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虹：翻译定位与翻译成长性——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的多元系统论再思考

摘要: 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文学外译实践与研究中也凸显出种种问题与困惑。就此，本文立足于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再思考，结合其部分核心概念与重要观点，从翻译定位、翻译本质特征与翻译价值等维度对当前文学译介与传播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本文提出，无论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考察还是理论研究，都应以开放的、发展的目光，基于文化平等交流这一本质诉求，深刻把握翻译自治性，并充分认识翻译的成长性，以期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

关键词: 多元系统论; 翻译定位; 翻译自治性; 翻译成长性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始关注并陆续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出版《历史诗学论文集》一书，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与方法(刘军平 2009：330)。学界普遍认为，埃文－佐哈在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以及列维、波波维奇等东欧学者的翻译研究基础上发展形成多元系统论，其出现对于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直接推动翻译研究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并且在欧美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描述翻译学、翻译操纵学派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等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国内译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解多元系统论，随着介绍与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我们理解翻译本质、解释翻译现象、反思翻译规则、考察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新的思路，不少学者从理论探讨与译介考察(尤其是外译中)等不同维度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如张南峰(2001，2008)、谢天振(2003)、廖七一(2004)、邵璐(2004)、姜秋霞和郭来福(2007)、吴耀武和张建青(2010)、王雪明和杨子(2012)、孙昌坤(2013)等。同时，多元系统论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争议，其自身不足以及实际运用中的误读、误用等一度成为翻译研究界颇为关注的论题。

进入新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特征，尤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大力实施以及信息技术与翻译科技的突飞猛进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下，翻译的路径、形式、方法、功能与目标等都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在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语境中，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如何理解翻译活动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些迫切需要译学界对翻译的本质、定位、功能与价值等翻译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而翻译的定位、选择与可接受性等正是多元系统理论专注与关切的主要内容，它带给我们的某些启示或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学外译中凸显出的翻译根本问题的认识。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多元系统论的部分核心概念与重要观点重新展开思考。

2、翻译定位与翻译自治性

文学译介是最好的文化传播与推广方式之一，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文学的外译是必由之路。在近期关于翻译的探讨中，不少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路径、翻译形式与内容以及时代对翻译的要求等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翻译观念与翻译研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翻译观念、对翻译重新进行定位。认识翻译，无疑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尤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文学外译的背景下，要回答“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的双重之问，首先必须深刻把握文学翻译的本质、目标与价值。目前国内译学界就中国文学外译基本问题的探讨往往会难以切中要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翻译的定位与理解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片面的认识，亟待澄清。

多元系统论将翻译视为目的语系统内的一个事实，从而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实践的过程中、置于目的语整个文学与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确定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埃文－佐哈认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多元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系统”，并就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地位究竟如何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由于翻译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人们很有可能由此推断，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也长久处于边缘地位，其实事实绝非如此。”(埃文－佐哈 2008：221)他进而提出，在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可能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即“(a)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当文学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 (b)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当中)或‘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c)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埃文－佐哈 2008：222)。在此基础上，埃文－佐哈指出，“不仅是翻译的文学－社会地位是由它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翻译实践本身也从属于这一地位。”(埃文－佐哈 2008：226)也就是说，翻译实践与翻译结果的产生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程度也主要受制于多元系统及其业已形成的规范。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它往往是创新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现出一种旨在打破传统规范的革命性，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于体现译文的“充分性”，翻译会成为更接近原文的充分翻译; 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它便趋于保守，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于体现译文的“可接受性”，译文往往是不充分的翻译，对原文的忠实度因而大大降低。

国内译学界普遍认为，埃文－佐哈就翻译文学地位阐发的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以用来解释翻译史上的某些现象，如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来看，有学者分析指出: “参照这三种情形去观照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似乎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谢天振 2003：64)。西方翻译研究者虽有所质疑，但总体上仍持肯定态度，如巴斯奈特认为: “尽管这种表述略显粗陋，它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它为我们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描述过去和现在的形成力量，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巴斯奈特 2008：289); 赫曼斯虽提出埃文－佐哈对“弱势”“边缘”的评价性论述“并不明晰”，但同样认为多元系统理论“足够灵活，富有包容性，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形和事例”，“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认知工具”(赫曼斯 2008：310)。

诚然，多元系统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对翻译进行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考察，摒弃了价值评判式的传统翻译研究模式，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野与途径，但对于埃文－佐哈的上述观点，我们认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疑问，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首先，翻译文学到底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何种地位? 只有明确这一点，才有可能论及翻译、翻译实践与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之间的所谓“从属”与“决定”关系。然而，对这个根本性问题，埃文－佐哈的观点明显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他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能处于中心地位，也可能处于边缘地位，但同时他又明确表示:“迄今为止，从多元系统的观点进行分析的历史材料是很有限的，还不能提供任何深刻结论，以说明翻译文学处于特定地位的几率。像我一样，其他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开展了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翻译文学‘一般’倾向于处于边缘地位。”(埃文－佐哈 2008：224)这就不能不令人疑惑，是否埃文－佐哈对于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判断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且他提出的翻译文学可能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也仅仅是翻译史上的个别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倘若如此，是否可以进一步推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实际上处于边缘而次要的地位?

其次，如果说翻译实践本身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具体而言，即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结果的充分性和忠实度都在根本上由这一地位所决定，那么翻译活动本身固有的创造性本质特征该如何看待? 在埃文－佐哈看来，当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时，“它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不产生影响，它所模仿的是译语文学中的主导类型早已确立的传统规范。”(埃文－佐哈 2008：223)也就是说，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种种选择时，他必须以目的语为价值取向，只能依据在目的语文学－文化系统中已经形成并固定下来的规范进行抉择。由此，他认为，“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 翻译本来是向文学引入新观点、新内容、新特点的方式，现在却变成维护传统品味的方式。”(同上)也许，悖论的并不是埃文－佐哈眼中的翻译本该如何与翻译事实如何，而在于他对翻译活动的创造性本质没有给予深刻的揭示。毋庸置疑，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具有自身稳固的本质特征，正如许钧所言，“如果我们从翻译历史来看，会发现，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也不论翻译形式、内容、手段、媒介等如何变化，翻译的本质都不会发生改变”(刘云虹、许钧 2016：96)，而创造性就是翻译活动的根本属性之一。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翻译活动的缘起、必要性和根本目标都在于一个“异”字，无论语言的成长，还是文化的丰富与发展，都离不开经由翻译实现的沟通与交流，离不开经由翻译引入的异质语言文化因子。从语言层面来看，德里达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在孤独中萎缩、贫瘠、停滞、病态”，正是通过翻译，“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的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德里达 2005：18) 从文化层面来看，许钧指出，“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在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许钧 2014：268) 可以说，倘若离开了翻译的创造性，一切的交流、丰富与发展都将无从谈起。

不难看出，以上两方面疑问其实指向的是一个关键问题，埃文－佐哈虽然明确主张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多元系统中加以考察，并强调“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的共时与历时的演进中，都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刘军平 2009：338)，从而，也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归属，但理想和现实之间似乎难以逾越的鸿沟让他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无法抉择，并最终导致对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定位缺乏更为明确、科学的把握。那么，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究竟如何? 对此，法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做出了十分中肯的回答。他认为，对文学翻译的任何考察与分析，都应在关于“文学移植”的总体理论中进行，因为从异域文学作品被发现、被关注，到产生引导性介绍，再到通常不太完善的部分翻译，最终迎来真正的、经典的翻译，文学移植有其自身不同的形式与阶段，而“翻译文学”的概念却混淆了文学移植与“翻译”这一文学移植的中心时刻(Berman 1995：56－57)。在贝尔曼看来，“翻译文学的地位既不是边缘的，也不是中心的”(Berman 1995：54)，实际上，“翻译文学并非融合于本土文学”，“而是构成一个单独的、自治的区域，其中混杂并存着预翻译、引导性介绍及以上提到的多种文学移植形式”(Berman 1995：58)。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文学移植等同于外国文学的本土化，那么，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只能是一种由目的语文化的文学‘规范’主导、以可接受性为原则的改写过程。”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翻译是在某一时刻‘恰当的’翻译。‘恰当的’并非指向原作，而是针对目的语文化。‘真正的’翻译就是可接受的、将异域作品‘传达’并‘融入’目的语多元系统中的翻译。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结果: 决定译者行为的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揭示’异域作品的愿望，而是目的语文化开放或封闭的(相对)状态。”(同上)可见，多元系统论之所以在翻译文学定位问题上存在模糊、暧昧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对文学移植的阶段性及翻译活动的自治性仍缺乏充分关注与深刻把握。

翻译活动具有自治性，其本质特征与基本事实不容忽视。我们知道，由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多重差异，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沟通与建构因而被视为翻译的两个重要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充分把握翻译活动的创造性和历史性，这不仅是对翻译及其价值的基本认识，也是发挥翻译功能的根本保证。就翻译创造性而言，除了上文论及的语言与文化维度，它还显著地体现在社会层面，“从社会角度看，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刘云虹、许钧 2017：84); 就翻译历史性而言，翻译活动涉及到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要素，而这些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无一例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基于翻译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特征，歌德提出翻译的三个阶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翻译方法，梅肖尼克提出翻译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强调“时代可能性”对于翻译活动的制约。因此，无论认识翻译，还是定位翻译，都必须充分尊重并深刻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与基本事实，尤其在目前中西方文化接受语境存在明显差异、中译外与外译中之间存在明显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考察与理论探讨更应立足于翻译活动的自治性，唯有如此，才能对丰富而复杂的翻译活动有更深入的认识与把握。

3、系统的动态变化与翻译成长性

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埃文－佐哈立足于“系统”和“多元”两个核心概念，提出其多元系统理论。“系统”在于揭示一个事实，即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须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多元”则在于摒弃索绪尔的静态结构主义观，主张“把符号系统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埃文－佐哈 2002：20)。在《多元系统论》一文中，埃文－佐哈首先区分了“静态系统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提出“不能再把系统性这个概念错误地等同于有系统”，并明确指出，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线。这个术语强调，系统内部是多重交叠的，因此其结构性是非常复杂的; 它还强调，不用假设系统必须具有同构性才能运作。认识到系统的历史性(这对于构建较接近“现实世界”的模式十分重要)，我们就不会把历史事物错误地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与历史无关的事件。(同上)

在埃文－佐哈那里，系统不再被假设具有单一性和稳定性，相反，多元系统论强调文学是一个多样、动态的系统，并且，正如赫曼斯所言，“它以内部的对立和持续的转化为特征”(赫曼斯 2008：309)。对此，埃文－佐哈指出，文学系统中主要存在三种对立关系: 经典化与非经典化阶层之间、系统中心与边缘之间以及主要与次要，即创新与保守之间。这三种对立关系并非系统内固化的存在，而是在社会、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具有普遍而持续的张力。正因为多种对立所产生的对抗、矛盾与张力，系统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处于“永久的变化状态，永不停息”(同上)。同时，多元系统理论关注文学多元系统与其外部系统，即相邻系统之间的关系，认为“任何符号(多元)系统(例如语言、文学)，都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多元) 系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从属于后者，并与后者同构，因此与这个较大的整体以及整体内的其它组成部分有相互关系。对于文学与语言、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有何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多元系统论提供的假说没有其他理论那么简单化。”(埃文－佐哈 2002：23)也就是说，“文学多元系统就如一切社会文化系统一样，既是自治的，又是他治的(即会受到所有并存系统的制约)”(同上)，在文学和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与其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因素之间，在文学系统与相邻的社会文化系统之间，同样存在复杂、动态而开放的多元关系。

就文学翻译而言，埃文－佐哈认为应摆脱传统的价值判断式话语，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多元系统中，在历时与共时结合的视域下，从翻译行为赖以发生的语境、历史与特定文化条件等更广泛的层面，考察影响翻译生产与接受的规范、约束机制以及翻译在特定文学、在文学文化互动中的地位与功能等。在赫曼斯看来，“一种理论如果产生出新的观察和解释的方法，就会越来越吸引人”，他明确指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多元系统理论可以为翻译文学的系统性研究提供框架”(赫曼斯2008：310)。这就意味着，多元系统论在翻译研究上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其对翻译行为、翻译现象的观察力与解释力。刘军平同样认为，“多元系统翻译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翻译现象”(刘军平 2009：337)。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关注翻译过程所面临的复杂与互动关系，反对以静态的、非历史的翻译概念探讨翻译行为与翻译规范等，并立足于以异质、动态、开放为基本特征的多元系统来考察翻译行为、解释翻译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翻译活动，进一步把握翻译活动所具有的成长性本质特征。

（文中多次援引此书观点，这是今年新出第二版）

传统翻译研究往往局限于从狭义的翻译过程来探讨“译本是如何产生的”或从既定的翻译结果来考察“译本是如何被接受的”等问题，往往缺乏对文本生命诞生、延续和发展的整个生成历程的关注与探寻。实际上，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完结，而恰恰是在贝尔曼所说的“异的考验”中翻译成长历程才开始。对翻译成长性的认识与把握将促使我们真正将翻译视为作品“来世的生命”(本雅明 2005：5)，并从系统、动态与发展的角度综合考察翻译的形式与内容、过程与要素、内部机制与外部影响等诸多内容。我们认为，翻译的成长性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翻译作为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建构和反映。翻译沟通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它应建立并实现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对话。无论沟通与对话，翻译都意味着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联系，并促成各种关系的发生。我们知道，在语言转换的背后，翻译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过程，处于包含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文本内外多重要素在内的互动系统中，无论翻译自身的存在，还是翻译行为的展开，都指向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范围，并深受各种关系变化的关联与影响。因此，翻译活动就根本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我们之所以说翻译与时代共生，意欲凸显的正是时代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应该看到，正如多元系统理论所揭示的那样，随着时代发展，翻译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关系与各种条件都不可能孤立或僵化地存在，而是处于互动与发展之中，关系的演进与条件的积累将为翻译成长提供直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译本对于原作的生命“馈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无论就译本的生成与延续，还是就读者对译本的历史性阅读、阐释与接受而言，翻译可以说永远面向未来，面向自我与他者关系中的无限可能。我们知道，“翻译的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空间里赋予原作崭新的生命、打开原作所承载的一段语言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崭新历史”(刘云虹 2017：614)，所谓翻译“定本”的不可能、复译的必要性，都体现着翻译不断更新与完善、不断丰富与成长的内在需要。

其次，翻译作为一种“不可能性的必要性”(德里达 2005：18)。在巴别塔的隐喻下，翻译中似乎总是存在种种矛盾，翻译在哲学意义上面临“必要性”与“不可能性”的悖论，却又在现实层面承载着克服差异与表现差异的双重目标。如德里达所言，“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德里达 2001：24)，同样，那些以异质姿态强烈抵抗翻译的障碍和限制之处恰恰构成了翻译的成长空间。从多元系统论所强调的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动态、开放的互动关系来看，无论异与同，或是新与旧，相互对立与矛盾所带来的张力将促使翻译活动居于其间的语言社会文化系统永远处于变化与发展之中。语言文化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同时代性的不可能以及系统不断变化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极限被打破、被延伸，翻译在“困境”中不断寻找新的生长可能，并最终在其不断拓展的可为空间中孕育出译本崭新的生命。翻译是“具有建构力量的一种生命存在”(刘云虹 2017：614)，在极限处获得成长的潜能，这正是翻译自身生命力的体现。

翻译活动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不可能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地完成，翻译活动受社会文化语境中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一基本事实与中西方文化接受的不平衡现状更表明，中国文学外译必然要经历漫长甚至曲折的发展过程。近期颇受各界关注的《西游记》外译就是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从18世纪的日文翻译、19世纪的英文翻译，到20世纪的法文、俄文、德文翻译，从最初的篇章翻译、选译单行本、删节本，到最终英法俄德四种语言各自的全译本，近三个世纪的翻译活动既是曲折漫长、不断发展的文学经典译介与传播历程，也是中国古典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与接受历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学译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有多重因素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许多 2017：5)无论就翻译实践考察还是翻译理论探讨而言，深入认识与理解翻译的成长性，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以历史的、发展的目光，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高度，理性看待当下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中翻译在其定位、观念、方法与价值等层面遭遇的问题与困惑，尤其对于警惕翻译观念与翻译行为的功利主义倾向、进一步认识与把握翻译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4、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巴斯奈特十分中肯地表示，“多元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如此之多的道路，因此，在之后的10年里它主导了人们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巴斯奈特 2008：289)。但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或多或少会遭受质疑，多元系统论自然也不例外，对它的批评声音同样并不鲜见。在此，我们无意于对这一理论本身加以评判，而是希望借助它带给我们的某些启示，对当下中国文学外译中实践与理论层面凸显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就目前而言，对翻译定位以及翻译本质与价值的深入认识是澄清问题、解除困惑进而切实推进中国文学外译实践与研究的必要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深刻把握翻译自治性并充分认识翻译的成长性，这不仅是多元系统论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真正以开放的目光、基于文化平等交流这一本质诉求来看待与探讨翻译的重要保证。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16BYY009)

作者简介

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原载《外国语》2018年第4期，第94-100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