我一定要把他的话带过去，他说不要用“追忆似水年华”那么俗的字眼，一定要用“追寻失去的时间”。在北京开会期间，确实有一个环节是讨论书名的翻译。会上有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说这部书的书名不简单。这部书的主人公其实是时间。普鲁斯特深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影响，书名字面翻译应该是“追寻失去的时间”，很多人说应该还它以哲学的面貌，不该用“追忆似水年华”。那时我虽然最年轻，但也非常大胆地发表了意见，传达了赵瑞蕻先生的观点，说这本书应该翻译成“追寻失去的时间”。话音未落，就有一位老先生“嗖”的一声站了起来。这位老先生比我大33岁，现在已有94岁，就是许渊冲先生。他说，如果翻译成“追寻失去的时间”，我就不参加了，我把我的稿子拿走。好不容易大家集体翻译出来了，要拿走可怎么办! 所以一个书名的译名，其实反映了不同的观点。按照中国小说的起名标准来看，“追忆似水年华”很美，可以赢得读者。“追寻失去的时间”，多么奇怪的名字! 可是它贴近原文。到底是求真好还是求美好? 这里就出现了两难。在求真与求美之间，就形成了两派。两派观点对立，相持不下，于是会议主持人提议举手表决。那次参加会议的一共16人，14个译者，1个评论家，1个出版家，最后同意《追忆似水年华》的共7人，同意《追寻失去的时间》的也有7人。这时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评论家柳鸣九先生，他当时是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柳鸣九先生就说，如果是以读者为目标，以后做广告和发行时建议写: 追忆似水年华(追寻失去的时间); 如果是写评论文章，就写: 追寻失去的时间(追忆似水年华)。结果最终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出版社考虑到读者和销量，就选择了《追忆似水年华》这个名字。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一部书由15个人翻译，风格是不是统一? 理解是不是一样? 怎样统一这部书的风格? 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在我们的译本之后，上海出现了两位更勇敢的翻译者，两人决定用自己的一生来完成这部书的翻译。一位是复旦大学的徐和瑾先生。另一位是周克希先生，他原来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数学，后来离开教师岗位去当编辑，也翻译了很多法国文学作品。巧的是，他们俩的译本，一本叫《追忆似水年华》，一本叫《追寻逝去的时光》。徐和瑾先生后来得了癌症，他在病中坚持翻译，坚强地跟时间抗争，花了十几年时间，翻译了前面的四卷。另一位翻译家周克希先生在翻译了前三卷之后，打电话说他审美抑郁了，因为书太美，感情太细腻，他在翻译中投入自己的想象、自己的体验，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所以他决定无限期地停止了。但我觉得一部书的命运是一定不会停止的。
在我的相遇当中，还有新小说代表人物之一，以抒写爱情为特征的法国作家杜拉斯。杜拉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爱情。杜拉斯的爱情，追求独特性，不同凡响。她认为爱情是绝望的，是破碎的。而她在写爱情时，句子经常是断裂的，用词经常是绝望的。她不喜欢用套话。她对爱情的那种观念、体验，跟她的写作风格融为一体。所以读她的书的时候，我有时真的会颤抖。后来我跟春风文艺出版社合作主编了《杜拉斯文集》，再加上袁筱一翻译的《杜拉斯传》，一共16卷，26部作品。这个翻译与主编过程让我对杜拉斯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写过一篇前言，在里面谈了对杜拉斯的认识。我尤其觉得，既然杜拉斯的爱情观念和写作风格融为一体，那么我们在翻译她作品的时候也要抓住这个特点。我找的译者中有一位非常有名，他翻译了其中一部爱情小说。书译好后他问我觉得翻译得怎么样。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你翻译的不怎么样，因为你翻译得太好了。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通常大家会认为好的翻译，就是字斟句酌，就是多用四字成语和优美的词语。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给我提供的这个版本翻译得很好，因为有很多四字成语。但其实四字成语大多都是套话，而杜拉斯深恶痛绝的就是这种表达，这与她的作品风格完全背道而驰。最后我提议对翻译进行修改。
就是这一桩又一桩的历史奇遇，让我对法国文学的特有品格形成了一种认识，也让我慢慢学会了怎样去欣赏、体会、真正地去阅读一部作品，学会怎样与作品产生思想和灵魂层面的共鸣。我通过翻译与法国历史上的文学大师神交，更通过翻译去发现伟大的作家，跟他们的作品一起成长。我为勒克莱齐奥先生的讲座担任翻译，大家都说我跟勒克莱齐奥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也对我说，每次我翻译的时候他都特别放心。而他在说话我在旁边翻译，我也觉得就像自己在说话一样。这份默契恰恰来自于我跟他的相遇，从20世纪80年代我翻译他的第一部小说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5年，这份相遇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份相知，变成了一份相爱。我理解他的小说，爱他的小说，我不仅自己翻译，还让我的学生翻译他的作品; 不仅翻译他的作品，还与他建立了友谊。现在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他说现在每年基本上在三个地方生活: 一是在法国的尼斯和巴黎，一是在美国，还有就是中国的南京。他现在每年有三四个月时间待在南京，南京俨然成了他的一个故乡。这份相遇，我觉得走近的不仅仅是两颗心，更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我在勒克莱齐奥身上看到、也学会了对他者文化的关注，对他人的关心。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天，我跟他一起从苏州回南京。在火车站候车时，我突然看见勒克莱齐奥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硬币，1.88米的大个子，深深地弯下腰，跟一个3岁的孩子一起甜甜地微笑。他和这个孩子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那种善良，那种不由自主的站立，那种深深地弯下腰的姿势，都让我看到了勒克莱齐奥身上那份人性的光辉。所以我说作为一位翻译者是幸福的，我愿意把我得到的这份幸福传达给更多的读者，耐心地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的这份收获。
* 本文系许钧教授于2015年11月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论坛”的公开演讲稿，根据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
本文发表于2017年《外国语》第2期，第97-105页上。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